黃炎培日記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黃炎培日記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共209頁。

兩年前，有位中國的朋友告訴我：刻在整理將出版的黃炎培(1878-1965)文字裏，其日記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值得留心。沒想到，這一晃已經超過兩年，卻還遲遲不見出版。今年六月自己在搬書之際，無意間想起之前曾買到的《黃炎培日記摘錄》，於是隨手讀來，深感興味，值得在此推薦。

黃是江蘇川沙人，畢生奉獻於職業教育的工作。後來他參加政治活動，最令人的醒目就是在1941年時，與沈鈞儒(1875-1963)、張瀾(1872-1955)等人共同籌組發起「中國民主政治同盟」，嗣後更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在共產黨在中國勝利、國民政府輾轉遷臺後，黃氏初係居留在香港，後來則受邀返回北京，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民主」人士的代表。這部《黃炎培日記摘錄》內容，主要乃關於1937年至1949年間思想和活動，特別是國民參政會的活動與議案情形尤多。

綜觀日記，可以藉此窺見一位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洪流和環境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譬如言及黨義∕主義對近代中國民眾的生活危害之深，然國府卻屢以實施「訓政」為由，將三民主義視為最高鵠的，並且罔顧民權的意義。蔣介石便在於國民參政會嘗有發言：「學校機關勸人入黨是好意，入黨是國民義務。憲政實行之後，當然是多黨制，但訓政時期則否。各黨派只要不違反三民主義，政府定扶助之。」如果對照到現今臺灣社會瀰漫一股以黨領政的氣氛，不禁要覺得彷彿是歷史悲劇的重演了。

至於戰爭期間，軍官∕軍人的地位提高，權勢擴張，導致風氣敗壞，也是頗值注意的現象。這樣的情形甚至讓原本屬於施教環境的學校，幾乎淪為政治教條與宣傳的場域，有人即提到當時辦學之難有三：一為軍事教官之驕蹇，二係黨部與三青團間排擠，三是經費甚窘，無從獲得。觀乎前兩項，頗能見得政治力影響教育園地。而且壓迫愈深，反使一般百姓噤若寒蟬，無意參與政治，遂有離心離德的情況產生。黃氏日記記載成都茶館酒肆尚有「莫談國事」之禁條，可見情形一斑。

此外，「黨化」的現象還影響到學術圈。朱家驊(1893-1963)任中研院院長，早為時人詬病，日記轉述傅斯年(1896-1950)的話，說「公推三人候選，請政府擇一任命。政府則派朱家驊，以其為黨員，而三人非黨員也。」相信現存的「傅斯年檔案」定能顯示此事件始末。又書中有親訪共區延安之始末，可與作者另一本《延安歸來》相互參照；戰後的「清查敵偽財產團」，頗令人質疑，蓋因無須接受參政會或立法機構審查，有人疑為主事者係軍政大員，或黨國要人緣故；商人走私渡黃河，必先賄賂守軍，不料共軍喬裝走私商人，竟一舉殲滅地方守軍。諸如這些許多點滴，不啻可做為研究1940年代中國的參考，亦能見當時社會情況。

孫元良詩存

孫元良，《孫元良詩存》，臺北：張萬明刊行，1994。隨書附圖若干，共84頁。

前些時候偶在書店見到《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係由某家出版社再版。有書商願意賠錢來經營文史書籍的流傳，可謂功德無量，善事一樁。於是遂又憶起自己去年曾在中研院圖書館裏讀到另一本奇特書名《地球人孫元良日常事流水記》。我自己則有次跟唐老闆到「古今書廊」開張的新店中尋寶，也見到孫元良(1904-2007)的詩存，經過網路查詢，僅中壢的中央大學圖書館有藏，甚覺珍貴，故特此介紹。

孫氏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四川華陽。他的一生多采多姿，是黃埔軍校和國民黨歷史的寫照，不但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還曾參加過北伐、抗日、國共內戰等重大戰役。中華民國政府曾頒贈陸軍二級上將，不過有個綽號「孫飛將」，乃共黨諷刺他不以逃跑為恥。孫氏後代也相當知名，其子孫祥鍾，即藝名「秦漢」的電影明星。

《孫元良詩存》乃隨詩有「附記」，當中有兩則深具史料價值。藉此舉出略為說明。第一例是〈戰白雲山〉，記黃埔軍校東征之役。作者時任第一旅第二團第一營第一連的上尉連長，詩作以寫實的方式呈現。又有〈悼廖黨代表二首〉，孫氏當時以腳疾住院，廖仲愷(1877-1925)被刺殺之初，也是最先目睹其遺容之人。

春泥館隨筆

黃曾甫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室委員會主編，《春泥館隨筆》，長沙：編者印行，1990。附作者八十肖像一張、勘誤表，共205頁。

此書原為《長沙文史資料》增刊，共分四卷，分別題為「雪泥鴻爪」、「前輩流風」、「湘故軼聞」、「藝海鉤沉」。作者黃曾甫(1912-2001)，長沙人，同時是一位實業家和文史專家。他在1935年自湖南大學畢業後，歷任中學教員、隱儲女校校長、《湖南戲報》主編等職。抗日戰爭初期，黃氏任長沙市戲劇界的抗敵後援會主席。40年代後，先後合資在長沙、貴陽、重慶經營捲煙廠、火柴廠、錢莊等，任董事長、總經理、廠長等職，曾任長沙市私營煙廠聯誼會主任、長沙市商會常務理事。1949年，面對國共內戰情勢，黃則選擇參加湖南的「解放」活動。1950年任長沙市工商聯籌委會秘書長，次年將所經營的湘中火柴廠捐獻給長沙市人民政府生產教養院。後在市民政局、文化局任職。1957年錯定為「右派」，直至1978年始遭平反。晚年時，黃曾甫從事文史研究，曾任長沙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兼職副主任，是民建長沙市委顧問。

《春泥館隨筆》是一部地方耆老記載湖南省的筆記著作。「雪泥鴻爪」主要是描述當地地方名勝，像是城隍廟信仰與各地「八景」；又包括名人舊居，如革命元老黃興(1874-1916)的故居與祠堂。「前輩流風」記載作者親見親聞的名人掌故，內含政治的譚延闓(1880-1930)、馬寅初(1882-1932)、唐有壬(1893-1935)，學術的楊端六(1885-1966)、周鯁生(1889-1971)，報界的劉鼒和(1870-1929)，法界的陳長簇(1876-1960)，商界的曹商隱(1894-1965)等。「湘故軼聞」則涉及社會現象，如最早在長沙設立的鄉村女學堂、國民革命軍的〈會師武漢歌〉。最後的「藝海鉤沉」，寫的是關於影劇往事，包括京劇、湘劇、新式話劇、昆腔等人事物。

除了增添吾人對湘省地方清末民初的文史情況瞭解外，我覺得書中最值得參考之處，是關於1920年代「北伐」的內容。眾所周知，湖南在「北伐」期間因共產黨屢屢發動農民暴動，所以受創最鉅。由於當時作者還只是一名在私立青年中學就讀的學生，故於社會上發生若干事情和印象，能以平常的心理敘及，且相當深刻，故在隨筆裏娓娓道來，頗可吸引讀者。

還有一則何鍵(1887-1956)治理湖南時採用「游行廣告稅」的內容，讀來相當令人噴飯。所謂「游行廣告」者，泛指任何可以達成宣傳效果的「廣告」，皆須按規定繳納稅金：如以人肩負廣告牌示、馬車或汽車上有廣告字樣等，均一律必須納稅。此舉惹來不少民怨，也顯示當時地方軍系如何籌資財源，可見一斑。

可惜此書的訛字甚多，有不少重大錯誤。如標題「劉少少誓不帝表」，讀該則的內容可知係為袁世凱(1859-1916)洪憲稱帝一事，應為「誓不帝袁」才是；又如將中共早年創黨名人鄧演達(1895-1931)的「演」字，誤植為「滨」，類此甚多不一而舉。

湘雅摭殘

不著撰人，曾卓、丁保赤標點，湖南圖書館藏，《湘雅摭殘》，長沙：岳麓書社，1988。共858頁。

湖南非但有多位名人之外，該省由於文風薈萃，亦孕育不少的學者詩人。我手邊的這本《湘雅摭殘》，就是登錄有清代道光至民國初年，由文人詩詠的作品八千首舊體詩史料集。據該書的「出版說明」指稱，編者對於所錄各詩家的身世、經歷皆有所說明，其中的內容不乏涉及太平天國、義和團、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自立軍、辛亥革命、洪憲帝制及民初軍閥割據等情形，或親躬其役，或多有耳聞；有許多文人的詩集雖然無從得見，但透過本書的抄錄，卻可以留下痕跡，還有重要史實。

雖然傳統社會文士的舊體詩，篇帙相當眾多，而且內容經常難於窺探，非有相當的古典知識素養不可。但我私意認為：若是有人可以披沙檢金，找尋當中深具意義的部分，不妨亦能提供偌大助益。像是本書便具有如此功能，我自己曾因而獲益甚多。此處略舉幾位我所得見的清遺民說明。第一位是長沙人黃昌年，曾任光緒年間翰林，書中說他「鼎革歸里，高隱深山，不履城市。惟愴懷故園，感傷時亂。」載有〈新萬古愁詞〉，堪稱詩史。內云：「錦繡神皋，卻被那眾乖龍無端翻攪。新簇簇，戴一頂洋裝帽，提一個軟皮包，說是國民榮耀。程度也增高，要這虛矯。新進士你作甚麼偽經考，名孝廉你創甚麼國民報，老狀頭你上甚麼荐賢表」，「南北郊，吹洋號，東南陵，修鐵道，學堂齊設大中小，殿廷也要個指揮刀。游學生，拿腔調，警察兵，苛屎尿，無非剽竊外國的皮毛」，語帶諷刺形容那些清末新政下百官與社會各界醜陋的樣態。黃並在民國後曾經任職「船山學社」社長。

另一位陳嘉言(1851-1934)，係衡山人，民國後也參與「船山學社」，卒年八十餘。辛亥革命後有多首詩作述說自己心境，如〈辛亥冬自漳州棄印還湘舟泊昭潭〉有句曰：「東陵明歲瓜田守，故國新添一老農」；〈辛亥冬月感作〉云：「睡起西山滿蕨薇，今人歌笑昔人非」，充斥黍離之悲。

還有位湘鄉人傅毓湘(1845-1922)，據稱「鼎革歸里，不聞理亂」，生前自定葬地，並撰墓聯云：「梅花明月幽人宅，蘭芷香風故國魂」，並有〈過栗里懷靖節〉，以效陶淵明(365-427)自許。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

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香港：明窗出版社，1988。共311頁。
近代中國的湖南一直是很特殊的地理區域。除了著名的「湘軍」外，湖南也是唯一支持清季戊戌變法的省分；而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該省的「農民運動」風潮最為浩大，造成多名的地方士紳接連慘遭整肅致死。非惟如是，湖南還曾「出產」了多位影響現代中國的名人，像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譚嗣同(1865-1898)、黃興(1874-1916)、楊度(1875-1931)、譚延闓(1880-1930)、蔣廷黻(1895-1965)等。當然最廣為人們熟知的，就是被譽稱為「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1893-1976)。
有關毛澤東個人生平和傳奇，始終充滿謎般的色彩。尤其是對毛氏早年活動，知悉內情的人則更少。這部《我和毛澤東行乞記》，似乎提供給我們許多精彩而不為人知的一面，充分展現青年毛澤東的思想和行為。
作者蕭瑜(1894-1976)，又名子昇，字旭東，湖南湘鄉人。青年蕭氏其實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時，與毛澤東、蔡和森(1895-1931)號稱「湘江三友」，廣受注目。1918年4月，三人又發起成立「新民學會」，由蕭擔任總幹事。不久他赴往法國勤工儉學，亦是湖南當地主要的策動者之一。在1924年回國後，蕭瑜先後任中法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華北大學校長等，此外也加入國民黨，參與政治活動。1949年，蕭氏跟隨國府前往臺灣，後來從事於教育工作和事業，最後移民在烏拉圭去世。
根據蕭氏自詡：本書是「記述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誕生和有組織的發展」之著作。從作者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毛氏那種個性偏執、平日不拘小節、又喜爭鬥、相信「征服」別人才具有德行等性格。非惟如此，書中還透露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辛。譬如，有湖南第一師範的「孔夫子」稱號楊昌濟(1871-1920)，原先打算將女兒楊開慧(1901-1930)嫁給作者，惜作者已先婚，故締造毛澤東與楊家的婚姻。此外，蕭氏談及蔡和森，說他「為人缺少創發力和推動力，又不願在任何事上求助於人」。講到楊度(1874-1931)，認為某些程度確實影響了同鄉的毛澤東，這點倒是極少有人提及。1914年「新民學會」的組成，乃至分裂的經過，作者也提供了相當充分的說明。
1916年暑假，蕭瑜臨時起意，決定以行乞的方式到各地基層體驗生活。這項空前的作法引來毛澤東的高度興趣，兩人遂結伴而行。該趟「行乞旅行」，不但增加了雙方的瞭解，也促使毛日後思想的激進化，成為加入共產黨的契機。作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其中經過，並詳述毛何以未曾參與留法勤工儉學理由，還有關於與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經歷。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最先是在1959年由英文寫成，當然原來所設定的讀者群，係以洋人為主。因此，內容不免深具「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色彩，讀者亦能從序言委請知名的國際作家林語堂(1895-1976)來寫，可以窺知一二。

關於美國兵

黃裳，《關於美國兵》，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7。共142頁。

美國跟中國的外交關係，從上個世紀以來便處於千絲萬縷的情緒之中。一方面，近代的中國和美國關係密切，無論在學術、思想、政治、社會、經濟等各層面均影響至深；另一方面，美國在廿世紀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性格也讓中國深受其害，基於反殖民的要求，內部始終民眾有反對的聲浪出現。這部《關於美國兵》，便以此為題材，在國共內戰期間成為相當引人注目的著作。

作者黃裳(1919-)，原名容鼎昌，回族，祖籍山東益都，出生於河北井陘。黃裳是其筆名。他曾在南開中學和交通大學就讀；1943年至1946年間，先後出任美軍翻譯，奔波於成都、重慶、昆明、印度等地。在1946年後，黃裳定居上海，直至1956年期間，又任《文匯報》記者、編輯、編委，擔任上海電影系統創作所編劇、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上海文聯委員等職，著有大量散文。

本書主要乃作者根據自己任職美軍翻譯工作的回憶而成。究其實，有幾點現象深值注意：首先，雖然站在描述美軍立場，不過有時也提及中國內部統治當局的情況。譬如提到「中央訓練團」的設置，說明國民政府透過新成立的組織∕制度，進一步強化和鞏固思想統治；作者對此情況頗感「不屑」。又如派遣至印度的滇緬遠征軍，無論長官或士兵，皆比照美國軍人生活；儘管未必全然一致，但待遇都較「大後方」的軍人為優，更遑論前線作戰的部隊。

其次，黃裳顯然對美國兵的看法與態度是愛恨交織的。因為這些美軍，使得他的人生有機會碰觸、甚至瞭解到那些深層的「洋人生活形態」，結識許多來自遠方的朋友；不過，更多時候作者也特別感受到中國人對美國人過度奉承阿諛，以致屢屢帶來情勢的誤判。此外，我覺得作者筆下描述的洋人洋將，也能特別糾正以往我們的誤解。

總之，《關於美國兵》是一本反映時代的著作；既可做為近代中美關係之一章，又能藉此深入瞭解中國進行抗日戰事的動員和準備情形。其實臺灣在終戰後的1950年代初期，仍受美援所資助及影響，若能比較兩者之關係，說不定可窺探國府對於內在結構所出現的變遷為何。

最後我還要提到：本書亦為朱伯父藏書。惟書名扉頁有鋼筆字「蕭荻兄正之 作者特贈 三十六年四月五日」，我估計極可能是朱伯父購自臺北的舊書攤。能夠在多年後獲得黃裳致贈他人之書，巧合不可不謂有緣矣！

生平自述

黃造雄，《生平自述》，竹南：作者刊行，1963。附照片2張，共43頁。
在這本短薄而約二萬多字的小冊子中，身為浙江義烏人的作者黃造雄(1901-1989)，寫下了他前半生不平凡的遭遇。黃氏原名兆榮，1920年代因追隨國民革命，被軍閥孫傳芳(1885-1935)追緝而改今名。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他曾任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又上海市教育會理事長，終生參與黨務和教育工作，直到國府遷臺還任國民大會代表。
《生平自述》提到了幾點作者值得被紀錄的史實。第一、他說到農村底下的士紳行為過於跋扈，基於改造社會的心態，求學時有意投考法政學科，目的是為了「改良」社會。儘管後來黃氏的工作走向有了變化，不過見微知著，頗能印證當時一般青年的心態，何以對法政充滿興趣及信心。其次是黃造雄投考瀋陽高等師範學校，書中有二至三頁描述學生生活情節，頗可參考。原因係1920年代時，北洋政府教育經費短絀，各省辦學均自行籌措經費，獨東三省在張作霖(1875-1928)統治下，可稱優渥。此外，黃氏在畢業後也並未留居東北，反而為了響應革命，南返加入黨務工作。
第三處有關本書作者生平最重要的事蹟，乃參與創辦私立君毅中學。該校係國民革命北伐時，上海市黨部工業部的張君毅為黨捐軀，結果由作者與周致遠等人發起紀念緣故，嗣後則又在杭州設置分校。而本書作者黃造雄是在周氏辦校積勞成疾去世後，旋任校長，貢獻出力最多；直迨來臺，君毅中學仍於苗栗復校，現刻在竹南鎮公義路245號。由於該中學本以紀念黨員而設，自然辦學和日後國府的黨化教育有關，而許多黨國名人均是該校董事，像于右任(1879-1964)、潘公展(1894-1975)、吳開先(1898-1990)等；至於畢業的學生出路，據書中所稱，30年代大多投考軍校或航空學校。等到上海經日軍攻陷而成「孤島」，許多肄業的校友，多加入「戰時工作服務隊」，為抗日蒐集情資。換言之，君毅中學在中日兩國戰爭期間，身負教育文化抗戰的地下工作之責。
這本書最後需要指出來的，是作者附錄的〈奉教育部令第三次返滬從事地下工作被捕慘痛追記〉，詳述個人在二戰期間所受的種種虐刑，包括：電擊、灌水、飛機刑、老虎凳刑等。該篇長文頗能為敵後工作人員的一段辛酸血淚史略做註腳。

家住書坊邊

林海音，《家住書坊邊》，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7。附照片若干，共279頁。

既然談到林海音(1918-2001)，那麼索性介紹她的另一本回憶錄——《家住書坊邊》。「書坊」係指著名的文物市場「琉璃廠」，內容講的是作者早年居住在北京這個古都，對於相關人物、環境與景物等各方面的憶述。不過，書中當然不止只有北京歲月的一段，還涉及到諸多豐富的事蹟，增添我們對林氏個人精彩生平的瞭解。

例如作者的父親林煥文(1889-1931)，一生經歷頗值稱述。他曾擔任新埔公學校老師，深深影響了當時還是學生、後來成為知名的作家吳濁流(1900-1976)；此外，又參與過1924年在北京召開的「華北臺灣人大會」，對臺灣的「治警事件」表示抗議。另一位花費不少篇幅描寫的人物是夏仁虎(1874-1963)，提到其〈枝巢九十回憶篇〉這首自傳詩，還有他的退宦生活著作等。多年前我讀過夏氏的《舊京瑣記》，此書則給我更多夏私人生活裏的材料。

而林海音最被人廣為傳頌的小說《城南舊事》，可以從《家住書坊邊》得知她許多寫作素材得力之所在。有意思的是，林氏年輕時當過報社記者，她筆觸下有關北京∕北平市井風貌的描述，有別於文學小說部分，回憶錄無疑可以給我們更確切的圖像。

除了作者個人憶述外，本書另有友朋的回憶文字，頗值參考，可進而瞭解其人其性。

剪影話文壇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附照片若干，共276頁。
有關臺靜農(1902-1990)為人題籤封面的書，我的印象並不算多。他的書法也是獨具一格，始終深受行家所喜愛。這裏要介紹的《剪影話文壇》，便係當中一部相當暢銷的小品，還獲選1984年臺灣最具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
作者林海音(1918-2001)女士，原名林含英，臺灣苗栗人。林氏最為人熟悉的事蹟有三：第一是她在1960年以小說《城南舊事》而聞名。該書乃關於林海音童年在北京生活的五則小故事，後來曾改編成電影。第二是隔年，林最先提出「純文學」這個概念，倡籲要以不含政治及商業目的來創作文學，而具體的表現是成立純文學出版社，創辦《純文學雜誌》，結果培育無數青年作家，影響臺灣文壇甚鉅。最後，林海音令人稱羨是與筆名「何凡」的夏承楹(1910-2002)共組家庭。夏家為書香門第，夏承楹本人非惟《聯合報》主筆，其父親即為鼎鼎大名的《舊京瑣記》作者夏仁虎(1874-1963)。
本書能夠獲致時人欣賞，約有幾項特點。首先，以作者在文化界的人際關係，撰寫她所熟識的文壇作家軼事，可謂得心應手，而且入木三分。於此，讀者可以窺探戰後臺灣文藝活動的情形，許多內容都極具價值，不乏史料的意義。其次我認為最值得的地方，是林氏獨具匠心，保存大量的影像資料。誠如她在書中提及：由於喜愛拍照，照片簿於是成為作者的「資料庫」；作者是用這些剪影紀錄為主，配合回憶文字而成，隨之下筆。換言之，這部書非僅具有回憶錄的性質而已，更重要的是挖掘林內心潛藏思維，並不預設任何敘事陳述，每篇文字各自獨立，卻又彼此相關。無怪乎臺靜農對此彌足珍貴的照片，直稱「這也是一種文獻」。
當我讀到林海音一次次談到自己所認識的文壇友朋時，彷彿以前國文課本熟悉的作家名字，又紛紛從腦中浮現出來。林語堂(1895-1976)、蘇雪林(1897-1999)、謝冰瑩(1906-2000)、凌叔華(1900-1990)、林良(1924-)、琦君(1917-2006)等人的生活側面，透過文字重新讓人有更深的認識。當然，過去我所一知半解的文化傳奇人物，也藉著本書可以細細品嚐咀嚼，摩娑其人當年景象。像是曾在武昌街擺書攤的詩人周夢蝶(1921-1980)，書中有他的兩張照片，一睹其風采。《兒子的大玩偶》作者黃春明(1935-)則是類似的情形。令人驚訝的是，還有機會看到今日頗具爭議的《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年輕時的照片。
《剪影話文壇》也提供了數則掌故，可供進一步探索。譬如，1951年有「臺灣青年文化協會」，舉辦夏季鄉土文史講座，參加的人俱為社會青年，講師有楊雲萍、黃得時、陳紹馨、戴炎輝、方豪等；社會流行的「湘女多情」一語，原因係指湖南當地女性喜嫁為軍人之妻，而外省籍軍人駐紮湖南，多娶湘女，故乃讚美湘女情意緣故；1948年5月5日在上海舉辦第七屆「全國運動會」，華北、東北因國共內戰，軍事告急，兩地選手無法籌錢前來，結果海軍出面免費載送。等會後結束，海軍以另有任務不再負責接送，遂使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夏承楹出面呼籲援助北方選手，最後圓滿達成。我覺得這些零星的故事，似乎可以加以發揮，或能從中得其歷史意義。

澳門雜詩圖釋

汪兆鏞著，葉晉斌圖釋，《澳門雜詩圖釋》，澳門：澳門基金會，2004。附圖若干，共161頁。
今晚與唐老闆言及「客家」一詞和研究，偶爾想起：清遺民亦有多人在民初時由於政治認同和經濟因素，不得已客居他鄉。是否據此可進而來探求其「客家」的別義，亦未可知。不過，倒是讓我憶及曾經讀到的一本詩集，即汪兆鏞(1861-1939)的《澳門雜詩》。
汪兆鏞本是浙江山陰人，其父親時因為來粵為幕客工作而入籍番禺。他的生平有兩件事最值得稱述：其一、在民國肇建後矢志成為一位忠貞清室的遺民，編纂相關文獻；其二、汪氏有位同父異母的胞弟，非惟在民國時期聲名響亮，並且與他的政治立場完全迥異，便是眾所皆知的汪兆銘(汪精衛, 1883-1944)。《澳門雜詩》主要是汪兆鏞避居澳門不問世事所吟詠的詩集，出版於1918年。此書內容以澳門為主，除了描繪當地的景色名勝外，還透過詩句保留了諸多澳門文史掌故，乃至社會景況，譬如：賭博、賽馬、宗教、花園等等。就這層面而言，雜詩一書卻不啻為重要的澳門史料和文獻。
由於政治態度傾向清室，汪兆鏞在詩集中也屢屢表達對時局的不滿。譬如臨時政府主張廢除讀經，引來爭議，汪氏卻以「禮失而求諸野」感到自幸；而他以歷代遺民自比，有詩曰：「世局滄桑一剎那，當年遺老渺山河。風流文采無人問，搔首斜陽感慨多。」當讀者看到這類文字時，不妨思考一下汪氏躲在屬於洋人統治的澳門租界，究竟他是用怎樣的心情來看待自己的處境呢？相信本書中有很多詩句足可反映其心態。
最有意思的是，我的這本汪氏雜詩，另附有葉晉斌的圖釋，每詩包含配圖，可令讀者一目了然。該版本可能是目前整理最好的一種。書後並有汪兆鏞晚年與家人共同寫真，甚具歷史價值。在此要謝謝香港的朋友曾漢棠先生贈書，他不但長年鑽研相關問題，也對廣東地區的遺老生活瞭若指掌，惠我良多。

侯官謝希安先生年譜

鄭慶驄等編，《侯官謝希安先生年譜》，1962年鉛印本。附照片1張、遺墨，另有附錄張其淦《清遺民詩‧謝希安》等部分，共81頁。
發現這本小書是我在博士論文寫完之後。有次從某一年譜工具書上查閱得知，沒想到在網路試著尋找，竟然郭廷以圖書館有，於是借來讀讀。日後，透過弟妹居間幫忙，直接在福州購得此書。
謝叔元(1866-1938)，福建侯官人。侯官縣今隸福州，近代中國屢出名人，對思想界產生極大影響的嚴復(1854-1921)，即是眾所周知的例證。謝氏在辛亥鼎革後改名「希安」，蓋仰慕三國時代的管寧(字幼安，158-241)為人，以此自期。此外，年譜說他「杜門不出，改蓄全髮，以甲子紀年」，「全髮」乃相較於民初的斷髮風氣而言，故從心態來說，謝叔元乃係一位忠清遺民。其實在當時的福州，確實出了不少堅持對清室抱持忠貞態度的遺民。像是曾經當過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師傅的陳寶琛(1848-1935)、晚清封疆名吏沈葆楨(1820-1879)之子沈瑜慶(1858-1918)，抑或後來擔任「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1860-1938)，乃至因翻譯西方小說而名噪一時的林紓(1852-1924)，都是顯例。
不過，謝叔元跟這些遺民的作為可謂大不相同。與積極參與復辟活動的情況迥異，他是選擇要避居在家，教育門生研治五經，多番著述，做經典註解。此外，謝氏並時時關心地方上的文廟祀典，還擔任崇孔會支會的副會長。跟山西舉人劉大鵬(1857-1942)自號「夢醒子」一樣，謝也有首〈夢醒〉詩，云：「夢中說夢重重悔，夢醒還留一悔无。好洗此心存密密，休教眾悔集真吾。」從這一角度來看，謝叔元找了條「逸民」的路，做為他反對或不滿民國政府的方式；張其淦(1859-1940)在私下編纂的《清遺民詩》，將不知名謝氏納入名單，不獨實至名歸，也間接證實釐清當中的認同課題，得多方推敲，才足以認可。在我即將出版的書中，其實有許多類似這樣的人物，頗值思考。

鄉土の社

鐵道省編纂，《鄉土の社》，東京：社團法人日本旅行協會，昭和16[1941]年。附圖若干，共190頁。
近年來，有關戰前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文化的課題，甚受學界重視，研究成果豐碩，如駒込武的《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即為一例。在思考這些課題時，如果能夠注意到與文化相關的儀式、典禮、圖像、事件、工程設計，乃至建築物等面向，我認為也是值得發展部分。就像這部書《鄉土の社》帶來的啟發一樣，足可供我們做進一步思考。
《鄉土の社》係以介紹日本帝國各處神社為主的小書，內容涉及帝國內約200處的神社，敘述其祭神的經過、祭祀的由來、現狀與相關的記載。每則簡介並標列其地理位置，還有所供奉祭拜的神祇。但是必須指出，該書所披露的神社，範圍大致集中於鐵道的沿線和附近，且以民間人士或地方政府所經營的府縣社、鄉社、村社、無格社為限。另外，根據例言指稱：此書乃是為了太平洋戰爭五年後國民意識，特別在於提供和增進敬神崇祖信念而來。換言之，為了因應戰爭「精神總動員」的需要，本書的編纂其實有其政治的目標及意義——認識祖國。我們亦可以藉此瞭解：日本帝國的國家和基層社會間，究竟是如何進行政治宣傳，並達到強化「君民一體」的手段。
我所謂的「啟發」，指的便是此書不足之處。由於強化「鄉土」意識，那麼透過鐵道省的宣傳，應該可以看到當時日本各地神社「香火鼎盛」之況，很可惜書中並無類似記載。或許，這方面亟待進一步探索。當然，有人也會將神社視為「文化侵略」之一種。我個人認為：本書並無介紹殖民地神社的情況，如果得以進一步擴展，那麼將是項重要的議題。關於此點，還望求教於方家指點一二。

星軺小記

楊亮功，《星軺小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共133頁。
這部小書所記內容是抗戰期間(1938-1944)奉使巡察紀行之作。作者楊亮功(1895-1992)，名保銘，字亮功，安徽省巢縣人。1920年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1921年任安徽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後留學美國，兩年後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1927年獲紐約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年返回中國任河南開封第五中山大學教授兼文科主任，6月並任胡適主持的吳淞中國公學副校長。1930年任安徽大學校長。1931年因開除學生引起風波，轉任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1933年擔任監察委員。中日戰起，楊氏擔任皖贛監察使，由於地處戰區，重要城市及交通路線多陷敵軍日人之手，他奉命前往探查民情輿論，先後共四次。
《星軺小記》雖為日記的方式記載，可是接連提及地方社會在戰爭期間發生的各種實際情況，包括國家政府如何來進行控制等相關問題。我讀了本書後，有如下印象：首先，地方政府往往為求自保，經常違法收捐徵役，引來嚴重的民怨。譬如書內萬載縣當地，壯丁的訓練多在農忙期間舉行，有失古人不違農時之意。楊亮功對此表示：「予沿途所聞所見虐待壯丁之事，不一而足，中央既鞭長莫及，予屢向地方軍政當局建議，亦殊少效果。」第二處值得留意的地方是關於地方軍事武力。本來，散兵游勇原為穩定社會的主要助力，然而歷經戰爭紛亂，卻反而成為破壞秩序的主要來源。書中屢言邊境伏莽為患，又稱有某補訓團，近駐山口，紀律甚壞，地方苦之。過去形容「夜不閉戶，雞犬不驚」的情況，現在亦復如此，但卻是「已無戶可閉，亦無雞犬可驚」，即因地方軍隊肆虐後結果。換言之，真正造成動亂的未必全是日軍帶來的人禍，反倒是潛藏在地方的軍事武裝組織。
再者，在空間政治學的因素下，戰爭也促使出現所謂「三不管地帶」，並產生前所未見的社會改變。像是為求躲避戰亂，昔之荒村反成今日新市，變為百姓聚集之所，如沈邱、臨泉、太和接壤之區，本屬偏僻小鎮，戰後已成為通商巨城；又如身處省境交界的居民，往往因為戰事帶來行政區域的重劃，致使人民心生不滿，省界糾紛而起，婺源一地即是其例。
最後一點有意思的地方，是關於「淪陷區」百姓的心態。楊氏在日記中提到多處來自「維持會」人員轉述：自己並非願做漢奸，實乃受制於環境所迫使然。言下之意，頗有兩難，既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又得免於蒙受出賣國家之譏。某次，有位「淪陷區」的老婦煮茗待客，作者給紙幣五元，結果婦人堅決拒收，並言：「諸先生為國宣勤，今一杯水猶欲取值，將以老婦人為漢奸耶？」可見「漢奸」一詞之污名，人們每欲自清，成為這些模糊地帶亟待釐清的課題。

廣東之現狀

平野健編，《廣東之現狀》，出版地不詳：廣東日本商工會議所，昭和18年[1943]。附圖表若干，另有附錄：1.廣東日常會話；2.日粵商業語；3.廣州市街路名；4.廣東省主要縣名；5.廣州郊外地名；6.名勝史蹟(廣東語名)；7.廣東案內；8.電信電報料金表，共396頁。
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資料異常豐富，除了有關中文的出版之外，日文方面其實亦不可忽略。尤其是日人所進行的學術調查及統計文獻，立場不同，觀點和角度雖異，更顯彌足珍貴。像我手邊的這本《廣東之現狀》，便係數年前的戰利品之一。
這部以廣東為名的文獻，頗能反映1930-40年代廣東省∕廣州市的社會各層動態，而且編者特別注意到戰爭期間部分。像是廣州市1942年時的人口及男女職業分配、在「共榮圈」下文化團體和日語的推動情形、廣東商業和貿易如何支持日軍戰爭活動、華南建設與華僑的關係、廣東的通貨問題、日人在廣東的經濟活動等。我認為最具價值之處是整部書採擷了當時中、日文相關出版品，如《新廣州概要》、《南支調查資料蒐錄》、陶直夫〈支那現段階の土地問題〉等，有些現今恐難見到，凸顯該書重要性。
廣東雖地處沿海省分，然因族群複雜，有福佬、客家、蜑民、苗族、猺人等，故近代以來始終是多方勢力進駐之處。不但洋人在此商業頻繁，政治方面也是值得關注，國共兩黨與西南軍系均在此活動。日人對此投注偌大心力，詳細調查方言、勞動力、工業狀況，以做為支配之運用。但這些紀錄，也為我們提供了堅實的面向，以瞭解戰時日人侵華的策略。
另一項有意義的地方，是本書附有日本在廣東各商社的廣告，其中內容除記載商社住址外，還包括了分店辦公室所在地(支店出張所)，有的遍及滿洲、華北、華中地區，甚至東南亞各國。如果能夠有效地進行統計分析的話，相信對於日本在戰爭期間海外商業及軍勢力滲透，可以提供若干豐富的資訊。
本書購自孔網，價格不斐；首頁並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印。我粗略查了一下，中研院有藏兩本，一是郭廷以圖書館，另一是臺史所；後者以古籍的方式處理。

陳華女士回憶錄

陳華口述，章君穀紀錄，《陳華女士回憶錄》，臺北：獨家出版社，1989。附照片若干，共703頁。
最近前調查局長葉盛茂以隱匿公文罪遭到起訴，並求刑二年六月，可謂司法史上空前絕後。照鄙人私見，其人固然違反公務倫理，罪當求處；但當中的政治操作明顯，造成壓迫力之大，也僅屬歷史所僅見。於是讓我不禁想起：民國史上著名的特務頭子戴笠(1896-1946)，其下場之悽慘亦復有加，也憶及曾經在昔日所讀的《陳華女士回憶錄》。
這部口述回憶錄說來有點特別。作者陳華(1907-？)，係知名革命黨元老楊虎(1889-1966)之妻，一生也與戴笠淵源甚深。她不獨與戴有兒女情愫存在，亦曾應其所請，至青島監視汪精衛(1883-1944)、孫科(1891-1973)；又在軍統局初辦之期，說服了九名左傾份子投效。然而從身份來看，陳氏的經歷其實非常特殊，因此更增添本書可讀性。
書中涉及幾處內容，頗能令研究者做深入探討。其一、關於楊虎其人生平，因早年參與廣東軍政府，以及後來擔任上海警備司令，故屢與共產黨周旋。特別是「聯俄容共」政策由來與「四‧一二」清黨，作者頗有陳述。章士釗有詩證明陳氏親歷清黨經過。其二、上海在「北伐」時期，當地有三大幫會龍頭「大亨」——黃金榮(1867-1953)、杜月笙(1888-1951)、張嘯林(1877-1940)等人協助，促使國民黨清黨成功，其中經過不乏戲劇性，作者乃因楊虎之故，得以親見。其三、中山艦事件原為無心差柳之事件，乃至寧漢分裂之際，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1)與蔣介石(1887-1975)彼此形同水火，作者都有最第一手的記載。
此外，書裏頗有幾處「秘辛」，道出一位長期非黨員對國民黨歷史的旁側觀察。像是孫中山(1866-1925)，在廣州軍政府歲月屢遭楊希閔(1866-1967)、范石生(1887-1939)等人欺凌，一度想要撞牆自殺；又如黃郛(1880-1936)，身為蔣介石的異姓金蘭，卻始終不願接受入黨，某次在公共場合，見蔣將自己的大頭照與已逝革命元老相列，頗感不屑；軍統局中尚有「興中學會」的小組織，遍及下層軍公教、工商界，甚至黨國元老、名流名媛等；蔣介石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具有不同的領導風格：他在建立黃埔軍校之初，便決定要以全國各地為目標，廣招各省學生，但又以浙江省籍的學生收納為一己心腹。
本書最初乃以單篇文章方式先在《獨家報導》發表，所以體例不太正式，且內容前後頗有倒置。不過，該雜誌能夠邀請到像作者這樣的人士寫回憶文章，已屬不易，值得稱許。嗣後是否還有類似書籍，不得而知，惟一時喧騰的璩□□光碟，亦由該刊發行。臺灣新聞傳媒經營匪易，為求吸引讀眾而日益「墮落」，對照起來，實不難想見。

抗戰八年

王豫民，《抗戰八年》，中和：作者印行，1974。共304頁。
據作者稱：本書原名「抗戰剿匪之回憶」，蓋因時間涉及1937年7月至1947年3月，有關山東第十五縱隊的活動種種。這部書主要談的內容，關於山東省在抗戰期間與戰後初期國民黨武裝勢力的生存，以及地方黨部在日軍、「偽軍」，還有共黨三方力量下，怎樣達成軍事任務。
王豫民，生卒不詳，山東濟南人。他在「七‧七」事變後不久，即在臨淄組「青年抗戰訓練班」，從事抗日活動。嗣後，屢在敵後地區進行破壞工作，並爭取籠絡地方武裝勢力，希圖突破日軍、「漢奸」等軍事佈局。在書中，作者提到幾項深具意義的內容，頗可做為瞭解敵後歷史之參考。第一、日本所佔的「淪陷區」，多為交通運輸便利往來之處，至於不易達到的窮鄉僻壤，多為游擊勢力、「偽軍」和共黨分子所據。他舉出光是昌邑一地，既有「匪化」之地，亦有「偽化」區域，甚至還有國民黨員老之家鄉，轉而成為敵偽的模範區。有詩云：「滿村五色旗，遍地罌粟花；敵偽模範區，黨國元老家。」
第二、過去戰爭期間，能夠提供軍事人力與否即為致勝關鍵，故屢有搶丁迫役的情況發生。像是書裏言及「三十二年春」，往往是將人擄拐過來以後，除了予以酷刑虐待外，還限令家中的人用錢將之贖回。並且，作者聲稱此為「擄訓政策」；換句話說，搶丁擄人不獨係以增加作戰人力為目標而已，更有藉此進行教化宣導之意。
第三、由於戰事持續，各種策略和說詞層出不窮，又有以「曲線抗戰」之說，做為勸誘投降之略。作者面臨抗戰末期時，即曾被動之以情而煽惑。我們由此亦可見戰爭期間，各方勢力究竟是如何動員來進行政治宣傳，還有透過如此方式，達到擴大非武裝的勝利果實。譬如，為了配合重慶國民政府政策，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也曾在魯北一帶運作，作者參與其中，便係一例。
最後，王氏特別針對所謂戰後魯北「接收」情況，做了深刻地描述，可以從中得悉國共兩方勢力消長之因素。如剛開始，特務人員對駐紮當地的國民黨員及本來的游擊部隊，屢表觀感不佳，作者特別為此提出辯駁，認為游擊部隊才是敵後勝利的關鍵。然而，直到戰後政府進行「剿匪」時，他也嘗向指揮官比喻：「現在剿匪的情勢，正如抗戰期間的情形，大同而小異。共匪譬如過去的游擊部隊，國軍正如以往的日本軍，地方部隊又如過去的漢奸隊」；既然共軍實力跟過去大不相同，一躍取代了本來游擊勢力，可知作者頗有認定「剿匪」之困難。1940年代後期國共內戰，雙方勝負立判，或許不難由此覘之。

唐文治年譜

唐文治著，唐慶詒續纂，蘇州大學校史編寫辦公室編，《唐文治年譜》，蘇州：編者印行，1984。附照片及原書圖樣，共152頁。
著名的文獻家顧廷龍(1904-1998)，一生也為人題籤封面不少，前幾年有部書即以此為主題出版。由於顧氏的字寫得相當工整，而且別具風格，連我自己亦頗喜歡蒐集。可惜的是太多了，實在買不勝買。這本《唐文治年譜》即為個人所藏其一。
本書究其實，乃《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兩種，另加上顧氏弟子馮振所編的〈茹經先生著作年表〉而成，經由後人點校後發行。書的序文係由學生王蘧常(1909-1989)所撰，云為唐文治120歲的誕辰紀念而印。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江蘇太倉人。他的一生主要分為兩部分：前半生在清季任官，後半生則從事教育工作。《唐文治年譜》由不少人「加工」而成；除了唐氏之子續纂外，馮振在全書中亦有案語，告知讀者在《茹經堂文集》的淵源所自。換言之，讀年譜有助於我們翻覽唐氏文集，做進一步的探究。
這部年譜涉及到幾處史實，我覺得將對瞭解近代中國史頗能提供若干幫助。首先，唐文治在晚清屢歷重大事件，年譜略有陳述，頗可補充。像是庚子拳亂始末，唐刻正地處京津，觀察尤多，這一點他另有專篇在文集裏，也能拿來對照。又由於隨辦各國議和事宜，唐氏獲派日本和德國，因而考察歐洲，後來還以愛新覺羅‧載振(1876-1948)的名義，錄有《英韶日記》一書，描述其中風物。
另一特點是「五‧四」以後，唐文治受邀在無錫創辦國學專修館，成為堅守文化傳統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一處陣營。此一兼具書院性質的教育組織，日後培育不少國學研究人才，在民國學術史的意義上別樹一格。有關此方面的討論甚多，學友小唐近有專書出版，足堪代表，識者可逕往詳參，此不待喋陳。
惟2004年，潘學長在香港某次會議中，詢及唐文治的思想傾向，如何跟那些清遺民∕遺老做一區別？當時我不及詳思，現據年譜容或稍做說明。唐氏曾任清吏，究竟是否具有忠清傾向？就我所知，在辛亥革命之際，唐嘗附名力促清帝退位，可謂為清室罪人，年譜說「後王【祖畬】師深咎余，以為不應列名；沈子封師(按：沈曾桐)亦深以為非，見于辭色」。但是，在唐氏個人書寫中，不難想見頗有懷清之意，溢於言表。譬如，稱呼「國變」；又民國初立，與陸潤庠(1841-1915)殷殷話歸，相對欷噓；刻印《十三經》時，並請遜帝師傅陳寶琛(1848-1935)寫序；清室蒙塵，遜帝被逐紫禁城，唐也發二電致段祺瑞(1865-1936)，爰請保護皇室；革命軍入蘇州，唐氏被以「保皇黨」、「復辟黨」目之；「東陵事件」發生，亦呈文給北京張學良(1901-2001)，要求嚴懲盜犯，並派兵保護。種種行為主張，頗能洞悉其個人心態，乃至社會對其觀感。
然而，唐文治何以終未成為忠清遺民？因為文字資料缺乏，不足顯示，頗難斷定。不過，有意思的是，1920年已屆56歲的唐氏，因為雙目失明，故心態應有所轉向改變，不能不有所注意。在這一年，他投入教育事業和文化活動，設辦國學專修館，時機上其實頗有玄機。我個人大膽的推測是：生理的殘疾或許改變了他對政治方面的看法，甚至是進一步促成堅守文化傳統層面的主要因素。唐氏晚號「茹經」，似能由此理解。總之，「時機」可以說是各種心態「互緣」(梁啟超[1873-1929]語)之下的結果。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偶發，也不能不從此一方面來洞覘，甚至觀察體會。

楊森九十

楊漢渝等編，《楊森九十》，臺北：編者印行，1972。附「壽言特輯」28頁、「生活集錦」照片42頁、《楊森九十憶往》68頁。
替人法書題籤還有位相當知名的人，即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李煜瀛(1881-1973)。李氏乃清末名相李鴻藻(1820-1897)之子。書法有名之一例，是他在北平(今名北京)創辦故宮博物院之初，親筆寫下「故宮博物院」五字做為匾額。那是民國以來形成的一項風氣，但非書法自負者絕不致此。
我自己曾蒐有三本李煜瀛所題字的書，這部《楊森九十》即是一種。全書主要區分為三部分，一是「壽言特輯」，係楊氏70-90歲期間長官友朋所贈的祝壽賀詞；一是「生活集錦」，包括大量楊氏一生的經歷照片；最後是《楊森九十憶往》回憶錄。
楊森(1884-1977)，字子惠，原名淑澤，又名伯堅，四川廣安縣人。1904年，楊森於中學畢業，進入四川陸軍弁目隊。1908年，又到四川的陸軍速成學堂學習，並加入了同盟會。直到1922年，楊氏投靠吳佩孚，任中央軍第16師師長，後則歸國民革命軍。在抗戰初起，他曾率軍赴上海參加淞滬抗戰，幾乎全軍覆沒。後任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十軍軍長、重慶衛戍總司令等職務。楊森一生最為人熟知的，係妻妾成群，兒女眾多。據公開而廣為熟知的妻妾有12位(人稱「渝舍十二釵」)，子女共有43人，以經常忘記子女姓名傳為笑談。他後期以剿共聞名，1949年帶著妻子田衡秋、胡潔玉飛往臺灣，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戰略顧問。1960年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兼奧林匹克運動理事長，長住臺北市。86歲登上玉山，高呼「總統萬壽無疆」。90歲時與新竹人張靈鳳結婚，新娘是年僅17歲的中學生。不久生有一女，為第43子，一時傳為海內外的奇談。1977年自菲律賓歸返，以93歲高齡以肺癌病逝臺北三軍總醫院。
《楊森九十憶往》涉及幾項部分，頗值參考：第一、作者本係四川當地軍閥，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歸順」中央；書裏部分篇幅曾描述在抗戰前的國共鬥爭，乃至中央剿共時有關西南各省的情形。第二、抗戰期間，楊氏負責主持貴州省政，基於反共立場，編著有《建設新貴州之理論與實踐》一書。不僅於此，黔省地處偏僻，如何處理苗漢兩族和諧，維持鞏固戰時後方安穩，並以政治宣傳達成「防共」目標，本書其實已經略做說明，可進一步探索。三、在1940年代國共內戰逐漸展開之際，由於戰後國府採取本籍人任本地事的原則，故楊森被委以重慶市長之責。嗣後政局危急，楊重施故技，以貴州的治理經驗整飭重慶，不料無法挽回頹勢。書中略有對此稍做辯駁，以明其究。觀此可知；黨政合一在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何以有截然不同的命運，堪供思索。
晚年來臺後，楊森負責代表國家各項體育活動工作，加入「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在「生活集錦」照片裏，含有他領隊至各國參與賽事的紀錄，還有跟體育健將紀政，乃至名蜚日本的棒球選手王貞治合影。這些豐富的影像資料，實際上還有許多可以發揮解釋歷史的空間。

龍磵詩話

李猷，《龍磵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共500頁。
何博士今晚提到：最近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年譜系列叢書，已被某書商全數購盡，且將不再版。以後想買這類書的研究者，便得倚賴單一管道，否則就是從圖書館借。至於臺灣商務不願出版，純以商業市場考量為由。此一消息，聽來著實令人震驚，甚至不勝欷噓。其實在出版壓力極為龐大的今日，任何從事出版業的人，都不免絞盡腦汁，想的是如何迎合大眾口味；很不幸地，這樣的結果卻對文化產業並未真正帶來好處。使得我們只有看到書肆上幾近濫竽充數的書籍，而有益身心的書格外顯得愈發短缺，遑論那些足以拿來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了。像臺灣商務印書館的例子，便是一項足以令人深省的警訊。
其實臺灣商務出版的書，無論質量均佳；就拿這本《龍磵詩話》來說，便係一例。本書雖言「詩話」，可是卻蘊含豐富的史實，深值關注。作者李猷(1914-1997)，江蘇常熟人，係著名的古文家、詩人、書法家；來臺灣後，他曾任國史館特約纂修、淡江大學中文教授。說起李氏，或許很多人不見得認識；然而讀他的書，卻能發現此人並非泛泛之輩。舉凡黨國政要、文人墨客、社會士紳，皆與其有往來。關於這方面，讀李的《紅竝樓文存》最能體會，而本書亦復如此。
本書各文獨立成篇，每次介紹一位近代中國詩人的作品，其涵蓋面之廣，有革命先烈如寧調元(1883-1913)，黨國元老張繼(1882-1947)，清遺民沈曾植(1850-1922)及陳曾壽(1878-1949)，南社詩人俞劍華(1895-1979)，政要梁寒操(1899-1965)及許紹棣(1900-1980)，古文學者宗孝忱(1891-1979)，書法畫家張大千(1899-1983)，常熟名士徐兆瑋(1867-1940)，還有被譽為「同光體詩最後一筆」的周棄子(1911-1984)等。由於李猷一度主持編校《中華詩學月刊》，故而能夠統整聯絡這群大量來臺的詩人，彙集他們的詩作，且蒐羅不少未刊稿。尤其難得的是，作者每每敘及自己和對方的交情，也兼論時事，不啻為重要史料之根據。
譬如，李猷特意專章言及老師楊圻(1875-1941)，將自己身邊存有的集外詩，選其深富時代意義的幾首附上，以饗讀者。後來馬衛中、潘虹校點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雖將佚詩放在集外詩部分，卻並無附註詩作緣由，恐怕還得回頭讀《龍磵詩話》，方能知其所故。至於《續孽海花》的作者張澂(燕谷老人)，作者年輕時與他甚為熟稔，嘗與錢仲聯(1908-2003)一齊聽聞張氏訴說往事；談及清季沈鵬(1869-1909，字「北山」)的名文奏稿〈請殺三凶〉(即1900年冒死上疏請西太后交出政權，殺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出自張之手筆，原因是沈氏夫婦不諧，想以此出名來發洩情緒，結果造成冤獄。
我最初接觸此書，俱從作者的《近代詩介》和《紅竝樓詩話》而來；有意從文人詩詞瞭解近代中國的史事種種，二書其實亦為不可或缺的典籍。

績谿胡商巖先生傳

孫雨航，《績谿胡商巖先生傳》，臺北：百齡紀念印行，1972。附：戴戟〈仁壽橋碑記〉、〈績溪荊州明經胡氏世系表〉善述堂藏本等。共39頁。
胡學湯(1873-1944)，字商巖，一字福生，安徽績溪人。他在清末為國學生，治群經，研易學，好周人急。幼承家學母教，敦品力學，14歲則博通經傳，尤通土木農桑貨殖之學，後棄儒經商。由於績溪名人甚多，近代如胡適(1891-1962)即為著名人物，因此本書毋寧亦為該地人物的歷史縮影之一。
這部書最值得一提是收錄有《三十年經辦社會公益回憶錄》。胡學湯致力於公益事業30年，幾乎傾其家庭所積，主持修築借磡嶺、竹嶺、棧嶺、蘆塘嶺、浪廣嶺、灰石嶺、小九華和績城南至歙東仙茶等道路。後來，他又應聘督修績嶺、江南第一關和翬嶺黃蓮棧等道路，主持修建橋、壩、水碓、校舍、圖書館、寺廟、路亭、茶亭、社倉工程百餘處，其中有績城北王、宣城水東攔河壩、黃山洽舍集成大橋、浙西鼓嶺腳石橋。此外，他還捐鉅資創辦荊山學堂、荊州小學及績溪中學荊州分部等學校5所。可以說，其人終生積極於公益事業，有功地方。尤其1942年，胡為響應政府抗戰，特別將家藏的昌化雞血石章310顆義賣，以慰勞抗日軍隊為名義，因此省政府頒贈「樂善不倦」匾額。
胡學湯長子胡鍾吾(1906-？)，也是一位知名的人物。他青年時就讀上海大學、群治大學和廣州中央農運講習所，為廖仲愷(1877-1925)所器重。嗣後在抗日名將戴戟(1895-1973)麾下，參加汀泗橋戰役。每日以動員85萬人馬出力，督修江淮水利，保衛皖北平原。胡氏最令人稱道的是完成阜陽平原「井田戰陣」，使本來無險可禦的亳縣、太和、阜陽、渦陽等四縣，固若金湯。在台兒莊大捷後，胡又只用29天時間，建設完成亳縣機場，並退還應得督工費二百萬銀元。1938年出任宣城縣長，將10萬民間的紅槍會改編為義勇隊，以人海戰術三次將日人趕出宣城，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之後又宣佈田賦改徵實物，大幅度提高稻穀的收購價格，規定餘糧戶必須借給貧困戶大米300斤，深受廣大農民的擁護，縮小了貧富差距。曾榮獲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手諭「捍患殺敵，卓著功勳」，明令晉級嘉獎，後為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赴台後，傾畢生精力，續集王羲之字〈洛神賦〉等七十餘篇，完成其父遺願，廣收歷代名家法帖，深得于右任(1879-1964)賞識，其書法作品在臺灣、港澳地區、日本和英美法等國頗受歡迎。
我的這本《績谿胡商巖先生傳》，係法學家馬漢寶(1926-？，馬壽華之子)贈本，有馬氏的印籤，購自家中附近夜市的舊書肆，價50元。

穆基回憶錄

黃驤，《穆基回憶錄》，臺北：聯合月刊雜誌社，1986。共158頁。
甫過世的報界名人黃驤(1916-2008)，浙江平湖人。他一生的經歷豐富，集軍人、工程師、翻譯家、報人、性學專家及音樂教師等各種身份。這本回憶錄乃以連載的方式，在《聯合月刊》上刊登，之後則出版單行本。不過，各篇大抵獨立成章。
全書共分為幾部分。第一、作者談抗戰期間從少尉排長到少校的軍旅生涯。當時他參與鐵幹隊三年，學習鐵路爆破的課程，畢業後負責辦理敵後爆破訓練工作，地點在桂林、柳州一帶。中日戰爭結束不久，黃氏又親臨河北徐水，在共軍猛烈攻擊下支撐12小時，最終完成使命，徹底破壞約七公里的路軌。第二、黃驤隨國府遷臺後，先在陸軍工兵學校執教，後又陸續進行翻譯工作，替美新處(臺、美斷交後易名為美國文化中心)翻譯新聞稿。在這段期間，因為《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孫如陵(1915-？)的邀請，作者開始投稿，翻譯短篇小說。嗣後，黃氏以報人資格，改在《國語日報》工作，直到擔任主筆。第三、黃驤廣為人知的是改名「穆基」，至《聯合報》為〈男女之間〉寫專欄文字。由於該專欄以解答性知識為主的內容，使得他聲名鵲起。作者也在書中特別說明：針對國內青年男女缺乏性知識的瞭解，以及報紙廣告傳播不正確而誇大的性知識，故而有意肩負起傳遞性觀念的責任。
這部書其實是我在無意間換來的。從今年開始，每月固定跟唐老闆有一次的圖書館換書之旅，幾乎成為不可或缺的活動；儘管時間雖短，迄今卻也獲得不少有趣而稀見的書。雖然有些未必真的對研究有所幫助，可是無形中能擴大自己的視野，得書如是，不亦樂乎？

養晴室遺集

龐俊著，白敦仁編，《養晴室遺集》，成都：編者印行，1995。附照片、手稿各一，共348頁。
這本書名的封面係由趙香宋署簽，「趙香宋」即趙熙(1867-1948)，乃四川成都當地耆老，也是一位清遺民。書名題籤可能為後來集字。
龐俊(1895-1964)，四川綦江人，字石帚，室名養晴室。早年肄業於商業學堂，以貧輟學，後為塾師，並勤奮自學。1924年後，歷任成都高等師範、成都師範、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光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等職。解放後，仍任川大教授兼古典文學教研組主任、研究生導師。著有《國故論衡疏證》、《餘杭章先生行實學術紀略》(與李植合著)等。
本書含詩錄、詞錄、文錄，共6卷，另附外集八卷目錄。比較特別的是，採用繁體版字體。讀此書，可知民初四川成都文化界軼事。成都不但是促成民國建立的淵源所自，而且該地自清代以來便文化氛圍濃厚。1905年清廷停辦科舉，兩湖總督張之洞深怕傳統的國家從此衰廢，奏請清廷的文化較高的省份創辦「存古學堂」一所，之地。因此，近代知名的人物如廖平(1852-1932)、趙熙、宋育仁(1857-1931)、龔道耕(1876-1941)、林思進(1872-1953)、吳虞(1872-1949)、蒙文通(1894-1968)、吳芳吉(1896-1932)、李劼人(1891-1962)等，皆與此地文風有關。民國以後，還有以駱成驤(1865-1926)為首的「五老七賢」，即為成都當地著名耆舊。作者雖然未必全與上述成都文士有密切相關，卻從書中同樣可以看到他的交遊是全國性的。譬如，〈旅舊京贈黃晦聞〉係與廣東詩人黃節(1873-1935)賦詩；〈丙子四月二十三日，始謁香宋師於嘉州烏尤山中，感賦〉有「石遺、松岑兩翁今日來歸」，記的是和陳衍(1856-1937)、金天翮(1874-1947)的關係；陳鍾凡(1888-1982)來詩，答賦以〈陳斠玄寄示近詩，復辱贈什，次韵〉。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代表四川文士公祭章太炎(1869-1936)；又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衡》同仁，互通聲氣，公開撰文表示支持。
我買此書的機緣說來很巧。去年到成都開會時，一直苦無時間出外逛古本書肆。直到會議最後一天上午，主辦單位安排參觀活動；雖說參觀的地點難得，但我總覺得無法瞭解當地書肆情況，恐怕更過不去。於是忍痛放棄主辦單位的美意，決定逕自購書。老實說，初到成都，其實不太瞭解地形狀況，買書其實很冒險，找古本書更是冒險。好不容易按照孔網指示，找了某家書店，無意間發現本書。此書之難得，連四川大學好友王兄都說運氣佳，他也未見過。但我想如無堅持，恐不致如此。

患難餘錄

劉禹輪，《患難餘錄》，臺北：清流出版社，1973。共170頁。附照片若干張。
有關陳立夫(1900-2001)親筆撰寫封面題籤的書，我也蒐到過幾本。就我的印象中，陳氏屢為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題字，因此還頗為常見。記得十年前，太座的前老闆也曾親向陳求得潤筆，並表褂於辦公室的牆上。那時我總覺得此人的字實在不怎麼樣，卻不懂為何有那樣多的人有興趣？直至現在，仍時時感到如此。
劉禹輪(1904-？)，廣東大埔人。早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在家鄉組反共自衛團，後就讀廣州中山大學畢業。1936年，劉氏離粵入京，擔任中央黨部組委會，負責僑區黨務。1939年，奉命接任廣東豐順縣縣長，直至抗戰勝利。勝利復員，劉以地利之便，執教並兼任私立華僑大學總務長，到1949年9月逃離廣州，改至香港，後又轉徙臺灣。晚年在苗栗從事教育工作，擔任後龍初中的老師，又接辦苗栗商職。
這本回憶錄寫得相當簡略，約有幾處可談。首先，作者因為長期擔任教職，故多語及年幼時教育狀況，頗可參考。譬如，民國初年師資貧乏，學校除少數一、二位外，均係私塾出身，無法講授算數及自然等科，唯有國文而已。最值得談的是1930年代的中山大學，劉氏非但是該校學生，也加入反共行列。他的敘述也能夠看到早期的國共爭鬥。第二，作者提到中央訓練團第一期受訓情形，學員在結束後分派各省市，負責民眾動員事宜。嗣後，劉氏便奉令至豐順縣視事。我認為那是戰時國府進一步擴大內政統治正當性的方式，深值注意。有意思的是，豐順位居粵東，緊鄰日軍「淪陷區」，可謂為「前線」，既有日軍的侵略危險，又有共黨的游擊迫擾。
此書外間尚不易見，僅印1000冊，且無側標顯示。我查了一下網路的「臺灣大學圖書館整合查詢服務」系統，僅發現高雄中山大學圖書館有藏而已。在此也要順便感謝古本書店主人小高，因為他多方地努力尋書，才能留下諸多文化遺產，供我們這些蠹魚以解書饑。

老君廟的故事

劉默，《老君廟的故事》，臺北：華僑文化出版社，1979。附照片若干張，共266頁。
另一位經常替書名封面題籤的人，是張大千(1899-1983)。記得小的時候，某家無線電視台有個節目，以倡導及推動社會善良風氣為主；該節目的名稱即請張氏公開題名，並在每次節目開始之前播放，令我印象頗為深刻。而民初書法界有所謂「南張北溥」的說法，可知張氏的書畫，亦堪稱一絕。這次所介紹的《老君廟的故事》，即由張所法書題字。
本書作者劉話難，生卒不詳，「劉默」係其筆名，晚年居住在臺灣苗栗，嘗任私立聯合工專副教授。書中講的是關於作者在抗戰期間於老君廟工作的點滴紀錄。眾所周知，該地以生產石油著名；早在1936年時，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1888-1985)便和美國美孚公司(Mobil Co.)洽商合作開發西北五省的油礦，後來美孚派員探勘，調查認為希望不大。1938年，由於國民政府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沿海油運無法進行，加上需求油料孔急，遂決定成立甘肅油礦籌備處，對玉門油礦進行探勘，沒想到竟在老君廟處發現石油源頭，開創舉世瞠目的輝煌成就。玉門油礦結果提供了戰爭期間西北後方運輸最重要的維持工作。搭上這班採油的列車，劉氏於是成為早期來到老君廟的第一批人士，見證了此一歷史的時刻。
劉話難以一位油礦同仁之姿，寫下許多豐富而有趣的見聞。譬如說，身處西北邊區，大批外來的採油者，必然會引起當地原住民的反抗，故有哈薩族結隊出沒，任意搶劫行商車輛，「西北人之怕哈薩，猶如北方人之怕狼」，確為真實寫照。同時為了因應政府派員前來採油的這群人，諸多相關措施及政策，透過作者筆下也能瞭解一二。像是蔣介石(1887-1975)曾在1942年8月底蒞礦視察，顯見重視之意；又邊區物資供應不易，探勘人員的糧食接由省府撥給，並按官價，是以遠較民間社會便宜；為了平撫單身男性前來工作，油礦籌備處也招考女性醫護、家政、技術人員，藉以沖淡性別失衡的問題，也發生許多愛情故事，締結不少婚姻。最令人深富趣味的一段，提到老君廟山上第一宿舍，其第一號房間，素為光棍結婚專用，據稱至到戰爭勝利前，已有近二十對的新人出入該舍。
除了描寫老君廟採油的工作外，這部書也紀錄下很多不知名的「油人」故事，包括他們當時日常生活起居、休閒消遣、乃至於辦報活動等。值得注意的是，這群「油人」日後還成為國民政府「接收」時很重要的技術人員。例如，抗戰勝利後，東北和臺灣石油工業之接管，多半與他們有關。作者即是隨著特派員孫越崎(1893-1995)調往東北，負責將原來的鞍山和阜新煉油廠「接收」。
作者在本書各篇文章均係獨立寫成，彼此間雖互有重複，但大體可讀。由於在老君廟工作期間，劉氏得逢至敦煌石窟洞遊覽，結識張大千，故而爰請其題籤書名。

從軍三十年

劉子清，《從軍三十年》，鳳山：黃埔出版社，1954。共224頁。
在我蒐書的記憶裏，有幾位名家經常為人書寫封面題籤，于右任(1879-1964)算是最常看到的之一。幾乎許多民國時期的軍政人員，都不免會找他來替自己撰題書名，增添光彩；而他的書法，也因此飽受許多藏家的喜愛。這本《從軍三十年》，便是我所藏的其中一部。
劉子清(1905- )，江西樂平人，黃埔軍校第2期步科畢業。他的一生主要係在軍旅方面，抗戰時曾擔任川陝鄂邊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第四十四軍政治部主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一廳副廳長。後來1949年到臺灣，任國防部中將參議，1964年退役。
本書敘述了劉氏早年入黨和參與軍事戰役的經過，由於身為第2期黃埔學生，身份特殊，故其經歷可視為瞭解黃埔軍校生活的一重要側面。舉凡東征、北伐、抗日，黃埔軍系究竟扮演何種地位和角色，不妨從書中可略知一二。此外，此書亦能做為國共早期內爭的一部信史，尤其是政治部的宣傳工作，劉子清著墨甚多，儘管有其立場，卻頗能窺探日後國共消長之關鍵。
我試舉幾例，說明該書意義之所在。首先，在黃埔軍校初辦時期，學校招考新生往往只能倚靠兩種管道進行：一是各地的秘密黨部組織，一是假借城市中的學校，舉辦招生考試。像作者即是先行在家鄉入黨，然後逕至上海大學報考，最後至廣東受訓。可以說，這幾乎是當時吸收鄉村過剩勞動人口，投入軍旅的主要方式。劉氏便提到：他到廣州後，對每隔一兩條街就有「總司令部」的情況，頗感訝異。我的理解是黃埔軍校既是從類似的手法中建立起來，而黃埔軍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更由於主義信仰的政治宣傳之故。
其次，作者喜愛文墨，書中屢錄有所做詩詞若干，皆與時事環境有關。例如，在抗戰前，劉已至陝西、四川等地考察，寫有〈夏日苦雨〉，反映自己身負政治宣傳任務，然而遭川軍領導人劉湘(1890-1938)所擯斥，無從完成中央命令的苦悶。又有〈四十初度有作四首〉，寫的是抗戰在後方重慶平居讀書之樂，卻又顯示自己政治生涯遭受冷落之意。〈抗戰勝利後由漯赴漢車中錄三首〉則預估中日戰事結束，另一場亂事即將興起，作者也親歷徐蚌會戰悲慘的一幕。
最後，身為國民黨軍要員的劉子清，曾記敘大量有關抗戰的檄文和資料，尤其是《在前線八個月》，親述了自己1938年5月25日自成都出發參加武漢保衛戰的經過。在該文中，他引用大量戰地的記錄，如實地反映了當時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情況，結果之後有意出版，卻在審查中以「語句間尚有欠妥之處」，「對我軍敗退之情形暨散兵軍紀之不良以及政工人員之不能吃苦等，似文嫌有過甚之處」各項原因，被國民政府委員會政治部禁止出版。此事後來也記載於本書之中，劉氏言「當時以種種的考慮，並未出版，至今還留在書箱中，讓它發霉。」不過，這一批未曾面世的文稿，卻出現在最近的北京中國書店，等待拍賣(引自網頁：http://www.zgsd.net/p_73182.shtml)，未知何故？該批文稿另外包括有四幕話劇劇本〈前途〉及《論文存稿》、《雜著存稿》、《清園詩稿》、《愚者之見》等6部份，均為作者於1936-1938年所著。值此憑弔劉氏之際，甚望有心人能多加留心這批資料，還諸歷史真相。

西潮

蔣夢麟，《西潮》，臺北：中華日報社，1959。附最近照片3張，共210頁。
講到封面書名題籤，自己倒是有一本書值得談談，就是眾所周知的《西潮》。此書有多種刊本，充斥於市，我自己手邊即有兩種。除本書外，尚有比較常見的世界書局版。但必須提出的是，本書的版本外間非惟少見，而且可能還是作者來臺灣後所認可的版本。原因無他，蓋書的封面「西潮」與「蔣夢麟著」，便係由蔣氏親筆所寫。證據是來自我所得到的這一本，內有作者毛筆簽名，與封面字體如出一轍。
按理說，這部書的內容可謂人盡皆知，許多的讀者早在中學時便已讀過，並無介紹的意義。不過，最近幾年來我卻覺得情況好像並非如此。往往自己在教書的時候，偶爾會提到該書所呈現的歷史重要處，卻發現學生們的態度是聽者藐藐，毫無干係。究竟是他們的程度降低了，還是本書實際上已經脫離現實環境的需要？抑或處於今日高唱「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當代社會，「西力衝擊」的說法早成既陳芻狗？
《西潮》的作者蔣夢麟(1886-1964)，浙江餘姚人。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導師便係著名的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返國後的蔣氏，曾經歷任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校長，及教育部部長等職。人們或許比較熟悉蔡元培(1868-1940)在北大校長的事功，卻似乎忽略蔣任17年北大校長的貢獻。
據作者自言：本書撰寫於二次大戰末期，讀者主要針對的是西方歐美的知識界。因此，這部書同時還兼具做為中國導覽的功能，用來爭取盟友的支持。顯然在字裡行間，蔣夢麟對當時敵人日本的描述有其針對性，而對歐美列強的說明則不免「輕輕放過」，有種西力之來與華夏民族主義的崛起之感。唯獨敘及租界時，蔣難免帶有情緒性字眼，陳述洋人的種種惡劣形跡。我認為，要瞭解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心態和情感，此書是不可多得的作品之一。
另外，《西潮》有多處文字都遵循「國民革命」史觀來談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這樣角度的觀察與理解，老實說，在今日學界已經有點過時，但毫無疑問地，卻主導了將近半世紀以來的歷史論述(historical discourse)。換言之，吾人在細讀該書內容時，應該要體認這也是一項時代產物下書寫「過去」的策略。就好比蔣氏主張中西文化折衷的理想一樣，他對自己的「歷史」所抱持的理解或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歷史的內涵，乃至改變歷史的力量。

許寶蘅先生文稿

許寶蘅，《許寶蘅先生文稿》，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附照片及手迹等20幅，共216頁。
清遺民的心態和取向不一，複雜程度遠遠超過我們所理解，這是我在進行研究時特別感到興味的問題。在人類社會中的「認同」，尤其如此，絕對不能以二分法的方式來看待。蓋因有些人往往基於現實環境的改變，於是做出不同於內心決定的作為，必須以「同情的理解」，設身處地去體會。因此，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為什麼」，而不是採取所謂「遊走□□」的字眼做出結論；或許這正是歷史學者跟記者及民代不同之處。就像這本《許寶蘅先生文稿》，即是最佳顯證。
許寶蘅(1875-1961)，字季湘，浙江仁和人。他一生歷經了20世紀中國三次政權更替，很值得關注和理解。許氏是1902年舉人；1907年，由學部保考第一名，任軍機章京；民國以後，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次年至遼寧，任省府秘書長；1930年，任黑龍江省府顧問；1931年返回北京；1932年「滿洲國」建立，再度奔赴東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這部《許寶蘅先生文稿》，收錄有許氏四部分的著作：《巢雲簃詩稿》、《巢雲簃詞稿》、《咏籬仙館別集》及摘抄的《巢雲簃日記》。我之所以說「認同」本身意義的複雜，以許氏來說，他經歷三個不同政權的更替，卻能在各時代安身立命，但這與他內心忠於清室並無扞挌。不過，有意思的是，如果光從表面讀本書的話，肯定無從理解這樣的心態。因為這些文學作品，只會隱約透露類似訊息而已，必須仔細推敲當中來龍始末，若是有其他資料輔助，才能得以大白。
像是文稿中，有〈辛亥紀事〉16首，專述清帝遜位之經過，不啻可視為信史，亦可與遺民羅正鈞(1855-1919)《辛亥殉節錄》、吳慶坻(1848-1922/24)《辛亥殉難記》等書相比擬，因為詞中附錄涉及不少政權轉換之際為清室殉亡的人物。從這一點，可以窺知作者內心的政治傾向。〈丁巳感事〉有句云：「欲舉黃旗竟未成，可憐才調最縱橫」，意指張勳復辟，竟未成功。又〈武進董授經敬賦敬賦四十韻呈三君〉有「南京建新都，朝氣亦頗正」，適逢抗戰勝利後，講的是對國民政府的支持。〈書事〉16首寫抗戰勝利後，國府處理時事失當，遂使中共得利。〈仰放過訪以壽蔡除夕元旦諸作見示，次其元旦詩韻奉報〉、〈浣溪沙〉等屢見歌頌紅朝詩詞，如「革命卅餘年，所為無一好。紅旗突高舉，昏夜始天曉。東風大地吹，北斗眾星繞。新業百廢興，舊污一筆掃」，係解放後才寫的作品。
為什麼一個人會有這樣分歧的「認同」？難道整理者無從判別嗎？本書顯然是有意「為賢者諱」，刻意留下許多蛛絲馬跡，以待後人追索。譬如，最引人爭議的部分，是參與滿洲建國一事，在書中難以察覺。〈八十生日諸戚友賜賀招邀宴集，惠以詩詞玩好果食，賦此致謝，并以述懷〉則有附註，說自己「乙酉在長春，八月七日歸來，未遇八日之變」，當中「乙酉」，係指1945年；至於人在長春，全因在「滿洲國」任職之故。對照《康德元年版滿洲國名士錄》可知，許氏嘗任宮內府總務處長，如此一來，自是在「滿洲國」崩潰前夕離開「新京」長春。但通觀全書，我們實難窺測其中一二，若非留心字句，斷難得知。
最後，此書還有兩點可談，以資紀念。一、這部書因為難得，印數僅1000冊，是經由北京的馬先生介紹，由作者後人致贈，特此誌謝。二、本書題籤由名書法家啟功(1912-2005)所寫，甚具別緻。啟功本人即愛新覺羅氏後代，但據其自傳稱，不願以滿人之姓冠名，亦與擺脫20世紀滿人在東北建國一事有關。「認同」之複雜，由此亦見一例。

往事

毛彥文，《往事》，臺北：作者刊行，1989。附錄〈悼君毅〉等12篇文章及照片38幅，共300頁。
差不多在一年前，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從上海某出版社的編輯寄來。對方說：經潘學長的介紹，想找我幫忙影印一本女性回憶錄。知道書名後，我便通知那位編輯先生，自己身邊恰巧有此書，可代為略盡棉薄之力。不料沒過多久，對方便匆忙回信，謂坊間已有簡體字書出版。嗣後某日，我曾在「萬卷樓」偶然看到；記得重新出版的「導讀」，係由羅姓老師撰筆，值得一讀。這本書就是毛彥文(1898-？)的《往事》。
或許有人會納悶：毛彥文何許人也？幹嘛上海的編輯要苦苦尋其回憶錄？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因為陳寅恪(1890-1969)的名人熱潮，而使得創辦清華國學院的吳宓(1894-1978)備受矚目。這位經營1920年代反對「新文化運動」刊物《學衡》的學者，日記隨之由後人整理出版公開，造成轟動。尤其他的婚姻及戀情，也因此讓人重新憶起。毛彥文即是吳宓當時苦戀的對象之一；後來毛氏與政壇名人熊希齡(1867-1937)締結姻緣，兩人年歲相差33歲，更引來社會一陣關注。光是這麼豐富的內容情節，教人不想讀她的回憶錄也難。
不過，當我讀其回憶文字後，倒覺得表兄朱君毅才令毛氏刻苦銘心。對於《往事》，不妨應該從女性的角度來解析，可能會有更多的想像空間。非惟情感方面如此，包括女性如何參與公共空間的活動，甚至是投身政治，本書其實有相當的篇幅可供吾人探究。
至於我的這本毛氏回憶錄，其實是碩士指導教授吳老師所贈的。原因是早在碩士修課時，我便寫了一篇關於吳宓的不成熟報告；當時吳的日記尚未出版，資料甚少，師長因此留下印象。之後當兵期間，百無聊賴，每每尋書解悶。有次返校與吳老師閒談，老師提及刻正寫一篇關於吳宓的感情和時代關係的文章。他因為對毛女士充滿興趣，透過私人管道而索得未公開出版的本書。說著說著，老師一時興起，索性便將書送給我。謹誌此段緣由，以解讀書莘莘之樂。
在結束之前，無意間搜索到沈衛威有篇訪問毛女士的文章(http://www.gmw.cn/CONTENT/2004-06/18/content_45049.htm)。可以確知的是，毛氏年歲已高壽破百。但沈文裏苦苦追問毛、吳兩人情愫關係，被回以「無聊、無聊」，像今日狗仔追求那些私領域的新聞一般，不免有管見之譏。因為此事在鄙人看來，已成過往雲煙，無關歷史的重要與否。

荷堂詩話

陳聲聰，《荷堂詩話》，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6。附作者照片及手迹各一，共185頁。
陳聲聰(1897-1987)，字兼與，號壺因、荷堂，係清舉人陳壽璚(1873-1991)之侄。陳氏畢業於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科，曾任福建省直接稅局局長、財政部專門委員。1949年解放後，被聘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期間還任中華韻文學會副理事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由於早年在京時，陳即以書法名於時，工詩詞，亦擅畫蘭竹、山水，因此頗具盛譽。
本書實為《兼于閣詩話》之續編，在作者歿後才出版。詩話一類的體裁，已有淵源，在近代中國而言，像陳衍(1856-1937)《石遺室詩話》、楊鍾羲(1865-1940)《雪橋詩話》、狄葆賢(1875-1921)《平等閣詩話》、陳詩(1864-1943)《尊瓠室詩話》皆是。讀詩話有幾種好處：第一、它算是詩集的一種綜合性資料和介紹，透過詩話作者的纂輯和解讀，我們可以迅速理解古典文體中撰寫人想要表達的情境。第二、詩話偶有藝文掌故穿插期間，不妨可視為一種史料。第三、詩是傳統社會識字階層的一種重要利器，用來表達個人情緒，甚至維繫人際關係。有的詩人經常以歷史事件做為題材，如果想要理解傳統和古典社會人們的心態，整合集體現象的詩話算是具有相當意義的資料。以清代而言，如林昌彝(1803-1876)的《射鷹樓詩話》，專記鴉片戰爭時期詩歌，堪稱研究該時期最佳的史料之一。
陳聲聰的這部《荷堂詩話》，所記均為清季民國以來人物，雖以人記詩，然重要性已遠遜於《兼于閣詩話》。儘管如此，作者因涉有解放後人物事蹟，仍具價值。譬如，寫有許多南社舊事的鄭逸梅(1895-1992)，被江亢虎(1883-1954)戲稱為「無冕帝王」；黃璠於中日戰爭期間，憤於日人橫暴，輒入晉察冀的「民主根據地」，日日寫詩，著有《游擊草》，描述中共在邊區活動狀況；又屢言及無錫國學專修館門生，如沈熙乾、楊廷福、江辛眉等人活動。
另外，多提到陳氏家鄉人物，為外界鮮知。像葉葱奇(妻鄭文淵)，乃為鄭孝胥之婿，長期居上海而不出，1949年後有雜文在香港《大公報‧藝林》；又如福州人黃葆戊(1880-1968)，居上海數十年，為商務印書館所出書題簽，當反右整風雲湧之際，黃自言「半生舊社會人，有如一塊破布，五顏六色，今欲將其染紅，亦黝不新鮮」，可識其況。
我之所以識得陳聲聰，乃因讀鄧雲鄉(1924-1999)書，涉及《舊都文物略》編纂過程，始悉其人。至於《荷堂詩話》，則是在2004年至上海時，在某家地方不大的二手書店中購得。雖然對我來說，《兼于閣詩話》更有益於研究，但本書其實也增添不少對當代人物軼事的瞭解。

何鍵‧王東原日記

高原、陳永芳編輯，《何鍵‧王東原日記》，出版地不詳：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附照片、原稿5張，共337頁。
根據編輯說明，這部日記的原稿是藏於湖南省的檔案館，歷經編者整理後出版。何鍵(1885-1956)、王東原(1898-1997)兩人在民國先後曾任湖南省主席，後來均隨國府遷臺，度過晚年。由於兩人以反共著稱，換言之，此書乃遺留在大陸的「罪證」，以毫無刪減的方式保留下來，成為史料。
兩人日記的時間範圍是：何氏為1931年3月至1932年9月，王氏為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大致來說，主要涵蓋1930年代上半葉。因為兩人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該書內容遂成為一部理解訓政時期國府在湖南統治的最佳寫照。細讀書中文字，可以探究國民黨是如何來進行掃除共產勢力，以及同時推動恢復「傳統」精神，做為鞏固政權和凝聚統治向心力的方式。舉例來說，運用關、岳二聖的民間祭祀信仰，藉以提倡道德，便係何鍵最常留意的部分。就我所知，上海復旦大學有某位博士的學位論文特別對此著墨甚多，頗值關注。
至於王東原日記的部分，有處很可提出：他在1934年夏天參加第二期軍官訓練團，以往對這方面的瞭解並不太多。可是，透過王的日記，卻傳達以往我們不知的內容。像是將每日講師上課的內容，做簡要摘述；還有讀《國聞周報》、《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實際》，包含整個基層軍官對於地方統治的看法；當然還有國府的反共策略，如何處置共黨人員。
何、王二人平日生活也有值得深究的地方。他們都追慕曾國藩的事功；每天早上都會練拳、刀劍；甚至重視《論語》一類典籍等等。何鍵日記中更有推動促進「社會忠義」一語，可以覘見此時期的風氣和現象。
這本書能夠提供的訊息還相當地多，是檢討1930年代中國政治與文化不可多得的資料。儘管兩名作者均屬國府高層人員，但仍能從他們的字裡行間，窺探時代環境，因此值得一讀再讀。

草堂之靈

楊鈞，《草堂之靈》，長沙：岳麓書社，1985。共337頁。
我最開始認識此書，是因為在博士班一年級時，讀劉聲木(1878-1950)的《萇楚齋隨筆》而來，深覺書名有趣。後來，經查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有1928年的線裝本，便親自到館一閱。這部點校本則是我日後在網路上有機會拍購得到的。
楊鈞(1881-1940)，字重子，湖南湘潭人。現在知道這號清末民初存在的人恐怕不多。其實楊氏的堂兄楊度(1874-1931)，即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眾所周知的政治人物。楊度在歷史上定位可謂毀譽參半，既是湖南名士王闓運(1833-1916)的得意弟子，又曾是支持立憲的維新人物，後來領銜主持籌安會要恢復帝制，晚年加入共產黨。他的一生角色多變，正為轉型時代中國人思想激進的代表。相較起來，作者楊鈞就顯得人生際遇沒那麼豐富；然而，也因為堂兄的關係，他的筆記內容見聞廣闊，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楊氏對書畫、金石、詩文略精擅長，故書中有不少篇幅談相關內容。譬如書法，本書有〈說永字〉、〈論執筆〉、〈說篆〉、〈記硯〉等，表達個人見解。又如李瑞清(1867-1920)、曾熙(1861-1930)的書畫家的軼事，多所外間未見。當然，對於同是湖南人的王闓運，《草堂之靈》更紀錄了許多不見於王氏個人著作的言論和看法。
楊鈞的書內多警語，而且讀來甚有意思。像是言及李瑞清「鬻賣筆墨，同於賣身，為儒生之慘事」；又讀書「求學者必須求不同於時人，而後乃進而求之不同於古人。不同於古人尚易，不同於時人實難」，蓋因易受風氣影響；言民國建立，「無真可認」等等皆是。
另一值得提的是，此書出版不久前，湖南當地士紳老輩遭逢「丁卯年運」，多被赤黨戕害。這件事造成的心理創傷及影響，也在作者筆下略見一二。其中有段在葉德輝(1864-1927)被害前夕，楊氏亦飽受囹圄痛楚，寫來「恐怖」猶如歷歷在目，可說是第一手最原始的心態史料。

三十自傳

張永明，《三十自傳》，臺北：作者刊行，1959。共16頁。
張永明(1911-1983)，福建武平人。原名維烈，字煥光，號永明。張氏6歲入小學讀書，畢業後升學廣東蕉嶺中學及長汀福建省立第七中學，1930年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國學系。他一生以教育為志業，所記也與此有關。
這部《三十自傳》，其實早已在1939年寫就完成。後來作者1947年東渡臺灣，先後在臺北師範學校、建國中學、臺北師專、華僑中學、臺南女中、國立藝專以及東吳大學等校擔任講師、教授等職，並出任臺灣教育部專員。晚年期間，決定將書重新釐定，付印刊行。張氏特別請來董作賓(1895-1963)以甲骨文字的書法來撰寫封面。
綜觀張永明的生平自述，有兩點值得一記：其一、作者在大學畢業後，遊歷長安、洛陽、開封、杭州、北京、南京等各地，輾轉13省，飽覽風光名勝。這段期間，他寫〈西北遊歷日記〉，分刊於《西北日報》。本書並有張的詩作數首，描寫了所經歷的地方。
另一件事係張氏在1936年，因駐軍陳千里旅長之荐，任福建省保安處政治部秘書。結果他眼見「同仁勾心鬥角、互相排擠之現象，自覺政治場合，實與個性不宜」，故數月後辭官歸去，轉任省立永安師範教師。
由於作者在當時華北屢屢撰文，因此稍具知名，甚至名字還被日本的橋川時雄(1894-1982)收入《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張的治學嚴謹，教學認真負責，深受學生愛戴，但因秉性耿介，終生不得志，雖滿腹經綸，卻未能於政界久留。去臺灣後也未再另立家室，晚景淒涼，曾自作「孤孤單單人一個，冷冷清清屋兩間」一聯自嘲。1983年8月30日，張永明病逝於臺大附屬醫院，終年74歲。由於當時親屬尚不能赴臺奔喪，其喪事全由旅臺的武平同鄉會料理。1990年，遺骨遷回家鄉安葬。

感恩歲月——王貞治母親的故事

王登美著，林慶旺譯，《感恩歲月——王貞治母親的故事》，臺北：中華日報社出版部，1985。附照片20幅，共204頁。
引起我重視歷史上「認同」的課題，除了因為進行清遺民的研究外，這幾年來，也對不同時空下類似的人物、群體，有更深刻的體會，甚至進而找相關的書籍來閱讀。譬如，冷戰時期國共爭鬥中，也有象徵「文化資源」的人物被拿來操作、籠絡，鄧麗君(1953-1995)便係其中一位深值研究的對象。另一位我所注意的人物，即是在日本享譽盛名的棒球選手王貞治(1940- )。
現在年輕的一代，大多會把焦點放在人在洋基隊的「臺灣之光」王建民身上，可能都遺忘了王貞治這位1960年代中期在臺灣叱吒風雲的人物。對王氏而言，他到底是哪個國家的人民？是日本？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想必他自我的認同，與人們對他的期待，以及現實環境帶給他的影響，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課題。我初次感受到王氏所代表的冷戰史意義，主要是從日人鈴木洋史的《王貞治‧百年歸鄉》一書而來。不久前，剛好又在離住家不遠的夜市古書店，買到這本王貞治母親的自述，心想剛好可以從另一角度來思考。
作者王登美(1901-？)，原名「當住登美」。依日本《戶籍法》規定「妻從夫姓」，所以婚後改名。在1916年，王登美第一次到東京幫傭；11年後，她嫁給中國籍的王仕福(1901-1985)。本書前半部講述王母奮鬥的過程，後半則以王貞治為重心，簡單地談王如何對棒球運動吸引，直到結婚的情況。乍看之下，一部歌頌「母以子貴」的回憶錄，卻道盡日本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般百姓所遭遇的生活處境。一切情節就好像日劇的「阿信」一樣，那是一個努力向前、不畏挫折的年代。老實說，反倒不如鈴木洋史的書來得有意義。不過，這也是時代使然，直到今日我們才足以瞭解當中意涵。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後來1989年也以同書名翻拍成電影，由午馬(飾演王仕福)、鈴鹿景子(飾演王登美)、馬景濤(飾演王貞治)、王美雪等人主演。該影片曾到香港、馬來西亞和義大利參展。

愛儷園夢影錄

李恩績，《愛儷園夢影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附錄：〈愛儷園——海上的迷宮〉，及作者所畫扇面與手稿照片4幅，共318頁。
去年夏天我到上海找資料時，曾拜訪一位清遺民之子。承他告知：現在的上海展覽館原址，其實即是傳說中的哈同花園處。為此，我還特別前往當地拍下照片，以資紀念。現在要講的這本書，內容就是一位曾在哈同花園待過的畫家，有關他在該處的回憶文字。
「愛儷園」便係哈同花園的本名。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是近代上海著名的一位猶太籍商人，手下擁有滬濱許多房地產。他出生於巴格達(بغداد‎或Baghdād)，1873年始到上海，1887年擔任上海法租界的公董局董事，1898年又改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901年脫離沙遜洋行，獨立創辦哈同洋行，專營房地產業。由於開發經營上海南京路，獲得成功，1904年開始在靜安寺路購地300畝，興建當時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園，以典型的中國式園林做為建築。嗣後，因哈同熱衷於中國古典文化，還在園內創辦倉聖明智大學。
作者能夠到愛儷園工作，完全因為父親在園內工作之故，得以乘便入園，後來還擔任起總管姬覺彌(潘林，1861後-1964)的畫作代筆人。在他的描述下，讀者於是能夠看到一個以往被視為神秘且不可知的哈同花園，還有民初上海文人畫家的種種軼事。書中所述，包括許多近代知名的文化及學術人物，像是吳昌碩(1844-1927)、王國維(1877-1927)、蒲作英(1832-1911)、鄒安(1864-1940)、廉南湖(1868-1932)、徐悲鴻(1895-1953)等等，這些人物都寫得有血有肉，寫出外人所不知的內容。當然，我最開心是從中讀到許多清遺民的事蹟和活動。
譬如王國維，書中即有多處提到他在園中的工作。作者說到王是「一個不很高大的身材，面孔也瘦小，牙齒有點獠在外面。常穿著當時通行的及法布袍子，羅緞短袖馬褂。後面拖了一條短辮子。冬天他戴上一個瓜皮帽子，或者穿上羊皮袍子。但他沒有比羊皮更高貴的皮衣。他的衣式不很時式，也不很古板，但很整潔。他的近視眼鏡是新式的。他也會抽香煙。總之他的物質生活，是很隨隨便便，決沒有一點遺老或或名流的氣味。看去有點像舊式商店裏的小伙計。」
另一位鄒安的描寫，亦是維妙維肖。作者說他「這位金石家，只是掌故家，不是考古家」，後來因為《周金文存》的版權問題，和姬覺彌鬧翻，提出辭職。替人題鼎名，態度草率，卻要潤格，且價格高昂。書中每寫到他，頗有小資產階級的意味。
總之，《愛儷園夢影錄》雖是一本小書，卻也是一種無可取代的信史。在人們對昔日饒富盛名的哈同花園充滿神秘的興味時，此書不可不拿來一讀。

採訪二年

李岳勳，《採訪二年》，嘉義：梅山鄉農會，1950。共193頁。
鑑於在中國大陸統治失敗的經驗，國民政府∕國民黨到底用怎樣的方式，完成臺灣內部有效的治理？相信這個課題，是目前學界許多人都有興趣且想要瞭解的。據我所知，研究1950年代的學者幾乎對此投注極大的心力。至於我自己，對這方面毫無所知，應該學習的地方很多。多年前，剛好有機會在古書店看到本書，覺得可以深思一番，於是斥資重金，購來一讀。
《採訪二年》講的是「光復」後一位青年對北嘉義地區的風俗民情，做一通盤考察和描述。作者是《公論報》的記者，用他極富生動的筆花，刻畫當時地方社會的景象。綜觀全書，大概有幾個議題是李氏頗為留心的：一、阿里山林區的砍伐，造林政策和農場規劃。從李岳勳的角度來看，日本殖民時期雖對山林進行「掠奪」，但也懂得「護林」之道；像是注重造林事業與要求。所以，通書均見作者對森林的個人主張與見解。
其次是關於原住民的安置問題。作者以為：儘管「光復」業已四年，但政府官員未曾到山中巡視探望，彷彿將山中人視為化外之民，仍以「平地人」的眼光，把他們看做落後的象徵。這裏也凸顯出國府如何進行族群融合和文化交流，多麼表面化而缺乏有效的理解。
再次，本書還有許多關於雲嘉南地區基層社會的描寫，像是糖業的發展、鄉村郵業之進行、地方客運如何安排、海岸防波堤工程的建設、地方學校教育及宗教迷信影響等。
此外，該書援請李萬居(1901-1966)、薛人仰(1913-？)寫序，兩人戰後均隨國府來臺灣，皆係「光復」初期重量級地方人士。因此，作者對雲嘉南地區的考察採訪，無形中也說明本書所深具的重要意義。

翠薇嶂

楊令茀著，翟國瑾譯，《翠薇嶂》，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附圖及照片7幅，共486頁。
楊令茀(1887-1978)，江蘇無錫人。她系出名門望族，自幼受到家境影響，酷愛文學，勤習書畫。5歲時，楊氏的作品即備受矚目，甚至參加畫展；8歲又師從江南著名的畫家吳觀岱(1862-1929)。至於求學的經歷也不遑多讓，在上海務本女子中學時便品學兼優，曾獲上海市中學生聯合運動會跳欄冠軍及學校的獎學金；畢業後還執教於江蘇如皋小學和南京女子師範學校。
清民之際，楊令茀跟隨長兄來到北京，得以拜文壇耄宿樊增祥(1846-1931)為師，同時並結識了陳師曾(1876-1923)、林紓(1852-1924)、廉南湖(1868-1932)等人，親獲教誨和指點，於是畫藝及詩文的功力日益精進。民國時期，她還曾在北京舉行個人畫展，並與齊白石(1864-1957)一起辦過畫展。嗣後不久，楊即被推薦到故宮的古物陳列所充當畫師，在那裏得以觀賞、臨摹歷代名作，尤其致力於臨摹歷代帝王和皇后的畫像。因此她當時不僅畫名大噪，詩亦受到盛譽。
在這部自述中，有幾段內容甚有趣，頗可當作掌故來看。例如，作者與北京藝術協會參加濟南府的書畫義展，順便赴曲阜一行，拜訪孔廟。當遜帝還在紫禁城內時，楊因遺民陳寶琛(1848-1935)的緣故，進宮晉見瑜太妃，甚至後來參加宮內中秋活動。連末代皇帝的婚禮，作者也是入幕之賓。楊氏書中也多次提及川島芳子(金璧輝，1907-1948)，形容其為「危險的美女」。嗣後，遜帝被迫離開皇宮，清室善後委員會於是入紫禁城點查，楊氏又因廉南湖的關係，得以在故宮博物院成立前入宮參觀。
由於本書係屬事後追憶，加上經由英文翻譯而成，故內容上難免會有所瑕疵，使用時必須小心。首先，時間先後次序錯亂，閱讀必須對相關事件順序、人物生卒有通盤理解，否則將錯置。其次是稱金梁(1878-1962)任職「瀋陽故宮博物院」，係翻譯有誤，應為「奉天博物館」，可對照內尾直昌所編的《康德元年版滿洲國名士錄》。
我因為處理清遺民的文化及藝術事業相關議題，無意間從樊增祥的詩文裏認識了楊氏。讀了她的這本回憶錄，更感清末民初這段時代大變局，真是到處充滿興味，可以深究的議題其實很多。

西南紀行

錢桐蓀，《西南紀行》，臺北：正中書局，1962。附照片若干，共196頁。
某次有位學者在講論會上，公開宣稱將結合相關資料，配合運用現代網路科技，重新還原抗戰時期流亡大後方的路線，斯業偉哉！鄙人不敏，聽來不勝嚮往，深覺或許因此將改寫抗戰人們的生活史也說不定。但是，倒讓我想起《西南紀行》一書，值得在此推薦。
這是一部由回憶文字夾敘日記而成的書，時間主要自1937年8月15日起，約至1949年2月左右為止。作者當時從事法界公務，隨著政府一起「播遷」到後方，一路曾歷經了南京、鄭州、漢口、長沙、桂林、貴陽、重慶、昆明等地；可以說，幾乎華中、華南半壁中國皆已繞盡。透過旅行書寫的方式，本書詳細紀錄了戰爭下該地景物與人民生活樣貌，隨書還有珍貴的照片呈現。特別是那些邊區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也都到處在內容裏可見。
此處試舉兩筆史料，以證該書的意義。一、重慶市在抗戰期間，經常有空襲發生，故路途有所謂的「疏建車」，乃市當局為求疏散人們之計；另靠近市郊的鄉間，多有簡單住宅，無論公所私宅，皆依地鑿洞，目的為了防空之用。據說，重慶的人造防空洞可媲美桂林的天然洞穴，當時歐美某國派員前來考察技術，甚至打算募工仿造。二、作者考取法官資格，曾至歇馬場進行受訓將近半年，嗣後還有重慶地方法院實習過程，本書也不忘紀錄下相關資料，頗值參考。
書的最末一章記載作者離南京來臺灣的經歷。整體說來，這部分固然頗與書名有所扞挌，並不協調。不過儘管如此，以一位法界人士的立場而論，錢桐蓀寫下他對臺北最初的印象，包括充滿日化的飲食、衣著，還有本地發展出來的宗教、生活習慣等。對照其他類似的回憶錄史籍，本書在此依舊仍值一讀，有其貢獻所在。

鄒崖詩集附年譜

何藻翔，《鄒崖詩集附年譜》，香港：何鴻平刊行，1958。附照片一張，共170頁。
何藻翔(1865-1930)，廣東順德人。何氏終生有著相當豐富的經歷，深值一談。譬如22歲時，他第二次赴京應試，還結識維新派的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1873-1929)。1892年時中進士，何被授官為兵部主事。但由於跟康有為的交往日益密切，於是加入「強學會」，研習新學和英文，並與梁啟超、黃遵憲(1848-1905)和大刀王五(1844-1900)等傑出人物結為密友，共圖變法大業。不過戊戌政變發生時，他適逢上年已回鄉守孝，僥倖避過了黨禍。此外，何藻翔在晚清之際，曾代表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兩次條約，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後撰有《藏語》一書，即是描述近代史上中、英、藏之間關係的文獻。
何氏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即南歸廣州，租住西關十五甫民居，在屋旁空地以種菜度日，成為一位忠於清朝的遺民。在我所有的這部書中，頁首便是附上他「剃鬚髮，易僧服」的遺照，充滿有意「逃禪」、且異於時局的心態。有意思的是，在民國甫建之初，基於反對袁世凱(1859-1916)「篡國」，何藻翔還曾親自上書給廣東都督胡漢民(1879-1936)，歷數袁氏罪狀，呼籲出兵北伐。此外，何氏又應聘鄒魯(1885-1954)所開設的廣東通志局，擔任總纂。身為一位忠清的遺民，卻以藉助革命黨人之力，希冀推倒敵對勢力，作為不可不謂「怪異」。然而，此亦可見民初的思想複雜一斑。
其後，何藻翔歷任廣州醫學實習館館長和學海堂學長，致力於溝通中西醫學，弘揚傳統文化。1920年秋移居香港，先後在聖士提反中學、學海書樓任教，直到65歲去世。執教之餘，他兼而行醫濟世，醫術頗負時譽。
我之所以會注意到何藻翔這人，完全是因為讀吳天任(1916-)所編的《康有為先生年譜》。吳氏係廣東南海人，歷任香港學海書樓、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葛量洪師範學院、中文夜學院、樹仁學院等院校的高級講師，是位努力蒐羅粵省文獻的學者。他還曾編有《梁節庵先生年譜》一書。至於我身邊的這部《鄒崖詩集附年譜》，還是吳氏簽名本。

對於柯璜新思潮疑問之意見

韓梯雲，《對於柯璜君新思潮疑問之意見》，天津：馥古齋主人刊行，1921。共18頁。
現在凡到過北京蒐集古書的人，潘家園的古貨市場幾乎是一處不能不去的重要地點。2005年秋天，我有幸陪同與廣東詩人同名的校長到此視察；更託他的福，還得以買了許多有意思的書。歡喜之餘，更輾轉到琉璃廠及紀昀(1724-1805)的故居一遊。
這部只有十多頁的「意見」，也是當時一項重要的「發現」。透過書中內容，我們可以想見「五‧四」時期新、舊思想相爭，以及各種主義勢力相互較勁的現象。個人認為，那是一段相當多元兼容並蓄的時代，不管你是堅持維護傳統立場也好，還是認定中國必須以仿效西方道路來解救也好，都彼此深具容忍。但此後的中國卻是走向一條極端和激進的方向；主張變革少的人往往被視為「保守」。
此一小冊最大的貢獻，是作者提出迥異的「意見」，認為新思潮將是帶領中國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可是，作者也毫無保留地引述柯璜(1876-1963)的「疑問」及反對看法，恰巧為我們留下雙方討論文字。值得留心的是柯璜此人。柯氏字定礎，浙江黃巖人。自幼博學強記，熟讀經書；1902年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現北京師範大學)，攻讀博物學、心理學、美學。1907年畢業後，柯因其性格與仕途不合，轉而應聘為山西大學堂(時為全國三大學堂之一)教師，執教生涯長達30年。閻錫山(1883-1960)主持山西省政時，柯氏奉命就太原文廟籌建山西圖書博物館，並擔任館長。1949年後，他又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屆委員，及政協山西省常委、山西省美協主席、中國美術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等。在民國時期，柯璜還編有《孔教十年大事》，紀錄民初孔教會及相關組織的活動。

段筱峰先生八十年錄

段克昌，《段筱峰先生八十年錄》，臺北：作者刊行，1969。附錄「段氏宗支世系譜」，共64頁。
這幾天頗引爭議的監察院委員人選名單，幾乎上了各家傳媒的頭條。私見以為，像監委這樣的職稱，本可算是一種「酬庸」，至於執政者想要如何運用，原是無可厚非，無須多置一詞。因為從制度層面而論，它的合法性來源實在令人費疑。究竟怎樣的身份係社會有「清望」的人？又為何要透過總統賦予後，才能執行監察的權力？且他們該如何被監督？就算讀了曾任第一屆的監委段克昌(1890-？)自述，我依然無法得到佐證。
段氏是雲南宜良人。眾所周知，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裏，段姓可謂為滇省大姓。這本行年錄，其實是作者的自訂年譜。其中內容涉及有三項頗值提出。第一、雲南從民國建立後，多次參與現代中國史重大事件，段克昌均親歷見聞。譬如，護國軍之役、滇軍與廣東軍政府聯合縱橫等，此書具體而微地呈現：雲南對民國史來說，不獨僅具邊區意義，還是影響中樞之處。
其次，段克昌終生與省主席龍雲(1884-1962)關係密切。從龍氏「歸順」中央後，作者先後任職於雲南公務。我估計他應該是位中央與地方之間相當重要的聯絡人。最值得一提的是，段氏在中日戰爭期間，擔任雲南糧食管理處處長，嗣後又任國防部軍糧局局長。這兩項職位凸顯他個人身為中介的角色。特別是戰事日起，國民政府遷往西南後方，滇省既是軍事後廊，又為教育重心所在，如果不是肩負有重大任務，誰又豈能一手扛起徵賦納糧的重責呢？
最後我覺得甚有意思的部分，是作者在1964年以75高齡，赴泰北邊區晤見長子，並訪問當地游擊隊，返臺後還以監委身份在月會報告。泰北因接近雲南，1949年前後有少數國府軍隊逃離，後改駐留當地，成為游擊軍隊。有關這方面的題材，化名「鄧克保」的柏楊(1920-2008)寫過一部小說《異域》，在臺灣曾引起轟動。記得中學時期，電視和電影均以此翻拍為戲劇，廣頌一時。總之，身為雲南籍的段克昌，由於既非中央大員，晚年尚以「養望」而高居監察委員，其一生經歷頗能讓我們思考更多邊區省分在近代中國所呈顯的意義。

國父百年紀念中回憶兩三事

凌鴻勛，《國父百年紀念中回憶兩三事》，出版地不詳：作者刊行，1965。共8頁。
嚴格說來，這本小冊子的字數僅有3000字左右，充其量不過是篇短文而已；加上只是一篇事後的追憶，並非原始資料，拿來介紹未免有小題大作之嫌。不過，由於該抽印本的內容所談皆有意義，亦可提供給其他相關史料資以佐證。
凌鴻勛(1894-1981)，廣東番禺人，一生從事土木工程，主要是鐵路教學和修築。研究近代中國交通史的學者，大概都無法忘記有這號人物。凌氏曾應《自由談》和《傳記文學》兩雜誌，寫有回憶錄，後來公開出版為《七十自述》一書，但本書的內容卻未見納入，因此更感彌足珍貴。
書中主要共有四部分：一、我初見着國父；二、陵墓圖案的評判及選定；三、我所寫的陵墓圖案評判報告；四、奉安大典簡記。最為重要的其實是後三方面。以往關於孫中山陵墓規劃的資料，出版已見甚多，惟作者實乃親歷見聞，故意義殊深。可惜的是，文字寥寥未盡，留下許多有待考察之處。此外，所附的陵墓圖案報告，係從黨史會中抄錄，且尚不全。
有關「奉安大典」的課題，凌鴻勛也用了極短的文字說明，指出陵墓建設與首都的都市計畫有密切關連。由於匆匆幾個字，我們實在很難窺探其中有意義的內容。記得我手邊還有中國編纂的文史資料數種，另有近藤達兒的移靈旅行紀錄，或許可在日後進一步深入討論。

從政六記

徐實圃，《從政六記》，臺北：作者刊行，1956。共136頁。
關於本書作者的生平，可說相當地撲朔迷離。目前可以確知的是：徐氏為上海的暨南大學學生，原先學習金融業，打算成為一位銀行家；嗣後卻以「擇業自由」緣故，選擇至上海社會局工作，專搞文化運動。《從政六記》講的是徐實圃在抗戰期間擔任貴州地方縣的行政工作憶往。
此書內容寫來拉雜，雖無一定條理，卻對瞭解近代中國歷史有幾項貢獻：首先，作者係以參與縣長之職在基層工作，對於釐清1930年代社會底層各種事務，包括經濟、教育、吏政、司法、民情等，無疑提供許多有益的資料。如國民政府為了達成有效統治，像是厲行「戶捐」，引起地方豪紳反彈，必須擇善進行，避免人怨。
第二、過去我們對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情形，絕大部分放在四川和雲南等處，主要是因為資料相對地多，而且兩地為政治和教育中心之所在。《從政六記》卻以貴州為主，深入討論民初到1930年代黔省各項問題，不可不謂少見而重要。例如，位居「邊區」且又難以有效統御的「土匪」，究竟如何管理，還是轉化為國家助力？還有對於鹽的管控，怎樣以制度性完成民眾分配鹽的食用需求？尤其是對於省主席吳鼎昌(1884-1950)各項決策經過，多所著墨，為我們填補一段空白。
此外，字裡行間亦能略窺行政督察專員的角色，特別對1930年代進行地方保甲的功能和意義，頗能見微知著。徐實圃並有〈專員公署之地位與事權〉加以探討。
附帶一提，此書負責經銷的是「中國內政社」。該社創於1951年，由曾經擔任內政部長的余井塘(1896-1985)發起，組織刊物為《中國內政月刊》。

金毓黻學術年譜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小組，《金毓黻學術年譜》，長春：《學術研究叢刊》編輯部，1987。共187頁。
中國的歷史資料裏，年譜∕年表∕年錄∕行年錄∕紀年∕編年∕日譜（或其他相關的編年體）是一種相當特殊卻又充滿意義的體裁，清末民初梁啟超曾經撰文加以申論。我自己治學也深受其惠，非但留意由來新夏、楊殿珣、王德毅、王寶先、黃秀文等諸位先生編纂的目錄工具書，幾年下來，也到處蒐羅了不少，約略有近三百種。因為我堅信：如果要進行大的研究題目，廣泛運用年譜之類的書籍，將是無法忽略的一環。
這次我所介紹的年譜，譜主金毓黻(1916-1962)是位眾所周知的近代史學家，而且本身也對文獻掌握的相當透徹。金是遼寧遼陽人，相信只要剛入門史學的青年學子，大概無人不曉得他有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國史學史》。金氏同時也是一名深諳東北文獻的學者，嘗編有《遼東文獻徵略》、《遼海叢書》、《奉天通志》等。然而，有關金自己終生最重要的著作，其實應該是他的《靜晤室日記》，共10冊，1993年已由遼海書社出版。
這本學術年譜，即是以《靜晤室日記》為基礎，配合金氏其他論著、文章，簡要陳述有關金個人的學術活動部分。原本一開始，本書編輯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要出版金毓黻文集，結果後來事與願違，屢經延宕，文集迄今仍未完成，而年譜卻已先刊。今天我們讀該年譜，應該有所警覺，除了既有助於在日記上提供索引功能，快速方便於資料的搜尋外，還能從中感受氛圍。即言之，某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線索，隱然可以尋覓數條主軸。舉一實例，像是在抗戰期間，金毓黻似乎便相當注重宋史研究的課題；據我估計，這和其他同時代的史家一樣，頗有時代的因素在其中。
另外，本書還附有金個人已刊和未刊的著作目錄，可供參考。

京滬區長

黃曜隆，《京滬區長》，臺中：慈恩書局，1982。附照片9張，及相關文件2件，喬家才等人文章2篇，《季明詩稿》數首，共227頁。
在我自己的尋書經驗裏，每回到古本舊書店巡迴時，其實不能抱著既定的目標而來，必須帶有「考古」的心理。換言之，找書的過程無法預測會有任何結果，往往只能碰運氣；若是幸運的話，最終將有意外發現。但話說回來，想要因此獲得好書，又得積累平日對資料的敏銳度才行。像是一本名字看似小說的小冊子，往往則會因為店家擺錯位置，致使人們不察，反而錯失了獲得好書的機會。所以，帶有「寬廣的心胸」來找資料，既是個人訪書心得，也是學問之道。《京滬區長》即為一個顯例。
雖然偶爾被唐老闆戲稱「目光如豆」，不過這本書卻是我在「豆眼」外的一件「發現」。書名乍看之下頗讓人摸不著頭緒，內容也覺得頗像小說。但嚴格說來，該書作者為《民眾日報》編輯，而主要講的是一本關於汪政權方面的回憶錄，特別係周佛海(1897-1948)策反經過，經過口述後改寫而成，非常具有史料的價值。
書中的主人翁程克祥(1907-1981)，江西浮梁人。程是一位間諜。最先他是上海大學畢業，在東亞同文書院任雇員；1937年，經于右任(1879-1964)的引薦下，結識了軍統局的戴笠(1896-1946)，開始諜報生涯；中日淞滬戰起，程克祥藏身滬瀆，進行情報的蒐集；汪政權成立，又密謀策反周佛海；1947年起，程氏改投宋子文(1894-1971)麾下，擔任廣東省政府新聞處長；嗣後國府播遷，程初滯留香港，1952年來臺至省政府辦公，任省府公營工作，直至去世。
《京滬區長》有幾處描寫得頗為深入，可供參考。譬如，作者在「滿洲國」建立初期，即到東北。由於族叔「白葭居士」程淯(1870-1940)的居間牽線，程氏得以結識清遺民鄭孝胥(1860-1938)，並在長春接受其詩文寫作指導。此外，作者提到汪精衛(1883-1944)、陳公博(1892-1946)、周佛海三人有一共同特色，即能言善道：「周的口才不如汪，但他的政論文章不遜於汪；周講話口急，不如汪之從容，不如汪音調之動聽，以之和陳公博相比，堪稱伯仲，雖言不由衷，但都有吸引群眾的力量。」本書尤其側重於描述對周佛海的策反計畫；某次係程克祥的特務身份被識破，幸得周佛海出言解救，僅關牢半年餘，這也促使周氏日後「反正」之緣由。
因為是口述關係，作者黃曜隆也適時在書中偶有加入程氏之妻的紀錄，更增添史料的真實性。總之，這部看似說部的回憶錄，毋寧為我們提供諸多以往不知的歷史，仍值細細品嚐。

早年之台灣

嚴演存，《早年之台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附照片6張，共104頁。
我初識此書，是在碩士班求學的時候；當時擔任老師的研究助理，由於工作需要，奉命到圖書館借了這本小冊。記得還是在1990年代初期，想要找該書卻並不容易；事後才知道，主要還是因為作者「自行出版」，僅委託出版公司代為發行，使得數量稀少和流傳不廣的緣故。
作者嚴演存(1912-？)，中學畢業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無奈因家境貧寒，改入免費的兵工學院。後來，嚴氏以公費赴德學習化工，返國曾於大學、政府部門和研究部門工作多年，在事業上卓有成就，也對青年才俊多有提攜。嚴先生過世後，他的女兒嚴斯台女士為紀念父親，也為了卻父親與清華大學的「未了緣」，特別在清華大學物理系捐設獎助學金，幫助那些家境貧寒而學業優秀的青年人。
本書所謂「早年」，概指嚴氏1945年至1961年間於臺灣親歷見聞的情形。實際上，這段期間的臺灣，可以說站在一個相當關鍵的轉型期。首先，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國民政府以「接收」的名義前來臺灣，原來都係日本殖民的各項產業機構，一朝轉而改為國府所統管。第二項意義，是國際環境在美、蘇兩強相互對峙下，冷戰於焉形成。國府如何在這樣的局勢之中，求得穩定成長及和平發展？譬如韓戰爆發，進而造成臺灣轉危為安，接著土地改革和組織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成立，統籌策劃經濟，並促成穩定。嚴演存透過一系列的說明，告知我們：所有的政策和措施都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來進行的，還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同樣構成日後臺灣經濟起飛的內在緣由。
書中還有兩處可資參考：一、「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始末。幾乎研究此一歷史經過的學者，無不引用該書內容。我覺得饒富興味的是有關本省與外省人之間生活的差異比較：像是本省人工作中午吃便當，外省人非吃熱飯不可；外省公務員交通以乘坐公車為主，而本省以自行車代步。當然，其中內容的種種敘述，不免以外省籍人士的眼光看待衝突事件的產生，難免有所失衡（就我看來，連稱事件為「事變」，也有認定為「暴動」之嫌），但仍值細讀。順便一提，與本書相同，從外省籍立場來看「二‧二八」，汪彝定(1920-1993)的《走過關鍵年代》內容亦非常精彩，不遑多讓。
二、工業委員會設立及工礦肥料等事業開展。這方面我絕對不敢稱置一詞，學長思宇是專家，對此研究最多，而我久旁聽聞，也稍具粗略瞭解。本書作者參與其中，可說提供甚多精闢的見解。例如，嚴氏認定臺灣能夠經濟起飛進步，有如下因素：1.日人遺留的事業；2.美援；3.時勢所趨和幸運；4.人民勤奮節儉；5.政府有效因應現實提出策略；6.尹仲容(1903-1963)、嚴家淦(1905-1993)等人貢獻。不過據我瞭解，這些都應該放在冷戰的架構下釐清，可能會更具意義。
最後，因為留意到嚴演存的著作，也讓我意外蒐集到另一本著作《魚雁集》。此書乃作者將自己存有跟他人的往來函件，公開發表。內容主要涉及對化工業的看法、兩岸問題及技術交流等。比較特別是，既有過往的歷史人物如李國鼎(1910-2001)、蔣彥士(1915-1998)等，也有迄今在世的王永慶、馬英九等。有幸購得此書，完全係因緣所致，還得感謝唐老闆，若不是到新竹代課之故，恐怕還永無機會。

女記者回憶錄

徐健秋，《女記者回憶錄》，香港：民聲出版社，1957。共187頁。
一本距離現在已經50年的書，訴說的是70年前發生的往事。作者徐健秋，本為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學生；本書以對日抗戰做為開始，敘述整整二十年間自己的經歷。事實上，徐氏不獨敘述自我的經歷而已，同時也在撰寫著1930年至1950年代中國的變遷。
根據作者自言：她隨著政府輾轉來到後方重慶，眼見戰火蜂起，發願成為記者，「要人與人間的感情，讓他們站在真理這一邊，發揚他們的善良，不許有仇恨，不許有自相殘殺！」在徐氏的筆觸下，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紀錄有西南地區的民情、汪政權在上海的種種活動情形、戰爭勝利後南京國民大會的召開、組織婦女生活輔導社與參與相關運動、對馬歇爾來華的過程、創辦《大聲報》、在香港的文化事業和觀察、1953年初訪臺灣及其印象。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段，是關於徐健秋提到好友鄭蘋如(1918-1940)充任間諜為國犧牲的事。這是當時相當有名的諜報故事。後來張愛玲(1920-1995)即以此寫成短篇小說，也就是前陣子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不過，除了刑場判處的部分稍有出入之外，顯然原來故事要單薄許多。看到鄭蘋如和丁默邨(1901-1947)交手的那段，我還是不得不佩服李安導戲的功力，加入了那麼多想像的情節內容。
最後，讓我簡單抄一下整部書的目錄，做為日後有興趣的人參考：
第一章 中國在怒吼
第二章 昆明之行
第三章 重返上海
第四章 勝利來臨
第五章 南京辦報
第六章 馬歇爾在中國
第七章 再度出走
第八章 生活在香港
第九章 訪問臺灣
第十章 但願我是一匹駱駝

如此一生

舒適存，《如此一生》，出版地不詳：作者刊本，1974。共55頁。
舒適存(1898-1989)，湖南平江人。此書很簡單地介紹了作者一生的經歷，值得留心的部分有幾處。第一、湖南地區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有關共產黨對地方上的「恐怖統治」。從舒氏的敘述裏，我估計他的父親可能是一位忠清遺民，至少其人「是讀書人，以幕遊遍南北，晚授廣東補用知縣，辛亥革命後，回里家居，不問世事」。結果在這段時期，舒的父親即以「劣紳」名義，成為被清算鬥爭的犧牲者。這個案例也增添了我們釐清對於「北伐」前後中國面臨社會性質改變的事實。
其次，此書還有許多地方都語焉不詳，頗啟疑竇。譬如，舒適存終生最為人「質疑」的，是他一度加入兩湖地區共產組織，後又改頭換面，為中央的「剿匪」大員。另一處是發生在臺灣的「孫立人事件」。其實舒能順利到臺灣來，孫氏可謂居功厥偉，但兩人此時的互動並不佳。從作者的描述裏，孫立人(1900-1990)「性情固執」，不願聽從國防部命令；又對下屬建議不予採納等等。從書出版時間來看，未知這是否有「劃清界線」的關係？
第三、在對日戰爭期間，作者屢因中央派遣，戰役建功。如：台兒莊、崑崙關大捷；調任入緬部隊；負責於南京「接收」受降；奉調至東北「戡亂」。舒適存也是先後參與台兒莊大捷和徐蚌會戰的親歷者。根據他的說明，兩場戰役幾乎同地點、同情況，結果卻完全殊異。主要因素，在於軍隊對戰地交通的掌握。
雖然以單行本的方式，可是此書錯字不少，有的甚至是人名、地名部分，像今井武夫(1898-1982)、襄陽等，頗不可思議。另外，該書後來還收入在《舒適存先生紀念集》中。並且書的第24、25兩章，也以〈東北戡亂戰爭的若干回憶〉為名，在臺灣的《傳記文學》上發表。我身邊的這本，另附作者排印的〈丁巳歲朝八十生日述懷〉稿紙一張。

劇壇瑣話

朱滌秋，《劇壇瑣話》，臺北：國民文化出版社，1956。共98頁，另附編後記。
許多人都知曉：清代的京劇發展，對近代中國社會影響至深，連史家牟潤孫(1909-1988)在評價滿清亡國時，更有所謂「唱戲誤國」之說法出現。我自己以往在研究清遺民時，也發現他們屢以捧戲為貴，甚至親身還參與戲曲的演出。記得某回訪問一位遺民之子，他更憶及自己曾經參與過上海著名遺民陳夔龍(1857-1948)的八十壽宴，在家延請四大名旦演出情事；連章遏雲(1912-2003)的自傳也記載過類似內容。
這本名為「瑣話」的書，其實就是以晚清民初的京劇伶人往事為背景，回憶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雖然內容不到百頁，讀來卻令人覺得津津有味。作者自言幼時居讀北京，平日喜聽戲曲，所見所聞自然甚廣。像是著名的譚鑫培(1847-1917)向來為人極為自傲，睥睨優伶同行，常加折辱；汪笑濃(1858-1918)本為孝廉，屢試不中而憤隱於伶，且自行編竄劇目，在清末民初甚得歡迎；「紅豆館主」愛新覺羅‧溥侗(1871-1952)為遜清貴冑，書畫琴棋無所不精，尤嗜雅劇，又提倡崑曲；余叔岩(1890-1943)在民初多與梅蘭芳(1894-1961)，名遂大增，反遭梅妒；馬連良(1901-1966)趨炎時勢，嘗率團赴「滿洲國」朝賀，戰後幸得宋慶齡(1893-1981)助言而免罪，嗣後旅居香港，又以生計往北京。此外還有諸多優伶事蹟，堪供逸史參考。
我還記得小時候，臺灣每週末下午的電視頻道都會有京劇節目演出。想來作者在撰寫本書時，大概也有藉此憶往滄桑之感。有趣的是，當時臺灣的歌場票社，又呈現何種樣貌？很可惜書中並無任何陳述。如果說，戲曲成為一項記憶的載體，用來反映自我的認同的話，那麼國民政府遷臺後文化政策與京劇的關係，應該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研究題材之一。
此外，該書出版時，封頁廣告也頗具特色，值得一提。如有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的啟事，羅列宣導繳稅的六項公告：「一、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二、國民踴躍納稅，國家財源充裕；三、不欠稅，不逃稅，才是好國民；四、要反攻大陸，大家必須儘速踴躍繳稅；五、商號逃稅，影響國家財政，大家應該起而檢舉；六、欠稅逃稅，都要受罰。」內容恰可為1950年代臺灣的寫照，做一政治、社會與經濟史參考。

趙麗蓮傳

阮日宣，《趙麗蓮傳》，臺北：文會書屋，1957。附照片若干，共121頁。
在我小的時候，「鵝媽媽」趙麗蓮(1896-1989)是位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過去還只有無線三台的時代，不像今天小女那般可以任憑按鈕一押，電視立刻就會就跑出東森YOYO台，社會上對於兒童相關內容的節目來說，其實並不算通行。趙氏因為在中華電視台製作兼主持「鵝媽媽教英語」與「鵝媽媽園地」，這兩個英語教學的節目將近20年時光，不僅讓她榮獲兩次金鐘獎，還贏得了許多小朋友們的喜愛。
趙女士其實是一位混血兒，父親趙士北(1871-1944)與梁啟超同鄉，係廣東新會人，曾任立法委員，母親則為德裔美籍。至於她的夫婿，亦為民國聞人唐紹儀(1862-1938)的侄兒唐榮祖，兩人曾育有三男一女。1904年，趙麗蓮年僅8歲，隨著雙親來到中國，接著就讀於上海的美國學校。1919年，趙被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院聘為音樂教師，開啟教學生涯。直到中日戰爭結束之後，她申請進入北平電台，正式獻身於英語教學的工作。
雖然作者謙稱只花了半年時間蒐集材料，並以45天撰寫本書，深感內容過於鬆散，但我覺得仍有可取的地方不少。即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這部傳記提供了一些過去我們所不瞭解的課題，深值思量。例如，對日抗戰期間，趙麗蓮身處北平，因其身份特殊，屢次「受邀」辦理教育。基於對「淪陷區」青年的教育使命感，趙氏虛與委蛇，嘗任「南京女子模範中學」校長；當時鼓動女學生拒當亡國奴，高聲唱號反日情緒。另外，趙也在南北奔波時，有過華北、華南「偽幣」兌換經驗；華北地區民眾如欲前往重慶後方，得先至山西閻錫山部尋求機會；戰爭末期北平集中營對待教授的情況；北平故都在日軍統治下的待遇。換言之，透過《趙麗蓮傳》，吾人也有機會體認「淪陷區」文化人的各種「抗日」行徑和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