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3

黃炎培日記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黃炎培日記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共209頁。
兩年前,有位中國的朋友告訴我:刻在整理將出版的黃炎培(1878-1965)文字裏,其日記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值得留心。沒想到,這一晃已經超過兩年,卻還遲遲不見出版。今年六月自己在搬書之際,無意間想起之前曾買到的《黃炎培日記摘錄》,於是隨手讀來,深感興味,值得在此推薦。
黃是江蘇川沙人,畢生奉獻於職業教育的工作。後來他參加政治活動,最令人的醒目就是在1941年時,與沈鈞儒(1875-1963)、張瀾(1872-1955)等人共同籌組發起「中國民主政治同盟」,嗣後更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在共產黨在中國勝利、國民政府輾轉遷臺後,黃氏初係居留在香港,後來則受邀返回北京,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民主」人士的代表。這部《黃炎培日記摘錄》內容,主要乃關於1937年至1949年間思想和活動,特別是國民參政會的活動與議案情形尤多。
綜觀日記,可以藉此窺見一位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洪流和環境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譬如言及黨義∕主義對近代中國民眾的生活危害之深,然國府卻屢以實施「訓政」為由,將三民主義視為最高鵠的,並且罔顧民權的意義。蔣介石便在於國民參政會嘗有發言:「學校機關勸人入黨是好意,入黨是國民義務。憲政實行之後,當然是多黨制,但訓政時期則否。各黨派只要不違反三民主義,政府定扶助之。」如果對照到現今臺灣社會瀰漫一股以黨領政的氣氛,不禁要覺得彷彿是歷史悲劇的重演了。
至於戰爭期間,軍官∕軍人的地位提高,權勢擴張,導致風氣敗壞,也是頗值注意的現象。這樣的情形甚至讓原本屬於施教環境的學校,幾乎淪為政治教條與宣傳的場域,有人即提到當時辦學之難有三:一為軍事教官之驕蹇,二係黨部與三青團間排擠,三是經費甚窘,無從獲得。觀乎前兩項,頗能見得政治力影響教育園地。而且壓迫愈深,反使一般百姓噤若寒蟬,無意參與政治,遂有離心離德的情況產生。黃氏日記記載成都茶館酒肆尚有「莫談國事」之禁條,可見情形一斑。
此外,「黨化」的現象還影響到學術圈。朱家驊(1893-1963)任中研院院長,早為時人詬病,日記轉述傅斯年(1896-1950)的話,說「公推三人候選,請政府擇一任命。政府則派朱家驊,以其為黨員,而三人非黨員也。」相信現存的「傅斯年檔案」定能顯示此事件始末。又書中有親訪共區延安之始末,可與作者另一本《延安歸來》相互參照;戰後的「清查敵偽財產團」,頗令人質疑,蓋因無須接受參政會或立法機構審查,有人疑為主事者係軍政大員,或黨國要人緣故;商人走私渡黃河,必先賄賂守軍,不料共軍喬裝走私商人,竟一舉殲滅地方守軍。諸如這些許多點滴,不啻可做為研究1940年代中國的參考,亦能見當時社會情況。

2008-12-17

孫元良詩存

孫元良,《孫元良詩存》,臺北:張萬明刊行,1994。隨書附圖若干,共84頁。
前些時候偶在書店見到《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係由某家出版社再版。有書商願意賠錢來經營文史書籍的流傳,可謂功德無量,善事一樁。於是遂又憶起自己去年曾在中研院圖書館裏讀到另一本奇特書名《地球人孫元良日常事流水記》。我自己則有次跟唐老闆到「古今書廊」開張的新店中尋寶,也見到孫元良(1904-2007)的詩存,經過網路查詢,僅中壢的中央大學圖書館有藏,甚覺珍貴,故特此介紹。
孫氏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四川華陽。他的一生多采多姿,是黃埔軍校和國民黨歷史的寫照,不但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還曾參加過北伐、抗日、國共內戰等重大戰役。中華民國政府曾頒贈陸軍二級上將,不過有個綽號「孫飛將」,乃共黨諷刺他不以逃跑為恥。孫氏後代也相當知名,其子孫祥鍾,即藝名「秦漢」的電影明星。
《孫元良詩存》乃隨詩有「附記」,當中有兩則深具史料價值。藉此舉出略為說明。第一例是〈戰白雲山〉,記黃埔軍校東征之役。作者時任第一旅第二團第一營第一連的上尉連長,詩作以寫實的方式呈現。又有〈悼廖黨代表二首〉,孫氏當時以腳疾住院,廖仲愷(1877-1925)被刺殺之初,也是最先目睹其遺容之人。

2008-12-15

春泥館隨筆

黃曾甫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室委員會主編,《春泥館隨筆》,長沙:編者印行,1990。附作者八十肖像一張、勘誤表,共205頁。
此書原為《長沙文史資料》增刊,共分四卷,分別題為「雪泥鴻爪」、「前輩流風」、「湘故軼聞」、「藝海鉤沉」。作者黃曾甫(1912-2001),長沙人,同時是一位實業家和文史專家。他在1935年自湖南大學畢業後,歷任中學教員、隱儲女校校長、《湖南戲報》主編等職。抗日戰爭初期,黃氏任長沙市戲劇界的抗敵後援會主席。40年代後,先後合資在長沙、貴陽、重慶經營捲煙廠、火柴廠、錢莊等,任董事長、總經理、廠長等職,曾任長沙市私營煙廠聯誼會主任、長沙市商會常務理事。1949年,面對國共內戰情勢,黃則選擇參加湖南的「解放」活動。1950年任長沙市工商聯籌委會秘書長,次年將所經營的湘中火柴廠捐獻給長沙市人民政府生產教養院。後在市民政局、文化局任職。1957年錯定為「右派」,直至1978年始遭平反。晚年時,黃曾甫從事文史研究,曾任長沙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兼職副主任,是民建長沙市委顧問。
《春泥館隨筆》是一部地方耆老記載湖南省的筆記著作。「雪泥鴻爪」主要是描述當地地方名勝,像是城隍廟信仰與各地「八景」;又包括名人舊居,如革命元老黃興(1874-1916)的故居與祠堂。「前輩流風」記載作者親見親聞的名人掌故,內含政治的譚延闓(1880-1930)、馬寅初(1882-1932)、唐有壬(1893-1935),學術的楊端六(1885-1966)、周鯁生(1889-1971),報界的劉鼒和(1870-1929),法界的陳長簇(1876-1960),商界的曹商隱(1894-1965)等。「湘故軼聞」則涉及社會現象,如最早在長沙設立的鄉村女學堂、國民革命軍的〈會師武漢歌〉。最後的「藝海鉤沉」,寫的是關於影劇往事,包括京劇、湘劇、新式話劇、昆腔等人事物。
除了增添吾人對湘省地方清末民初的文史情況瞭解外,我覺得書中最值得參考之處,是關於1920年代「北伐」的內容。眾所周知,湖南在「北伐」期間因共產黨屢屢發動農民暴動,所以受創最鉅。由於當時作者還只是一名在私立青年中學就讀的學生,故於社會上發生若干事情和印象,能以平常的心理敘及,且相當深刻,故在隨筆裏娓娓道來,頗可吸引讀者。
還有一則何鍵(1887-1956)治理湖南時採用「游行廣告稅」的內容,讀來相當令人噴飯。所謂「游行廣告」者,泛指任何可以達成宣傳效果的「廣告」,皆須按規定繳納稅金:如以人肩負廣告牌示、馬車或汽車上有廣告字樣等,均一律必須納稅。此舉惹來不少民怨,也顯示當時地方軍系如何籌資財源,可見一斑。
可惜此書的訛字甚多,有不少重大錯誤。如標題「劉少少誓不帝表」,讀該則的內容可知係為袁世凱(1859-1916)洪憲稱帝一事,應為「誓不帝袁」才是;又如將中共早年創黨名人鄧演達(1895-1931)的「演」字,誤植為「滨」,類此甚多不一而舉。

2008-12-10

湘雅摭殘

不著撰人,曾卓、丁保赤標點,湖南圖書館藏,《湘雅摭殘》,長沙:岳麓書社,1988。共858頁。
湖南非但有多位名人之外,該省由於文風薈萃,亦孕育不少的學者詩人。我手邊的這本《湘雅摭殘》,就是登錄有清代道光至民國初年,由文人詩詠的作品八千首舊體詩史料集。據該書的「出版說明」指稱,編者對於所錄各詩家的身世、經歷皆有所說明,其中的內容不乏涉及太平天國、義和團、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自立軍、辛亥革命、洪憲帝制及民初軍閥割據等情形,或親躬其役,或多有耳聞;有許多文人的詩集雖然無從得見,但透過本書的抄錄,卻可以留下痕跡,還有重要史實。
雖然傳統社會文士的舊體詩,篇帙相當眾多,而且內容經常難於窺探,非有相當的古典知識素養不可。但我私意認為:若是有人可以披沙檢金,找尋當中深具意義的部分,不妨亦能提供偌大助益。像是本書便具有如此功能,我自己曾因而獲益甚多。此處略舉幾位我所得見的清遺民說明。第一位是長沙人黃昌年,曾任光緒年間翰林,書中說他「鼎革歸里,高隱深山,不履城市。惟愴懷故園,感傷時亂。」載有〈新萬古愁詞〉,堪稱詩史。內云:「錦繡神皋,卻被那眾乖龍無端翻攪。新簇簇,戴一頂洋裝帽,提一個軟皮包,說是國民榮耀。程度也增高,要這虛矯。新進士你作甚麼偽經考,名孝廉你創甚麼國民報,老狀頭你上甚麼荐賢表」,「南北郊,吹洋號,東南陵,修鐵道,學堂齊設大中小,殿廷也要個指揮刀。游學生,拿腔調,警察兵,苛屎尿,無非剽竊外國的皮毛」,語帶諷刺形容那些清末新政下百官與社會各界醜陋的樣態。黃並在民國後曾經任職「船山學社」社長。
另一位陳嘉言(1851-1934),係衡山人,民國後也參與「船山學社」,卒年八十餘。辛亥革命後有多首詩作述說自己心境,如〈辛亥冬自漳州棄印還湘舟泊昭潭〉有句曰:「東陵明歲瓜田守,故國新添一老農」;〈辛亥冬月感作〉云:「睡起西山滿蕨薇,今人歌笑昔人非」,充斥黍離之悲。
還有位湘鄉人傅毓湘(1845-1922),據稱「鼎革歸里,不聞理亂」,生前自定葬地,並撰墓聯云:「梅花明月幽人宅,蘭芷香風故國魂」,並有〈過栗里懷靖節〉,以效陶淵明(365-427)自許。

2008-12-02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

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香港:明窗出版社,1988。共311頁。
近代中國的湖南一直是很特殊的地理區域。除了著名的「湘軍」外,湖南也是唯一支持清季戊戌變法的省分;而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該省的「農民運動」風潮最為浩大,造成多名的地方士紳接連慘遭整肅致死。非惟如是,湖南還曾「出產」了多位影響現代中國的名人,像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譚嗣同(1865-1898)、黃興(1874-1916)、楊度(1875-1931)、譚延闓(1880-1930)、蔣廷黻(1895-1965)等。當然最廣為人們熟知的,就是被譽稱為「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1893-1976)。
有關毛澤東個人生平和傳奇,始終充滿謎般的色彩。尤其是對毛氏早年活動,知悉內情的人則更少。這部《我和毛澤東行乞記》,似乎提供給我們許多精彩而不為人知的一面,充分展現青年毛澤東的思想和行為。
作者蕭瑜(1894-1976),又名子昇,字旭東,湖南湘鄉人。青年蕭氏其實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時,與毛澤東、蔡和森(1895-1931)號稱「湘江三友」,廣受注目。1918年4月,三人又發起成立「新民學會」,由蕭擔任總幹事。不久他赴往法國勤工儉學,亦是湖南當地主要的策動者之一。在1924年回國後,蕭瑜先後任中法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華北大學校長等,此外也加入國民黨,參與政治活動。1949年,蕭氏跟隨國府前往臺灣,後來從事於教育工作和事業,最後移民在烏拉圭去世。
根據蕭氏自詡:本書是「記述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誕生和有組織的發展」之著作。從作者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毛氏那種個性偏執、平日不拘小節、又喜爭鬥、相信「征服」別人才具有德行等性格。非惟如此,書中還透露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辛。譬如,有湖南第一師範的「孔夫子」稱號楊昌濟(1871-1920),原先打算將女兒楊開慧(1901-1930)嫁給作者,惜作者已先婚,故締造毛澤東與楊家的婚姻。此外,蕭氏談及蔡和森,說他「為人缺少創發力和推動力,又不願在任何事上求助於人」。講到楊度(1874-1931),認為某些程度確實影響了同鄉的毛澤東,這點倒是極少有人提及。1914年「新民學會」的組成,乃至分裂的經過,作者也提供了相當充分的說明。
1916年暑假,蕭瑜臨時起意,決定以行乞的方式到各地基層體驗生活。這項空前的作法引來毛澤東的高度興趣,兩人遂結伴而行。該趟「行乞旅行」,不但增加了雙方的瞭解,也促使毛日後思想的激進化,成為加入共產黨的契機。作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其中經過,並詳述毛何以未曾參與留法勤工儉學理由,還有關於與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經歷。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最先是在1959年由英文寫成,當然原來所設定的讀者群,係以洋人為主。因此,內容不免深具「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色彩,讀者亦能從序言委請知名的國際作家林語堂(1895-1976)來寫,可以窺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