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31

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

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共160頁,附錄:周子美〈近百年來江南藏書家概述〉等10篇。
我開始注意到「藏書紀事詩」體史料的價值,大概是從研究清遺民歷史之後。一方面,有些遺民曾經寫過「跟書有關」的書,甚至本身就是位藏書家;另一方面,「藏書」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帶動出版書籍的歷史,都必須倚靠豐富的文化資源和經濟條件才足以支撐。因此,這兩點構成了近代「藏書紀事詩」體的出現,不得不說是偶然和必然的重疊。有幸的是,許多忠清遺民正是如此傳統和現代交接的文化傳承媒介;他們不但開啟了這樣的寫作風氣,也成為是被紀錄的主體。
這部《上海藏書紀事詩》,乍看之初其實可能有點多餘;因為有許多人物可能都在以前的各類「藏書紀事詩」書中出現過了。不過仔細想想,實際上卻未必如是。此書毋寧比先前的藏書史書籍可說更具心思,因為限定了時空範圍。譬如,葉昌熾(1849-1917)《藏書紀事詩》無疑是這類書的開山之作;倫明(1872-1942)《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紀錄的是民國後成名的藏書家,但溯及晚清史事,已經把時間感列出;徐信符(1879-1947)《廣東藏書紀事詩》則集中在嶺南的藏書家。本書則是將時空兩者合一,同時凸顯近代中國上海一地的歷史特色。當然,雖然只是限定在上海一處,其實書中記載的人物卻係以江南藏書家為主;如同潘景鄭(1906-2003)言:「此書所收,雖未必盡屬滬人,然好書者往往倚為寄廬,兼以書商雲集,求書較易,百年中蔚為文化之域,其來有自」,誠一針見血之論。但無論如何,相信想要知道滬瀆往事的讀者,是不能忽略本書的。
書中還有幾個關鍵詞,頗值得留心。例如「合眾圖書館」,即為顯例。由於抗戰時期,江南一帶藏書損毀流失,古籍淪亡;為保存中華文化,1939年由葉景葵(1874-1949)、張元濟(1867-1959)、陳陶遺(1881-1946)等人發起,在上海成立合眾圖書館,聘請顧廷龍主持。館藏基礎是以葉景逵捐書為主,另有張元濟及多位藏書家贈書,共計收藏古今圖書25萬冊、金石拓片15,000種,以及期刊、報紙、書畫、尺牘、照片、書版等各種形式的歷史文獻。1953年,合眾圖書館將全部館藏、館產捐獻給上海市人民政府;1958年併入上海圖書館。從該書我們可以略知合眾圖書館的來龍始末,甚至藏家何自。
另一需要注意的是「上海文史館」。1949年中共建國後,為了酬庸各地耆老,經常予以常設的文史館員,藉資表示尊重,至今依然。許多藏書家被視為文化人物,毫無疑問也在籠絡之列。本書似乎也提供了政權轉換之際,知識界和文化人怎麼進行心理調適的過程。
最後,作者之一的宋路霞女士,撰寫過許多有關上海的典故書籍。近來由她整理出版孫曜東(1912-2005)口述的《十里洋場的風雲人物》,涉及上海洋場風物、梨園軼事、銀行金融瑣記,乃至汪政權內幕,非常推薦一讀。

2008-05-29

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

革命實踐研究院中興詩歌社、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端午詩社編,《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端午詩社,1973。共327頁。
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工具書。首先,它跟傳統的詩話體裁書寫並不相同,不是一本關於民國時期詩人的介紹;而是採取一頁一人的方式,將當時在臺灣(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各地的詩人,以小傳的篇幅加以介紹,共327人,還附上照片及代表詩作。在我的印象裏,人物小傳並附照片一類的書不算太多;光是照片而言,在今日已屬相當難得。像是田邊種治郎編的《東三省官紳人民錄》算是一種,而這部書的特殊貢獻之處亦即在此。
其次,由於本書在1970年代出版,可說是當時的執政當局進行了一次文化界的「調查」。我初略翻閱一下,既有從大陸跟隨國民政府而來的文化界人士(如:成惕軒[1910-1989]),也有1910年代在臺灣成長、歷經日治時期的本省籍詩人(如:陳逢源[1893-1982]),甚至終戰後甫出生的文壇新手也包括在內。在「光復」後,臺灣來自兩種不同傳統脈絡的詩人,如何在現實的環境下交流、共存呢?書中似乎也提供了若干線索可以參考。當然,這本書也替我解決過某些藏書的疑惑,試舉一例說明。有次我在古本書店買到一本名為《中國考試制度史》的簽名本,作者係沈兼士。該書乃沈氏簽贈給時任國立編譯館館長的王鳳喈(1896-1965),時間為1950年8月17日。我心想這位「沈兼士」,並非眾所周知的北京大學教授、中國語言文字學與文獻檔案學家那位,因為後者1947年即謝世,怎可能還會贈書給人?結果在存疑的情況之下將書買下。《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最後終於幫我解答了此一問題。原來這位「沈兼士」,是江蘇東臺人,曾出任江蘇泗陽縣長,後在臺灣時考試院擔任參事兼組長,又任教於臺灣大學和淡江文理學院。

七秩自述

吳望伋,《七秩自述》,臺北:作者刊行,1974。共14頁。
1960年代起,臺海的「兩個中國」開始進行另一種文化競賽,目的在於爭奪統治的正當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總理周恩來的倡導之下,號召了許多人撰寫過去的「經歷」,因此促成由官方主導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從中央到地方省縣市各級。至於在臺灣,大概就是《傳記文學》、《中外雜誌》一類的雜誌,刊載黨、政、軍、學各界人士相關回憶;而第三地香港方面則有《春秋》、《大成》等。可是,還有更多不見於雜誌的文字,每個人都嘗試寫一點自己曾發生過的事。試想:如果把這些集合起來,其實也是蠻驚人的,甚至可以從中牽起多條的歷史線索。就像這本《七秩自述》一樣,雖然僅是薄薄的小冊子,內容字數大約1萬餘字左右,卻簡要敘述了自己一生經歷。
吳望伋(1905-?),浙江東陽人,南京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畢業。作者在1926年才投入黃埔軍校,後又積極參與國民黨在浙江的活動,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為止。這段期間,吳氏負責浙江省黨務改造工作、主持寧波《民國日報》、查禁煙毒、組織民間抗日活動,並負責接收敵偽產業。可以說,1949年前共二十年的時光,吳望伋與國民黨在浙江的關係密不可分。
另一值得留心的是:作者曾在1948年以立法委員的身份,提議修改農會法,並提出「二五減租章程法案」。此案後來成為國民政府在臺灣施行「三七五減租」的前身參考,吳望伋也因以土地改革成績而備受重視。
再者,吳氏於1958年創立「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以研討民意測驗學術,反應社會輿論為宗旨的民間學術團體。此一民間組織,用意在於推動臺灣「民主化」,並藉以聯繫跟美國的互動,加深臺灣在當時自由世界反共的地位。
實際上,這本小書出版之前,吳氏還有一件事頗可稱道,為書中所無。1956年,吳成立臺灣觀光協會,曾經建議政府早日規劃及設立國家公園。同一時間,民間組織也促使政府注意;內政部即對國外有關自然保育和國家公園的蓬勃發展深感興趣,於是開始著手收集相關資料。

2008-05-26

北平一顧

陶亢德編,《北平一顧》,上海:宇宙風社,1940[1938],第3版。共235頁。
我去年寫了一篇關於戰前北平的研究,夏天時趁機參加成都四川大學舉辦的一場學術研討會,並在會議上宣讀。在那篇文章中,這部《北平一顧》是我非常倚重的資料來源。之所以會注意到該書,完全因為有次看了《宇宙風》的廣告,進一步刺激而得來的靈感。不過,靈感往往都是放在心中,通常是過了一段時間後,才逐漸醞釀變成一篇文章。像這篇北平的討論,我自己便累積長久的時間,大概約將近三年始轉化為文字。
但在論文寫作期間,我自己所參考的《北平一顧》,主要係後人編的民國時期北京資料。首次見到原書,倒還是這幾天發生的事。因為拿一些用不到的古本去書店換,老闆娘也從書庫裏找了兩本對我有用的書提供參考,結果我看了都愛不釋手,換的書價隨即化為雲煙一空。本書雖是第3版,然臺灣此間圖書館應不易見;初步查了一下,僅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的線裝書室有,可在館內借閱。
曾經集合而成為政治、文化的中心,後來在1928年後失去了其原來的地位,北京一直是研究民國時期值得重視的課題,目前也有許多學者研究和出版了相關論著。我在閱讀清遺民的資料時,便深刻感到這個古城對他們有一些難以言喻的意義。像是惲毓鼎的《澄齋日記》,無意間便娓娓道出為何自己打算留置北京之故。這恐怕不僅僅是政治因素的考量而已,還有經濟、人際關係方面的糾葛。
1936年6月,上海《宇宙風》發起「北平特輯」,公開徵文,吸引了不少人參與,動筆寫下他們對古城的追思。據徵稿啟事所言:「徵求關于北平的風光文物、衣食住行、城市個性、胡同生活、書攤廟會、花式鳥集、戲園茶館,及一切社會民生之斷片速寫等等文稿,小大由之,長短不論,如附與文字相關之照片圖畫,亦甚歡迎。」結果令人出乎意外,各地湧入的來稿不斷,《宇宙風》甚至以特大號的形式將篇目預告。隨著連續刊登關於北平的文章愈來愈踴躍,編輯陶亢德(1908-1983)始彙集成書。
這部集合了許多人所「想像」的古都回顧,除了展現每個人各自的北平經驗外,還透露出一種戰爭恐懼下的心理狀態,值得好好細究。

2008-05-16

八年來的回憶

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上海:光復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共29頁。
我自己以前從事歷史研究時,也對所謂的「負面」人物,有興趣從另一種來看待他們。譬如「漢奸」,如果全以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來思考,當然不免會充斥道德價值的語氣;可是要能換個角度的話,是否可以給我們有別於以往的瞭解呢?
陳公博(1892-1946)的一生,便給我許多類似的靈感。他出生於廣東南海的官宦之家;在「五‧四」時期求學北京大學之際,曾接受過社會主義思想,代表廣州出席中共在上海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0年代時又是國民黨內改組派的宣導者;1940年代則改頭換面,成為南京汪政府的首任立法院長,嗣後兼任上海市長,直至終戰後成為罪無可赦的戰犯。由於對其人的興趣,我手邊也陸續蒐得幾種陳公博的著作,像《苦笑錄》、《寒風集》、《陳公博先生文集》等;《八年來的回憶》則係當中之一。
其實《八年來的回憶》相當易見;與其說是一本書,不如說是一篇長文,發表於1945年11月。我買此「書」,可以說完全是被它的封面所吸引。因為很難得有出版物的標語,會以「╳逆╳╳自白書」或「萬人切齒的╳╳」來形容作者的,大概這還是第一本吧。另一有趣的地方是書價「每本國幣五百元」,也可算是一樁有關社會經濟史的資料。不過讓我更覺得有趣的是,陳氏用什麼樣的言語來替自己辯白。
「書」中嘗試以眾所皆知的「漢奸」——「汪先生」為主角,鋪陳汪政權建立的緣由與始末。從稱呼「汪先生」來看,陳公博很明顯有意以文字為自己留下任何紀錄,無論是否可以達到脫罪的結果。這和他1939年撰寫《苦笑錄》、1944年出版《寒風集》時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陳的文字裏有一明顯的主軸:即汪政府的出現,乃不得不然,為日人侵華時勢下必須的結果。像是他舉稱參與「南京政府」,既是為了謀求避免在日本政策下經營兩國關係,也是防止中國華北地區的分裂,還有以三民主義來統治「淪陷區」,鞏固思想核心。陳氏甚至宣稱,汪政權對日人來說,實際上還有「敵性」的存在,在「雙簧論述」的結構上,毋寧達到抗日且安民的目標。有意思的是,汪、陳兩位都對共產黨一度親近,卻明顯在「南京政府」建立一事方面反對共產主義。總之,以一部汪政權統治綱領的「文本」而言,這篇長文儘管深具詭辯,卻極富可讀性,也深值重新去理解和思考。
毫無疑問,本「書」的確引來轟動,也是作者自我慨言無愧於汪精衛的著作,不過,若無時勢配合來發展,絕不可能有如此之「書」。「書」既是要給死者(汪)一個交代,也是向活者(蔣)的輸誠,好一份兩面都想討好的「自白書」!就讓我引用「書」的封底介紹,以做為印證當時造成輿論之震撼。
「陳逆精彩偽論」
重慶的同志們都很了然,
我的確苦悶達於極點。
我今天就承認秦檜是好人吧!
但賣國還有代價,
力勸(汪先生)不要離河內,
南京是和平抗戰,
說(蔣先生)對我是諒解的,
說(陳公博)是愛國的,
即沒有和(共黨)來往……

那一年:錦連一九四九年日記

錦連,《那一年:錦連一九四九年日記》,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共185頁。
能夠有機會認識這本書,完全是因為昔日高中同學小朱的關係。前陣子,他問起我有無意願到家裏看看父親和伯父的藏書,並表示若有興趣的話願意贈送。就在今年3月的某一星期天下午,我帶著欣喜的心情前往,果然成果豐碩,甚至還挖到明治45年臺灣總督府出版的《臺灣統計要覽》(經唐老闆、許博士認證,該書至少以萬元起跳)。
這一本描寫1949年的日記,也是這次最有意義的收穫。日記原來係由日文寫成,如今業經中文的翻譯後整理而出版,為非賣品。作者「錦連」,本名為陳金蓮(1928-),彰化市人。由於陳氏受到父親和哥哥都服務於鐵路局的影響,國小畢業後即進入鐵道講習所,畢業後分發到臺灣鐵路局彰化火車站服務,在電報室工作直到退休,在火車站工作將近40年。
陳金蓮同時也是位近代臺灣著名的文學家。他開始創作的時間可謂相當早;大約日治末期,就用日文寫詩,只不過當時發表的機會不多,大部分作品都只保存在自己的筆記本中。1949年,21歲的陳氏在《潮流》上首次刊登了日文詩作〈在北風下〉。《潮流》是「銀鈴會」出版的刊物;該會則是日治時代由一群愛好文學的青年所組成,其中幾位重要同仁,像詹冰(1921-)、林亨泰(1924-)等人,更是臺灣詩壇的重鎮。由於作者本名「陳金蓮」過於女性化,曾經因此飽受同輩嘲弄。沒想到等到他開始投稿後,卻因為女性化的名字而吃香,反被一群男性詩人「慕名」追求,笑話也在當時的文壇上流傳相當廣。
誠如書的序言所稱:1949年是一非常關鍵的年份,不獨國際局勢和中國而已,對臺灣人而言尤其如此。當時年僅21歲的作者直指「之前沒寫日記,之後不敢寫,只留下那一年的人生剪影」,意味更是深遠。在這年,國民政府在中國政治的處境失利,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於是來臺,改換跑道經營。然而就在不久前,「二‧二八」事件的陰影猶存,陳未暇細載箇中緣由,以求存證;如今統治者大舉入境,遑論留得一絲一毫的蹤跡了。
作者透過日記,讓我們體會那個時代的人複雜的心情。譬如那年的「二‧二八」當天,社會氣氛顯得格外異常緊繃,原本政府預定要進行戶口普查,但又怕過程中刺激民心,故有意決定延期至3月來進行。一個放在人們心中的日子,無論對官方還是百姓而言,無疑都是一項禁忌;到底如何從禁忌變成潛流,再從潛流浮出而成為節慶和記憶,實在是歷史研究不可多得的題材。
最後,日記中還記載了一樁跟小朱伯父極有關係的事情,即發生在那年的「四‧六」事件。當時4月6日的臺灣師範學院,也就是現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發生學生騎腳踏車雙載,被派出所巡察叫來罰站情事,結果導致師院和臺灣大學的學生發動學潮,召集一些學生包圍派出所。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於是派遣軍隊和警察至校園,將學生抓走。事件最終造成的影響,是此後5月20日頒佈戒嚴令,白色恐怖於焉開始,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像是日記特別提到:刻意選在5月1日「國際勞動節日」進行人口普查,目的為了防範共產黨徒趁此時日活動,於是全島放假一天,連交通機關也被要求停止工作。這一普查背後動機,無疑當然也配合了戒嚴工作的開始。朱伯父那時正是師院學生,與作者有同鄉情誼,且又來往,故日記裏屢見。謹誌於斯,勿忘歷史傷痛,也表達我個人獲書的致意。

2008-05-15

六十年行腳記

樂觀法師,《六十年行腳記》,臺北:海潮音社,1977。共330頁。
釋樂觀(1902-1987),俗名劉治樑,湖北漢陽人。本書主要乃從作者發表過的兩篇長文基礎上續記而成:一是〈我的四十年〉,另一為〈流亡緬甸十四年〉。此外,又加上幾篇零星的短文,統整為一氣呵成、且將近二十三萬字的記載。
根據作者自言:一生遭遇相當複雜,出生於帝制時代,長大於軍閥時代,行腳參訪於革命時代,流浪奔波在抗戰反共時代。整本書初觀之下只有一點可供註腳,即書名「行腳」二字。作者一直以行腳展現其人生,隨著走遍各地及見聞,寫下了這部回憶錄。
全書大致可以分成兩議題:一、以一位佛門子弟的身份,怎麼在清末民初時期進行生存,並和現實的世界互動?可以看到,即連作者的法號「樂觀」,亦是為了配合抗戰情勢而改名。最有意思之處,就是作者跟中國國民黨之間的關係。樂觀法師約自1925年孫中山逝世起始加入國民黨,嗣後屢以佛門中人的立場,參與各項政治的活動,包括組織佛學團體,代表國家前往東南亞遊說、聯繫。二、本書幾乎有近半的篇幅,紀錄了1950-60年代作者在緬甸的反共活動,也說明了冷戰初期國共在東南亞勢力的爭鬥。由於緬甸係以佛教立國,僧侶在當地可說具有崇高的地位。作者一方面結合緬甸華僑,希望爭取他們的合作;另一方面希望打破緬國對「自由中國」臺灣當局以基督教立國的看法,藉宗教換取民間外交的機會。最有劇情的發展是中共的「佛牙」(1956)和臺灣的贈「藏經」大典(1958),雙方以此為戰場,形成外交上的角力。這是一場國共兩黨在境外的對決,也是冷戰格局下最為精彩的一幕。
值得介紹的是本書的出版處——海潮音社,是民國時期專門出版佛教界動態刊物的機構。該社所出版的刊物《海潮音》,始於1920年起,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歷史悠久,而且要瞭解中國百年佛學的發展史,不得不格外重視;尤其是它刊出了大量的文章,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例如,當我們想要研究近代中國的佛教改革家、著名僧人、社會活動家太虛法師(1890-1947)時,絕不能不翻閱《海潮音》,因為太虛的許多重要文章都刊登於此。此外,有關佛教界中的佛學研究的主流之一,譬如僧伽群體研究的成果與動態,特別是揭示當代佛教與現實問題的思考時,也不能離開它。
這部《六十年行腳記》其實是我在永和的一家舊書店無意間看到的。某天,我和家人連同朋友福哥一家人至樂華夜市吃飯,歸途時經過該書店,一時興起進去,結果喜出望外。原來書店的空間並不算大,是一處專賣二手書的地方;老實說,我本無太大的期待。誰知愈是如此,說不定愈有令你難以意料的發現。事後想想,中、永和一帶曾經也是許多眷村的居落地,平日想要的自刊本一類文史書籍,說不定還真的會有。我的另一本《彊盦文稿》也是這樣獲得的。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偷閒絮語

錢歌川,《偷閒絮語》,臺北:仙人掌出版社,1970。共207頁。
過去我所接觸過的中文書裏,有三個人的文字特別感到心儀和欣賞,分別是:周作人、周越然、錢歌川。為什麼會愛讀這三人的文章?老實說我自己也很難去描述。可能是讀來沒有壓力,帶有一絲絲冷靜與恬淡的感覺吧!這裏所要介紹的《偷閒絮語》,便是典型代表。
錢歌川(1903-1990),自號苦瓜散人,又號次逖,筆名歌川、味橄、秦戈船。錢係湖南湘潭人,曾留學日本和英國,一生以教書和著述為職志。本書雖然是1970年出版,其實卻為錢氏在中日抗戰期間至戰後(約1943至1947年間)所陸續寫的散文。據1943年時作者在樂山所寫的〈偷閒絮語題辭〉云:「國難年艱分外忙,開門七事費周章;閒人那識忙中趣,偏有餘情話短長」,可知他如何定位「偷閒」兩字。有趣的是,書中的內容不獨為錢氏自己的「絮語」而已,還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種種社會現象,可供研究1940年代社會史或戰爭心理的參考。
此處略舉兩個書中的例子。第一例是關於「家庭房間」的由來。何謂「家庭房間」?簡言之,即抗戰大後方的情色行業是也。眾所周知,重慶為戰時陪都,係國民政府所在地,人口自然從四面八方而來,壅塞的情況可以想見。受到如此影響,原先的房屋和旅館並不夠住;有的旅館業商人為求獲利,因此趁機哄抬,避免受到客房不易尋求之擾,而推出「家庭房間」。舉凡肩負行李而來自遠方者,茶房便以「住滿」為由推辭,而留租給那些有意且單身前來的「特殊」客人,賺取高出數倍的租金。錢氏自己便曾租過此類房間,讓茶房誤以為前來進行情色交易,而順利租得房間。
第二例是作者對戰敗後日本考察的感想。其中一篇,是關於盟軍(主要是美國)統治日本,各方面「美國化」的現象;還有一篇談日本在物質生產和知識追求方面,儘管戰敗卻能「從死灰中復生」,進而諷喻美國雖未接管中國,但中國上層的「美國化」情形其實更趨嚴重。兩篇文章看似悖論,卻凸顯終戰後的日本社會充滿復興的活力。
我自己最感興味的是錢歌川對英文教與學的看法。其中當然不乏擲地有聲的見解;最令人噴飯的一段,係錢氏用交女友的方式來學英文。得力於時代環境,作者結識異性而英文突飛猛進,也在字裏行間表達自我的真誠。
本書還有幾篇也談到作者來臺灣的經過,還包括「光復」初期臺灣情形,甚至學習「國語」運動。總之,這部書有許多內容是《苦瓜散人自傳》的原型,既可當散文來看,亦能以回憶資料讀之。

小小回憶錄

陳顧遠,《小小回憶錄》,出版地不詳:作者刊行,1965。共63頁,附照片11張。
陳顧遠(1896-1981),陝西三原人。陳氏畢生著作甚多,曾因寫過《中國法制史》和《中國婚姻史》(均為商務印書館出版)兩書,而被日人列在世界名人辭典中。本書是他在七十歲時所寫的回憶錄,內容涉及求學、工作、教書、立法委員職務之遭遇。
這部回憶錄有幾個地方頗值一談。首先,作者經歷1919年「五‧四」事件,當時為北京大學預科學生。但據陳氏所言,自己因身為法學院學生,態度比較「保守」,反不若文學院學生活動那樣非凡,故對「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解釋並不一致。像他在書中直言,對白話文的推行其實是並不表贊同的。其次也是最珍貴的,作者擔任過訓政時期官派和憲政時期民選的立法委員,先後長達44年,不少立法院相關情事,可略從書中知曉。譬如行憲後,陳還曾出馬代表國民黨角逐陝西立委代表,其中運作的過程,頗能見得時代風氣。
本書在出版之前不久,陳顧遠本身還因為涉及一件社會訴訟官司而聞名。1963年,李敖與胡秋原兩人因為《文星》雜誌而打起筆墨官司,後來進一步演變為對簿公堂,造成胡秋原提出告訴李敖誹謗。而在那場官司中,身為法學家的陳顧遠恰好是原告胡秋原的訴訟代理人。 可是過程卻非常有意思;據《李敖回憶錄》中寫道:「還有一次胡秋原加請法學家陳顧遠做他律師,陳顧遠不知是老糊塗了,還是裝瘋賣傻、兩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說我好話,並代我辯護起來,氣得胡秋原再也不請他了。」
讀此書,當與作者的另一本《雙晴室餘文存稿選錄》合看才是。因為存稿中有幾篇回憶文章,亦能同為本書略做註腳。

逃難與思歸

陶萬冰如,《逃難與思歸》,臺北:作者刊行,1967。共172頁,附篇「家慶錄」。
作者雖是一位籍籍無名的女性,卻有著即不平凡的身份和經歷。她是民國著名社會史史家和政要陶希聖(1899-1988)之妻,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陶晉生先生之母。
整部書的篇幅雖短,卻有幾件記載值得一提:一、作者描述在民初時期,一位身為女性於婆家所遭受的不平待遇和折磨,頗能提供婦女生活史參考。譬如,在接連生了兩位女娃之後,夫家便建議休妻一事,讀來讓人深感忿忿。所幸作者娘家亦有其社會地位,因此免遭厄運。二、北伐期間國民政府發生「寧漢分裂」,陶家身處湖北,當地社會的氣氛。像是地方士紳對共產黨的「恐怖」印象,連陶希聖身穿軍裝,族中長輩言:「你是來做共產黨的嗎?」即此一言,描寫可謂維妙維肖。三、陶希聖於抗戰期間一度參與汪政權,後與高宗武陸續出走;幸而在作者運籌帷幄之下,勸說汪精衛和陳璧君,結果分批逃離,全家得以在香港團圓。日後陳璧君逢人必切齒言:「老娘玩弄英雄於股掌之上垂三十年,今乃見紿於此鄉里婆,誓殺之以雪恥。」此段秘辛,方可足為治史者釐清汪政府要人之外史。四、抗戰結束後政府的還都和動員情形。
綜觀全書,約略分為兩部份:前半為「逃難」,係回憶錄;後半為「思歸」,為來臺灣後所寫的詩句,大抵以家人為主題。當然,其中內容多亦有意猶未盡之處,如抗戰勝利,陶希聖仍心懷憂忡,直言中國「還有二十年大亂」。對日戰爭不過八年即畢,但陶氏依舊預言動亂尚有二十年,可見對時事感到低迷竟如斯。
這本書是多年前在牯嶺街「人文書舍」購得,後來並不曾在書肆見到。我在那時已讀過陶希聖個人的《八十自序》、《潮流與點滴》、陳存恭等訪問《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讀了此書後,對陶氏家庭和為人則有更深切的理解和認識。

童保喧日記

寧海縣政協文衛體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童保喧日記》,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共394頁。
發現這本書,可以說很偶然。2007年7月上旬,我本來要到成都四川大學參加一個有關城市的學術會議,事前順道去上海看資料,無意間在某家書店見到此書。記得那天還忙著尋訪清遺民之子的住處,結果沒想到就在一處完全不屬於購書的地方而有意外的發現。
作者童保喧(1887-1919)是浙江寧波人,也是「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日記的內容涵蓋時間自1908年起,至1919年為止,時斷時續。在這十多年期間,恰巧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變動,即帝制的崩解及共和的建立。所以,儘管童氏雖非全國知名性的人物,可是仍能具體而微地反映當時人們的肆應之道。無論是清末華北地區的氛圍,還是民國後浙江地區的狀況。
這部書有些地方文字雖未言明,但如小心閱讀,還是值得細細品嚐。例如,清末時他讀嚴復翻譯《天演論》,寫下幾段自己瞭解的進化道理,頗具參考的價值。另外,日記裏還以革命女俠秋瑾的墓稱為「西湖第四絕」,可見其態度。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逝世,然事情分別記載,可是卻要等到慈禧死訊公布之後,清廷官方始有「停課三天,禁止百日剃頭」的命令;其中原因為何,令人費猜疑,莫非真如民間傳說光緒係被毒死之說,種種情況,文字有意無意反映箇中的情況?
此外,民初政治、社會的各種現象,亦能在日記中窺見一二。如軍政界活動情況、學潮迭起、日本對中國的壓迫和影響、洪憲帝制、張勳復辟時的反應、對黎元洪的觀感等。雖然童氏早歲即逝世,但他的日記卻留下相當忠實的紀錄,足可讓我們理解清末民初時人們的想法和見識一斑。

中華畫報:七友國畫欣賞特輯

中華畫報:七友國畫欣賞特輯》,98 (臺北,1958. 02)。附圖若干,共22頁。
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臺灣的社會內部於是產生了繼「光復」後更劇烈的變動。其中一項值得觀察的指標,即是臺灣成為所謂的「復興基地」,使得原先屬於地方性的事務,一變而改成具有全國性指標的意義。這裏要談的藝術風格轉變,也在如此的範疇之內。
日治時期,臺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也吸收了來自日本發展出來的新式美術教育,臺灣畫家已將東洋畫視為臺灣美術之一環。在戰後初期,臺灣各地舉辦「省展」,自然而然地也將東洋畫納入國畫藝術之列。沒想到在大陸文化人士來臺後,赫然發現「省展」的國畫竟然是日本畫,於是紛紛大加韃伐。以他們的中原文化本位心態來說,中國傳統水墨畫才稱得上是「國畫」。1950年,在「臺灣藝壇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上,畫家劉獅直批將日本畫納入國畫的人是「拿人家的祖宗來供奉」,從此展開了長達十數年的所謂「正統國畫」的論爭。此後,隨著「省展」成為全國性的美術展覽,因此隨著政府來臺的大陸籍畫家開始介入省展評審。在文化認知南轅北轍的情形下,發生所謂「國畫」的正統性問題。
這些強調中原正統,逐漸成為主流,並以「六儷畫會」、「七友畫會」等畫會最為活躍;相對之下,東洋畫則日趨式微。直至1960年舉辦省展,畫家劉國松建議將「國畫」部門分成兩部,把東洋畫歸於省展國畫第二部,才結束了此一長期的「正統國畫」之爭。
我所購得的期刊特輯,便是以「七友畫會」的作品為主,做一通盤介紹。「七友」者,係指馬壽華、陳方、陶芸樓、鄭曼青、劉延濤、張穀年、高逸鴻等人,於1958年組成。個人並非藝術史研究者,所知有限;聞學友琳婷刻正以此為專題,故野人獻曝提供所知一二。

謝鑄陳回憶錄

謝健,《謝鑄陳回憶錄》,臺南:楊樹梅刊行,1961。附圖3張,附錄《竹岑隨記》等六種,共201頁。
受到環保意識抬頭所影響,最近兩年我都不太主張影印書籍,能夠從圖書館借來的書,便盡量讀完;至於原書若有機會,等看到時再說。這點或許頗與許多人背道而馳;因為我終信:只要有緣的話,時機一到就會買得。沒想到這樣的想法,竟然也會落實在幾次購書的經驗中,以下所要介紹的《謝鑄陳回憶錄》,即是先讀過,後得自於牯嶺街的一家書店。
作者謝健(1883-1960),四川省榮昌縣人。早年留學日本,歷任各級法官和律師職務,又曾為司法行政部典試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此書係謝的夫人楊樹梅法官以個人名義出版,後收入沈雲龍所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全文字數約共九萬字。
書的內容相當豐富,可視為一部值得細讀的史乘掌故。綜觀特點約略有三:第一,作者早年涉足法界,從清末民初以來許多律師、法官軼聞,及相關法制組織演進,均有提到。有關清末湖北開辦法院和設立法官養成所、民初上海律師人際交往情形等,本書作者皆為親歷,讀來津津有味。像是昔日上海律師,幾乎無不自稱為「大律師」,但不知何故?根據作者指稱:乃援引英國律師制度分有大、小之別,故此稱呼的淵源,沒有人願意以「小」自居。
第二項特點是作者花費諸多篇幅描述戴季陶(1891-1949)關於公、私生活的一面。這固然與他長期以來和戴的交往、工作有關,但裏面也不乏秘辛。換言之,要瞭解戴季陶個人生平事蹟,本回憶錄也不能忽略。例如,戴氏在清季旅日期間,曾經與朝鮮李姓公主訂婚,因事涉政治敏感,而不到三日,交往遂絕,外間鮮知。也由於跟戴季陶的交情匪淺,謝健自己亦歷經了許多不凡的際遇。如當1931年7月南京國府舉辦第一屆高等考試時,戴身為主考官,作者亦參與該次的試闈。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謝氏篤信佛教之故,因此多有民國時期佛教團體和國民黨互動的記載。特別是他師事太虛法師,又任中國佛教學會理事長,這些身份也使得他屢次參與國府的宗教活動。
此書另收有陳天錫若干資料,蓋乃陳氏最後校訂緣故,故可和《遲莊回憶錄》相參看。

天地悠悠

葉蘋,《天地悠悠》,臺北:文壇出版社,1970,第四版。共144頁,附圖數張。
我自己對婦女史的研究可說是門外漢,而且一竅不通。不過,隨著每回尋找舊書的經驗,身邊倒也不經意蒐集了幾本民國時期女性的回憶錄。此處介紹的《天地悠悠》即是其一。
作者「葉蘋」,其實是葉霞翟(1914-1981)的筆名。葉氏係胡宗南(1902-1962)之妻,上海光華大學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光華大學、金陵大學教授,臺北師專校長。胡氏為黃埔一期,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是位值得一提的軍事人物。他曾在對日抗戰時,負責屯兵陝甘寧區,一方面既與日軍作戰,另一方面又和中共斡旋。關於這段期間胡經營西北的事蹟,曾有許多人回憶,廣為美傳。二戰結束後,胡又接任西北長官公署副長官,嗣後轉戰西南等地。
本書最重要之處即是從妻子的角度,看待胡宗南這位傳奇將軍的一生。相較於《宗南文存》一類公開信電資料,乃至其他人所紀念胡宗南的文章,作者文筆流暢,讀來津津有味,可以大幅理解胡生活的另一側面。第二項長處是讀該書可以隱約理解國民黨∕國民政府來臺後的人際活動面向,譬如婦聯會組織、國防研究院課程和基督教信仰等,在五、六○年代間是怎麼運作的。當然,由於這本書完成於1965年時,適值還活在「反攻復國」的迷夢中,更可窺測外省籍人士在臺灣的生活與心態一斑。至少,本書毋寧反映出從高層的軍事將領的角度。
書中也有一些作者個人親身經歷,頗能印證不同時代的氣氛。像是抗戰期間,後方教授每月薪俸僅足訂做一件藍布衫而已;國共內戰期間,共產黨策動知識青年展開「吃光運動」,目的在進一步打擊國民政府威信;而1949年前後,國府如何安置跟隨來臺的軍政高級人員(有段蔣介石來訪住在隔鄰的居正,並派蔣經國問候作者的經過);1961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國慶舉辦閱兵大典,人們還積極準備「返回大陸」。
此外,該書還引用一些少見的資料,如胡宗南未刊日記、書信等,儘管雖名為文學著作,然亦可徵證其可信度。
此書另有幼獅版,為2006年再版。

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国旅行記(解題)

東洋文庫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編,『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国旅行記(解題)』,東京:財団法人東洋文庫,1980。附:朝鮮滿洲支那案內抄,共348頁。
因應何博士的指示,提前先將這本書安排介紹。此書內容係將1874年至1979年間,收藏於日本東京「東洋文庫」有關明治時期以來日人在中國的旅行遊記,做一統整解題和說明。換言之,要瞭解近現代日本對中國的瞭解和活動,此書無疑是一本相當有用的工具書。從本書的編纂,亦可見日本學界整理資料的用心和努力。
最值得談的是,它不惟是本重要的書而已,我還有幸能夠買到日本學者山根幸夫(1921-2005)的藏書。記得2006年6月,我和果顯同居在東京神田區近三週,幾乎每天回住處之時,必繞路經神保町,順便隨意一覽古本舊書。接連在那裏買了幾本日人遊記後,有天不經意在「東陽堂書店」看到這本書。但是,幾番猶豫之後,實在因為價格而無法買下。回家後,跟果顯聊起,要不是他提醒說:「這幾天你買的書不就與此有關嗎?」於是忍痛出資,沒想到卻做了一個對的決定(因為我曾在北京看到一位重要學者的簽名題字書,結果沒買,深感懊悔),迄今仍然時感得意。
三週的東京之行真是令人難忘。尤其是Starbucks的抹茶拿鐵,一邊喝飲,一邊細數所得古本,無法忘懷。當然,那邊日本朋友的熱情招待,更是不在話下,永誌吾心。

佈局記

錢益,《佈局記》,臺北:大道雜誌社,1978。附圖,共110頁。
第一次看到這本書時,它的封面和名字便給我兩種錯覺。首先,「大道叢書」誤以為是一本跟宗教信仰有關的書。第二種感覺是「佈局記」的書名可能是部小說,特別與推理情節有關。但我翻了序言之後,卻大感詫異,以100元的價格決定買下。
作者係國立交通大學鐵道管理學院畢業,《佈局記》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來臺灣創辦公路局的經緯始末。簡單地說,這是一部回憶錄,共六萬多字,其中不乏關於19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交通方面的統治政策。
書中除了談公路局設立情形外,也涉及到幾處有關「光復」後臺灣的社會經濟情形。譬如:「二‧二八」事件臺北地區交通秩序的混亂、美援物資和顧問對交通的影響(如輪車保養制度的提出、人才培養和競賽)、臺北市公車最初的管理和督導、「金馬號」客運及西螺大橋的出現等。
不過,作者立場亦自有偏頗之處,無須諱言。像是言及日本統治時期,彷彿並無交通建設;有之,亦為「侵略」用途。作者初到臺灣之際,適逢日本投降不久,社會上滿目瘡痍,交通自然停擺。但以殖民為目標的臺灣總督府,是否就如作者所言一無成就?實乃亟待考察研究。

聖遺先生詩集

楊鍾羲,《聖遺先生詩集》,乙亥[1935]年刊本。
楊鍾羲(1865-1940)是我研究的清遺民之一。他曾經以《雪橋詩話》這部涉及清代掌故的文獻,受到新派史家胡適、顧頡剛等人所注目。對於他的生平事蹟,人們知道的恐怕少之又少。以我所知,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即在其日記中多次提到每週二向他問學。
2004年時,我特別在上海圖書館調閱此書,希望做為研究之用,沒想到日後竟然能在臺北的舊書店裏無意間看到。能夠買到這本《聖遺先生詩集》,其實是很偶然的機會。記得那天興奮地跟書友唐老闆談起,他於是連忙網上一查,發現臺灣各地圖書館均無,唯獨北京、上海兩地圖書館始見。
此書詩作始自辛亥[1911]年起,至乙亥[1935]年止,共五卷,末有李宣龔跋。透過詩唱可得知楊氏的遺民心態,以及人際交往的情形。卷首封面有林光灝敬贈題字,時間1952年中秋前二日;另有彭國棟印。林氏生平不詳,待考,撰有《晚香庵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