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二等兵的回憶

宋受祥，《一個二等兵的回憶》，臺北：正文書局，1979。附國軍軍事著作金像獎證書及近影一幅，共304頁。
初次看到這本書的封面，便覺得挺為特別，係抗戰期間「十萬青年十萬軍」之軍徽。作者宋受祥(1923/24-1998在世)，福建政和人。我翻遍了有關宋氏的資料，幾乎都知之甚微；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後來他隨國民政府來臺後，還曾擔任過臺灣省立竹山高級中學的人事室主任。
這位曾經是「二等兵」回憶的主要內容，涉及到作者以21歲加入軍隊，並身歷徐蚌會戰等重大戰役。整部書最多著墨之處，在於國共內戰的細節，還有國民政府各處陸續撤退的情形。宋氏指稱，由於中日兩國戰爭期間，敵後地區日軍佔領主要城市和交通運輸線，次要城鎮則為偽政權所管轄，至於廣大內地農村則是由中共盤據滲透，是以國府「接收」策略集中在城市地區，忽略改編「偽軍」，造成戰後中共迅速將其納入，國共態勢逆轉。作者屢以自己的經驗證實。相對應之下，老百姓不堪其擾，「一國三公」和「一家三主」情況讓民眾無所適從，處境悲慘自然倍感艱辛，反政府的情緒不禁油然而生。
《一個二等兵的回憶》也檢討了國府「接收」措施的錯誤。譬如以東北而言，派出的人員形同多頭馬車，既有行營、保安司令部、資源委員會等，卻不敢啟用「淪陷區」原來的行政人員，一律令其棄置解散。舊有的行政系統連根拔起後，新的組織制度尚不能入軌道，使得人們內心不安，社會動盪。於是陷落中共之手，也就不令人意外。
我身邊的該書，頁首有手寫文字若干：「民國三十四年，余在青年軍二○九師六三九團機三連任訓導幹事。本書作者宋受祥即在第三排為列兵。本書第八至十三節，即為當年駐紮瑞金及別軍福州調駐蕭山、龕山時之紀實。卅五年夏間余即復員返鄉。世權補記。」

我的學徒生活

鄭學稼，《我的學徒生活》，臺北：徵信新聞報，1965。共101頁。
我在碩士班求學時，教「歷史人物與評價」課程的老師便告訴大家：做研究得找「適才量性」的題目，尤其關於人物的研究更是如此。換句話說，探討某些人物∕群體時，研究者本身總得和想要研究的對象有點相通之處，無論個性還是人生態度，如此方能賦予「同情的瞭解」。這句話不僅令我終身受用，還從一位撰寫陳獨秀傳記的學者身上得到印證，那人便是鄭學稼(1906-1987)。
籠統地概括鄭氏終生的身份可能有點困難。他既是一位反共的「自由主義」分子，也曾是位報人，甚至是學者專家。然而，生存在歷經冷戰前後時期的鄭學稼，其實並不太得到時人的欣賞和掌聲。鄭在1950年代執教臺灣大學，僅四年而遭停職；終身未加入國民黨，經常被傳為「托派」分子，死後蔣經國(1910-1988)卻特頒「績學貽徽」輓額，用以表彰其貢獻；李敖(1935- )在回憶錄上說他「讀書這樣少」，可是鄭氏曾翻譯過蘇聯共產黨、日本明治維新等多種書籍。
《我的學徒生活》是作者六十歲時寫的一部回憶錄。嚴格說來，本書主要參考的資料是鄭氏個人日記，另外附有多篇書信。倘若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場，書中倒有幾處可值吾人深思：首先，鄭學稼一生堅持「反共」，從1930年代起便處在國共兩黨文化宣傳及鬥爭的情境中，他的回憶頗能讓我們重回到城市知識階層在兩者間的擺盪。鄭氏原是學經濟學出身，他接觸到當時世界流行所謂「進步」而「激進」的思想學說潮流，自是不可避免；然則他又是自處？中共又是怎樣圍剿像他一類「藍衣社理論家」呢？本書似是不可多得的面向，可供我們參考。
其實就算立場「反共」，鄭學稼也並沒有因此深獲國民黨當局所重用。在黨同伐異的1940至50年代，鄭氏既屢受共黨誣陷，也受國民黨內派系傾軋。他所寫的一本小冊《東方與西方》，內容訴諸於中國成為東方思想領導中心，結果卻在圖書審查時未獲通過，理由係為日本宣傳，耐人尋味。特別是來到臺灣之後，由於極度「恐共」、「反共」的氛圍，「反自由主義」也隱然成為一股相當大的力量，更讓許多知識分子喘不過氣來。書中都有相關說明可供追索。
這本書提到兩個近代史知名人物，作者個人的評價不言可喻。一位是陳獨秀，鄭氏對其推崇備至，儘管1938年初次見面，「他給我深刻的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絕不因為「反共」而貶抑其人。另一位是跟陳氏在新文化運動齊名的胡適(1891-1962)。書中花了不小篇幅描述兩人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那時胡為院長)見面場景。有意思的是，鄭、胡兩人對陳獨秀有著迥然絕異的態度，甚至思想方面也有歧異。譬如，胡適得知鄭氏對日本、歐洲歷史及文學有濃厚興趣，忽然問到「你懂英文嗎？」引來後者的不快，直言「外國語作為做學問的工具，不是拿來哄洋鬼子」相譏。而當鄭氏質問中研院處此「反共階段」，何不多方研究？胡答以「馬列主義不易瞭解，只好他說他們的，我說我自己的」充數。最後，鄭氏以拿人錢財為由，暗諷中研院難有知識和思想獨立之時，胡氏則不答。這唯一的一次見面，雙方話不投機，更凸顯作者個人心態和處事風格。

永豐鄉人行年錄

甘孺，《永豐鄉人行年錄》，出版地不詳：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共127頁。

兩週前，出版社編輯臨時給我一封電郵，希望我在即將出版的新書封底介紹部分，稍做增飾。他的來信是這麼寫：「老闆說，本書簡介中，請加上幾個書中重要人物的名字，書會更好賣。」當時我毫不思索寫下幾位清遺民的名字。不過，我內心考量的是：如果一位對近代中國歷史有相當程度瞭解的人，他會希望想知道哪些人物是在堅持忠清或主張復辟的名單中？在思考作者和讀者雙贏的同時，腦海中我首先出現的是羅振玉(1866-1940)和王國維(1877-1927)兩人。

這部《永豐鄉人行年錄》，我大概差不多是在碩士班時便已知曉，可是第一次有機會讀它，卻在剛念博士班之際。那時我選修了陳老師的「中國中古社會與文化」，實在不知該以哪個題目做為學期報告。恰巧《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甫出版，在各種條件都已成熟下，於是決定寫個跟清末民初「敦煌學」歷史有關的短文，以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人為題。因此，《永豐鄉人行年錄》便成為一本不得不參考的必備書籍。也由於開了個頭，才能順利進入到清遺民的世界。

本書作者甘孺，其實是羅繼祖(1913-2002)的字，他是羅振玉的孫子。羅氏本身也是位著名的宋史、遼史專家，參與過《宋史》點校本工作。他亦嘗出版過多本以祖父為中心的書，當中最膾炙人口的，恐怕是《王國維之死》，輯錄了各家對王氏自殺的說法，並一一給予論評。他的立場當然是主要為了洗刷羅振玉向王國維逼債，導致王氏自殺之說。不過，從家譜的角度視之，羅繼祖對各種有關祖父的軼事，其實無形中也提供了許多讓我們瞭解羅振玉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從這方向來看，《永豐鄉人行年錄》無疑是羅振玉的自傳〈集蓼篇〉外，最有系統也最值得留意的一部書。此外，該書還兼具三項特色，讀者不可不識。

第一、晚清史事及時代問題，行年錄中皆已敘及。譬如1896年，羅振玉於中日甲午戰後，創設學農社，考究中西農務方面的知識；又設辦東文學社，影印日本學者那珂通世(1851-1908)的《支那通史》，可謂開啟先鋒。另外，關於清季「新政」推行各項教育方針，影響深遠，羅振玉也是參與其中的一員；如是時張之洞(1837-1909)嘗有意辦存古學堂，便詢及於羅氏意見。

其次是關於近代學術史的研究，本書更能顯現羅振玉個人的重要歷史地位。像是對敦煌文物的搶救、殷墟甲骨的挖掘和考釋，書中都有簡要的說明，可供進一步探索。而羅繼祖對先祖學術成就之措意，亦由此可知。行年錄可以說為我們理解羅氏終生學問，掌握了大致的輪廓。至於金石古器物學問如何過渡成為現代專業學術，又如何受到東瀛學者青睞與推崇，羅振玉既是箇中靈魂人物，此書自然不能不讀。

最後，書中也透露許多遜帝身旁遺民相互爭鬥而暗潮洶湧的情形。對掌握民國史外一章而言，其實本書也提供許多線索，可以思考以往為人忽略之處。

此書雖以繫年的體裁編就，然標示遜國後以中華民國年份稱之，若以遺民自視的羅振玉來說，當然不符其「仇亭老民」的心態。另外，該書也有繁體字版，名為《羅振玉年譜》，係羅氏後人在台增補而成。我最初所見便是此一版本；不過，「增補」的內容相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