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28

紹唐詩存

李建興,《紹唐詩存》,臺北:作者印行,1961。共82頁,附:〈勞資合作歌〉。
熟悉臺灣近代礦業史的人,大概都不會忘卻李建興(1891-1981)這號人物。他是臺北縣平溪鄉人,以煤礦起家而步入政壇。而這部《紹唐詩存》,不僅是有關呈現李氏個人的生平與詩詞而已,無疑也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資料。
早在1916年,李建興隻身前往瑞芳鎮侯硐的「福興炭鑛」擔任書記(即文書雇員),當時是「一月薪金拾五元,天天工作晝連昏」。由於李氏的個性刻苦耐勞,勤奮不懈地處理礦坑的內外事務,因此深為股東器重,便邀其入股,並賦予經理職位。至是李建興更為奮發,每日與礦工為伍,悉心鑽研冶礦的技術。然好景不常,1919年,該礦卻被日商「三井鑛山」所併購。李建興受到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拒習日文,導致備受歧視;嗣後某次因日人結算工資時,溢付三千八百餘元之鉅,而他凜於不義之財不取的古訓,悉數予以歸還,始獲日人另眼相待,有〈璧還鉅款〉詩記載。由於他的堅忍不拔精神,任勞任怨,於是承包工作的範圍一再擴大,終於在煤礦業裡嶄露頭角,且於平溪擔任協議會員,處理地方事務。
1935年間,「三井炭礦」以煤源枯竭,無意繼續開採,遂將礦權讓渡給李氏經營。於是李成立「瑞三礦業」公司,督率家人共同開鑿。結果「瑞三礦業」是續將下層及最下層的煤藏加以開採,所獲煤質均遠較上層為佳,因而賺取鉅資,奠定了李家今日的基業。但這樣的盛況也惹來日人妒嫉,乃於1940年5月27日,一舉將他昆仲及員工百餘人,以「通謀祖國」的罪嫌,予以拘捕繫獄。李的詩中自言「弟兄坐獄五年悲」,而其三弟李建炎──亦即前立法委員李儒聰的父親,因不堪酷刑,死於獄中,至於員工株連死難者,更達七十餘人。李建興本人則直至1945年8月26日,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布無條件投降,始獲釋出獄,據詩下附文云:體重僅46公斤。
終戰後臺灣「光復」,李建興奉命出任瑞芳鎮長,正式開啟他的政壇生涯。1946年8月,李氏與當時臺籍名流士紳籌組「光復致敬團」,赴南京晉見總統蔣介石(1887-1975),轉致省民擁戴之赤誠,並拜會中央各部會首長,表達愛國熱誠。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李時在臺灣省訓練團受訓任班長,親至臺北市中山堂處理委員會,挺身疾呼破除省籍隔閡。後來李氏又出面安撫瑞芳鎮民,還謁見啣命來臺灣的國防部長白崇禧(1893-1966),分析致亂原因係出於誤會,應速從寬發落,以安民心,結果獲白氏採納。由於李建興有到過南京的經歷,使他得以在事件發生後能夠安然度過,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儘管本書出版時所展現的態度和立場,是把動亂肇事歸咎於「盲從之徒」,不見得全然客觀公平:可是書內有多首詩均記載事件的始末,並詳加錄有他個人活動,不妨可做為「二‧二八」之重要史料。
未幾,更由於李建興的臺籍身份和膽識,益發為國民政府所器重。在此期間,國府欲行「接收」日產煤礦,統一經營,李氏更籌組「租包聯誼會」,建議循合法機制和管道,讓予民營。1950年2月,當局曾有意命他出任臺北市長,但他卻以才輇謙辭,故改聘他為省府顧問。不久又發表為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職,並於同年8月30日,獲蔣介石召見勗勉。
《紹唐詩存》另外還有值得提出的,是附錄的一篇〈勞資合作歌〉。該詩歌撰於1916年李建興創設「瑞三礦業」之後,以臺語的問答體寫成;不過做為民俗歌謠的資料,這也是一首相當反映社會現象之作,特別關於實業家和從業員間的關係。
關於李氏的生平紀事,網路上也有人編纂過他的簡要年譜,可供參考(http://www.jfps.tpc.edu.tw/gafn/016.htm,載於2009/6/28),惜其止於1944年。最後,本書雖係作者私下流傳,卻另有龍文出版社的1992年版。

2009-06-26

歸程

釋聖嚴,《歸程》,臺北:東初出版社,1968。附照片若干,共236頁。
甫於今年過世的宗教界領袖釋聖嚴法師(1931-2009),其噩耗在舊曆年傳開後,曾引發各方媒體大幅報導其消息。剎時之間,許多素所知名的政經、產業、藝能等界人士,紛紛出面,訴說及頌揚聖嚴法師平日為人的處事形跡,乃至推崇其倡導「心六倫」主張。我個人對於宗教理念,其實並無特別的信仰和研究興趣,倒是對社會上普遍對宗教人物的歌功頌德現象,反而深覺不妥,寧可以一般常人的態度視之。因為,人之所以成為「人」,不在其最終能否具有高尚品德,進一步變成萬眾擁戴的對象,而是從平凡之生活中鍛鍊一己能量,成為社會所用。若是一味想要追求揚名立萬,不免熱中浮名,可能失去了本來做人的原則和意義。用釋聖嚴自己講過的話:「人間的安立,如果人人是大人偉人,究竟要誰來做小人物呢?」相信如今在天之靈的宗教大師,必能同意我的這番淺見。
釋聖嚴本係江蘇南通人,俗名張志德。這本《歸程》,寫於38歲時,乃是關於他早年生涯的一部回憶錄。如果不以宗教宣傳的角度來看待,該書實際上可視為一位青年怎樣在中國社會裡求得生存的寫照。更確切說,書中也展現佛教在基層社會的力量,乃至對青年所發揮的影響。初步翻閱本書,可以發現:儘管已經是1930年代後的中國社會,然而由於外患、內亂頻仍,戰禍接連不斷,除了軍人外,僧侶可能仍是最好的職業選擇之一。像是第五章裡頭有段話,最能反映當中心態:「說良心話,我的父母讓我去狼山出家,並不是由於佛法的理由,鄉下人根本就沒有通過半句佛法,那能懂得什麼是出家的勝義呢?僅知道狼山是個錢山,狼山的和尚是財神,所以,送兒子去狼山出家,就等於送兒子去登天享福。」無疑點出時人投靠僧侶的內在緣由。
該書雖以一位方外僧侶的視野,看待將近四十年來的生活體驗,可是仍有許多深具歷史意義的觀察,值得省思,此處略舉一二。首先,作者比較南通狼山當地歷經日軍與國共兩方統治,言及彼此的差異。由於多數日人虔誠信仰佛教,故尚能保護佛教道場,反而國共軍隊因為長期士氣低落,「動輒就是打罵;對我們出家人也很不客氣,好像我們和尚也是他們的仇敵」,國軍部隊是想盡辦法掃蕩、搜刮,新四軍則是積極進行瘋狂的暗殺行動,壓制反對勢力。這種強烈的對比,使得戰爭結束後,「淪陷區」的佛教人士反而心懷過去。所以,釋聖嚴也不禁發出:「我們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原因雖多,這也該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歸程》的另一特點,是花費大量文字描述作者在1949至1960年間投入軍旅的歷程。這段期間的生命「造化」,不僅是他個人來臺灣的一項重要契機,而且也頗能反映當時社會現象。因為對前途的茫然,聖嚴法師決定還俗來臺。那時他奮不顧身投入軍中,擔任通信連士官,面對各種煎熬挑戰,卻也具體而微地顯現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的各種困境。像是登船來臺灣之際,有女子以跟上船來,不管矜持及羞恥與否,換衣、如廁均拋開尊嚴,無視異性之存在;又軍人的待遇甚薄,且為了吸收「知識青年」從軍,軍位的授階根本不管有無能力,逕由文書上士直接認定,說了便算。我認為只要細讀這段軍旅十年的憶述,頗能為國府來臺初期外省籍人士之生活軼事,增添幾許豐富的內容。

2009-06-18

枝巢九十回憶篇

夏仁虎,《枝巢九十回憶篇》,香港:癸卯[1963]年刊本。附:夏仁虎先生遺像、陳一峯跋語,共13頁。
上週六,母校系上召開學術研討會,我赴往報告昔日的舊稿文章,有幸得與評論人劉老師在吃飯時閒談。劉老師向以廣蒐人物的法書而知名,據其言:身邊藏有蔣介石(1887-1975)、馮玉祥(1882-1948)、胡適(1891-1962)等許多名人的手稿文字,且由於住在人權鬥士柏楊(原名「郭定生」,1920-2008)家樓下,還曾獲其贈書,聽起來令人豔羨。談話間,恰巧言及枝巢子的《舊京瑣記》,乃記載清末民初北京一地重要的典籍。我則順便提到,自己還藏有該位作者的回憶文章,似乎外間並不易得。而且,該書封面還有一項特點,即是名人章士釗(1881-1973)所題簽。
「枝巢子」即夏仁虎(1874-1963),江蘇江寧人,字蔚如。他的別號甚多,枝巢子為其一,尚有嘯庵、枝巢、枝翁、枝巢盲叟等,是名作家何凡(夏承楹的筆名,1910-2002)之父親。此書係據夏氏九十歲時的口述,由其子夏承棟筆錄而成。
該書主要以五言詩為主,附有註釋文字。夏仁虎入官之初,遭逢戊戌政變,隨後清末新政伊始,先後參與商部、郵傳部等公務,均不得志。辛亥革命後,民國建立,夏氏則入北洋政府擔任官僚,然而面對政局未定,江河日慼,「惟有仰屋嘆」。嗣後,因為結識朱啟鈐(1872-1964)與「中國營造學社」的關係,夏仁虎也開始加入到維護北京舊都古物之列,並在北大、師大兩校裡執教。1930年代,中日兩國戰事起,夏遂委身於北京內隱居,向不與人外接,唯有賦詩以諷時人不知氣節。
這首長詩也述及國民政府在戰爭結束後至華北地區「接收」景況,因為許多舉措不善,造成民怨沸騰。如有詩謂:「接收諸大員,意氣高萬丈;但為掘藏來,疾痛復誰管?戰後民食艱,五三是何面?購糧需露宿,終以水激散。」當中「五三是何面」,意指為何不得知,尚祈能人為我解答。至於「購糧需露宿,終以水激散」,則有註云:「琉璃廠各書舖紙舖皆改為糧食店,購糧者中夜即往候。至次日中午,難得升斗,不肯散去。警察用自來水龍沖激,使淋漓而散。」
因為只是短短的回憶文字,夏仁虎對其個人生涯頗多隱諱,實有深究之處甚多。林海音(1918-2001)曾有文字記載涉及,讀者不妨參考。

2009-06-16

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附榮德生像,共224頁。
眾所周知,史學家錢穆(1895-1990)在抗戰結束之後,並未隨西南聯大的解散復員歸返北京大學,而是僻居雲南,隨後又到昆明五華書院及無錫江南大學教書。錢氏選擇在江南大學這座新創的學校並非毫無理由,除了無錫是其家鄉,有「以報鄉里」心態外,更重要乃係敬仰該校創辦人、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榮德生(1875-1952)。據錢穆的回憶錄稱:「其日常談吐誠懇忠實,絕不染絲毫交際應酬場中聲口,更不效為知識份子作假斯文態,乃儼若一不識字不讀書人,語語皆吐胸臆,如見肺腑」,對榮氏深表尊敬,不言而喻。
身為江蘇無錫人的榮德生,是二十世紀知名的麵粉、棉紗商人。毛澤東(1893-1976)曾言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直到現在,榮家仍在中國政經界位居舉足輕重的位置,對地方社會影響甚鉅。這本《樂農自訂行年紀事》,原係他個人私自刊印的回憶錄,僅分贈親友紀念之用,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非惟可推見近代中國實業發展的縮影,也是一部內容相當豐富的地方社會史資料。所謂「樂農」者,乃作者由商轉入實業,事業幾滿半天下,但未嘗忘農,標示以望子孫不忘農,事事勤儉以傳後世。
以下舉幾處我所見《行年紀事》中深具史料性質的地方,嘗試說明該書意義。第一是榮德生雖以經商起家,然清季紳商階層的興起,實為一重要史學之課題,歷來討論者甚多。榮氏以「實官異路」一詞,維妙維肖地點出那時紳商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所扮演的地位與角色。換言之,面臨時代的衝擊下,這群平日倚靠實業起家的商人,地位其實與過去的四民之末大相逕庭,已經兼具「官」的內涵;所不同的,並非從傳統功名而獵取社會地位而已。
其次,榮氏之所以倚賴麵粉、棉紗等實業發跡,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項重大的關鍵。根據書中言及,榮眼見戰爭陡起,更認為民生必需品不可或缺,積極放手發展,故能獲致企業成功。研究中國如何能推展國貨,擺脫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侵略問題,榮德生的例子似乎可窺見當中變化。
再者,關於北洋政府乃至北伐期間的見聞,本書也有幾個例子頗有意義。如稱曹錕(1862-1938)賄選前後,吳佩孚勢力之大,「以居仁堂為辦公處,即清慈禧太后(1835-1908)辦公處,無人可到,足見地位之高,權利之盛」。又像是北伐期間,工人氣焰之高,為過去所無;榮書有言「種種不合理,殊覺難處」,且「出品退化,牌子跌落,作工者不為怪」,可知工運屢屢發生之所自。
抗戰與國共內戰間的社會生活內容,亦是本書描寫的重點之一。榮德生有言:孤島上海裡許多住民,經世變而人心更易,自私者多,直道者少。有的人甚至以謠言賺取暴利,不顧廉恥。即便到汪政權成立的南京政府,各物統制,使得物價飛漲。更增添鋌而走險者想要獲取大利之機會。國共內戰迅速使得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蓋「接收」時俱改為「國營」,並未償還原來擁有的人,造成許多「與民爭利」的說法,更使得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破產。
此外,本書偶有弦外之音,足資見證。譬如在1893年十九歲時,榮氏因學習經商嘗至香港,寫下幾句有關當地的印象:「初見之,如到外國,滿山燈火,可觀者惟三條馬路,名上環、中環、下環,已有上山吊車。公園以西,一片荒山,對面九龍,人亦極少,祇划船來往。夜間出外,必執燈籠,路不拾遺。」短短幾句,也具體而微地呈現晚清的香港景貌。

2009-06-12

廣陵小唱

楊祚杰,《廣陵小唱》,臺北:揚州鄉訊雜誌社,1977。共73頁。
研究歷史課題,如果素材愈是多元,便愈能呈現各種不同社會面向。邇來對於民間竹枝詞的關注和使用,即是顯例。探討成都社會的王笛先生,其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一書中,也採用了大量竹枝詞的史料,因而廣受好評。我自己留意到這方面資料,其實是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前陣子購買到的這本《廣陵小唱》,也是與此相關文體之一。
可是《廣陵小唱》還有另一功能。雖然它是一部紀錄民國揚州社會景況的竹枝詞資料,但究其實,該書「回憶」的性質大於呈現實際內容的意義。作者楊祚杰,江蘇江都人,生年約自1907年起(據他的著作《八十自選集》刊於1987年推定),卒年不詳。據書中兩篇自序斷定,這是楊氏「身羈海隅,不忘故土」之作,大有憶述和夾議近代史蹟的意味。
全書共分兩輯:《憶江南》和《揚州竹枝詞》,分別各100首。《憶江南》內容主要係歌詠揚州當地的四季三節民俗,乃至鄉間社會之景物特產;《揚州竹枝詞》則是記載民國時期史事與人物,涉及辛亥革命、北伐、抗日等各階段。就史料的價值而言,後者似乎較高,實則未然。若以研究民俗或地理的角度來看,前者亦能提供不少基層社會的傳統儀式、文化,足堪進一步深究,端看研究者的出發點而論。
這裡略舉所見有意義的部分,以饗讀者。其一、〈上茶館〉有云:揚州點心,聞名全國,其中茶館分三類。一為麵館,可以叫菜;一為茶館,以點心為主;另一為花園茶社,陳列四時名卉,如「富春」、「頤園」等。茶社是民間社會的寫照之一,茶客亦以類聚,如律師、記者、教員、商人等,各集一間。「富春」門前之長廊,多屬地方士紳,晨茗一壺,直留至下午復飲。古董商每攜書畫古玩來此求售,俗因戲稱之為「鄉賢祠」。
其二、揚州在國民革命北伐期間,屢為孫傳芳(1885-1935)和北伐軍相互爭持的場域,書中有多首竹枝詞以此為背景說明。像是孫軍在揚州時,大肆捕捉國民革命軍及黨員,尤以遇有「蓄髮趨時」之青少年為目標,故人人自危,無不剃頭,儼若在家的和尚。
其三、北伐及中原大戰後,國民政府開始推行「黨治」,由地方黨部配合政策實施改造。揚州當地也有若干相呼應的「黨治」工作,如1931年,揚州接收舊皇宮,改建中山紀念堂,由王柏齡(1889-1942)主其事。王氏並以紀念革命烈士熊成基(1887-1910)為由,創建「熊園」(現為揚州工人療養院一帶),將原皇宮大殿移至他處,一磚一瓦悉仍舊材。另一則是關於江蘇省府要求各縣土地陳報,目的為求順利進行清丈,然地方上的地主頗不願配合,導致反抗情形滋生,揚州城南首先發難,嗣後土地問題更蔓延至各區。在此,黨部身負重責,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有幾首竹枝詞反映如此課題。
其四是關於抗戰期間的揚州境況。譬如樊川居於江都、泰縣、高郵三地交界,1938年春節時由於中日兩軍戰事,難民麕集於此,故而造就市面繁榮景象,一時有「小上海」之譽。當日軍在此佔領重要城鎮時,四鄉頓成無政府狀態,地方人士於是組成鄉兵自衛,大刀會便趁勢而興。本書有幾處憶及揚州地方在日人、秘密會社、黨部游擊隊組織之間互相角力的情況,頗能提供研究抗戰期間「敵後」區之參考。

2009-06-06

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

張挺、江小蕙箋注,《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附錄:江紹原致周作人信,共451頁。
本書原先是在《新文學史料》中連載發表,內容為周作人(1885-1967)於1925年至1936年間,陸續致江紹原(1898-1983)的信件,共約110封。書中有四點我想提出來談談。
第一、關於「北伐」後故都北京教育界的接收狀況,兩人書信裡對此表達不滿和交換意見。譬如「北平大學」的成立,將原來北京大學及其他學校合併,頗引爭議,「平津等黨部反對大學區制」。對於南方軍人北來後跋扈的情況,周氏更是直言:「丘8橫行,更甚于張老帥時」。
其次是對蔡元培(1868-1940)等新文化運動名人的態度。周作人認為:1920年代的蔡氏早已脫離了身為知識階層的品格,說他喜於做官;而深入北大校務之際,「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即是顯例。胡適(1891-1962)則是當時北京大學的「太上院長」,身居北大要職,用人需通過其意見。至於顧頡剛(1893-1980)的學問,本該有所成就,但為人「喜任事以至僨事,殊可惜也」。周氏的觀察,在今日後見之明看來,似乎有若干印證。
第三處我覺得深具史料意義的,是兩人對民俗學的認識與學術交往,書信也能略見梗概。當中有多處文字,涉及周、江二人對人類社會民俗的體會和討論,係探究1920-30年代民俗學在中國學術史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最後,周、江兩人通信時因分隔兩地,頗能嗅出南北對時事問題的差異。大致看來,周作人雖身處北方,但始終頗有忌憚,反不若江紹原在南方(廣州、杭州)的自由度高。觀察周氏的信,為求避免通訊檢查造成任何結果,屢以暗號展示,而江氏則是毫無隱瞞,直言無諱。
除了信的內容外,最吸引我個人的地方,則是這部書首附有周作人書信印鉥,像是「會稽周氏」、「苦茶庵」、「山上水手」、「知堂禮讚」、「難明白」等印樣。這些字體相當細緻,也同樣反映了周氏生活的另一面:冷淡中帶有豐沛的熱情感。
結束本文前請容我說明:最近由於忙著撰寫會議論文與他事,故暫緩介紹自己藏書。書友唐老闆屢以「硯台無墨」譏之。值此唐老闆博論口試之日,趁勢宣告復出行筆,也順祝他一切答問成功,攻無不克。

2009-03-15

一個二等兵的回憶

宋受祥,《一個二等兵的回憶》,臺北:正文書局,1979。附國軍軍事著作金像獎證書及近影一幅,共304頁。
初次看到這本書的封面,便覺得挺為特別,係抗戰期間「十萬青年十萬軍」之軍徽。作者宋受祥(1923/24-1998在世),福建政和人。我翻遍了有關宋氏的資料,幾乎都知之甚微;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後來他隨國民政府來臺後,還曾擔任過臺灣省立竹山高級中學的人事室主任。
這位曾經是「二等兵」回憶的主要內容,涉及到作者以21歲加入軍隊,並身歷徐蚌會戰等重大戰役。整部書最多著墨之處,在於國共內戰的細節,還有國民政府各處陸續撤退的情形。宋氏指稱,由於中日兩國戰爭期間,敵後地區日軍佔領主要城市和交通運輸線,次要城鎮則為偽政權所管轄,至於廣大內地農村則是由中共盤據滲透,是以國府「接收」策略集中在城市地區,忽略改編「偽軍」,造成戰後中共迅速將其納入,國共態勢逆轉。作者屢以自己的經驗證實。相對應之下,老百姓不堪其擾,「一國三公」和「一家三主」情況讓民眾無所適從,處境悲慘自然倍感艱辛,反政府的情緒不禁油然而生。
《一個二等兵的回憶》也檢討了國府「接收」措施的錯誤。譬如以東北而言,派出的人員形同多頭馬車,既有行營、保安司令部、資源委員會等,卻不敢啟用「淪陷區」原來的行政人員,一律令其棄置解散。舊有的行政系統連根拔起後,新的組織制度尚不能入軌道,使得人們內心不安,社會動盪。於是陷落中共之手,也就不令人意外。
我身邊的該書,頁首有手寫文字若干:「民國三十四年,余在青年軍二○九師六三九團機三連任訓導幹事。本書作者宋受祥即在第三排為列兵。本書第八至十三節,即為當年駐紮瑞金及別軍福州調駐蕭山、龕山時之紀實。卅五年夏間余即復員返鄉。世權補記。」

2009-03-07

我的學徒生活

鄭學稼,《我的學徒生活》,臺北:徵信新聞報,1965。共101頁。
我在碩士班求學時,教「歷史人物與評價」課程的老師便告訴大家:做研究得找「適才量性」的題目,尤其關於人物的研究更是如此。換句話說,探討某些人物∕群體時,研究者本身總得和想要研究的對象有點相通之處,無論個性還是人生態度,如此方能賦予「同情的瞭解」。這句話不僅令我終身受用,還從一位撰寫陳獨秀傳記的學者身上得到印證,那人便是鄭學稼(1906-1987)。
籠統地概括鄭氏終生的身份可能有點困難。他既是一位反共的「自由主義」分子,也曾是位報人,甚至是學者專家。然而,生存在歷經冷戰前後時期的鄭學稼,其實並不太得到時人的欣賞和掌聲。鄭在1950年代執教臺灣大學,僅四年而遭停職;終身未加入國民黨,經常被傳為「托派」分子,死後蔣經國(1910-1988)卻特頒「績學貽徽」輓額,用以表彰其貢獻;李敖(1935- )在回憶錄上說他「讀書這樣少」,可是鄭氏曾翻譯過蘇聯共產黨、日本明治維新等多種書籍。
《我的學徒生活》是作者六十歲時寫的一部回憶錄。嚴格說來,本書主要參考的資料是鄭氏個人日記,另外附有多篇書信。倘若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場,書中倒有幾處可值吾人深思:首先,鄭學稼一生堅持「反共」,從1930年代起便處在國共兩黨文化宣傳及鬥爭的情境中,他的回憶頗能讓我們重回到城市知識階層在兩者間的擺盪。鄭氏原是學經濟學出身,他接觸到當時世界流行所謂「進步」而「激進」的思想學說潮流,自是不可避免;然則他又是自處?中共又是怎樣圍剿像他一類「藍衣社理論家」呢?本書似是不可多得的面向,可供我們參考。
其實就算立場「反共」,鄭學稼也並沒有因此深獲國民黨當局所重用。在黨同伐異的1940至50年代,鄭氏既屢受共黨誣陷,也受國民黨內派系傾軋。他所寫的一本小冊《東方與西方》,內容訴諸於中國成為東方思想領導中心,結果卻在圖書審查時未獲通過,理由係為日本宣傳,耐人尋味。特別是來到臺灣之後,由於極度「恐共」、「反共」的氛圍,「反自由主義」也隱然成為一股相當大的力量,更讓許多知識分子喘不過氣來。書中都有相關說明可供追索。
這本書提到兩個近代史知名人物,作者個人的評價不言可喻。一位是陳獨秀,鄭氏對其推崇備至,儘管1938年初次見面,「他給我深刻的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絕不因為「反共」而貶抑其人。另一位是跟陳氏在新文化運動齊名的胡適(1891-1962)。書中花了不小篇幅描述兩人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那時胡為院長)見面場景。有意思的是,鄭、胡兩人對陳獨秀有著迥然絕異的態度,甚至思想方面也有歧異。譬如,胡適得知鄭氏對日本、歐洲歷史及文學有濃厚興趣,忽然問到「你懂英文嗎?」引來後者的不快,直言「外國語作為做學問的工具,不是拿來哄洋鬼子」相譏。而當鄭氏質問中研院處此「反共階段」,何不多方研究?胡答以「馬列主義不易瞭解,只好他說他們的,我說我自己的」充數。最後,鄭氏以拿人錢財為由,暗諷中研院難有知識和思想獨立之時,胡氏則不答。這唯一的一次見面,雙方話不投機,更凸顯作者個人心態和處事風格。

2009-03-01

永豐鄉人行年錄

甘孺,《永豐鄉人行年錄》,出版地不詳: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共127頁。
兩週前,出版社編輯臨時給我一封電郵,希望我在即將出版的新書封底介紹部分,稍做增飾。他的來信是這麼寫:「老闆說,本書簡介中,請加上幾個書中重要人物的名字,書會更好賣。」當時我毫不思索寫下幾位清遺民的名字。不過,我內心考量的是:如果一位對近代中國歷史有相當程度瞭解的人,他會希望想知道哪些人物是在堅持忠清或主張復辟的名單中?在思考作者和讀者雙贏的同時,腦海中我首先出現的是羅振玉(1866-1940)和王國維(1877-1927)兩人。
這部《永豐鄉人行年錄》,我大概差不多是在碩士班時便已知曉,可是第一次有機會讀它,卻在剛念博士班之際。那時我選修了陳老師的「中國中古社會與文化」,實在不知該以哪個題目做為學期報告。恰巧《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甫出版,在各種條件都已成熟下,於是決定寫個跟清末民初「敦煌學」歷史有關的短文,以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人為題。因此,《永豐鄉人行年錄》便成為一本不得不參考的必備書籍。也由於開了個頭,才能順利進入到清遺民的世界。
本書作者甘孺,其實是羅繼祖(1913-2002)的字,他是羅振玉的孫子。羅氏本身也是位著名的宋史、遼史專家,參與過《宋史》點校本工作。他亦嘗出版過多本以祖父為中心的書,當中最膾炙人口的,恐怕是《王國維之死》,輯錄了各家對王氏自殺的說法,並一一給予論評。他的立場當然是主要為了洗刷羅振玉向王國維逼債,導致王氏自殺之說。不過,從家譜的角度視之,羅繼祖對各種有關祖父的軼事,其實無形中也提供了許多讓我們瞭解羅振玉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從這方向來看,《永豐鄉人行年錄》無疑是羅振玉的自傳〈集蓼篇〉外,最有系統也最值得留意的一部書。此外,該書還兼具三項特色,讀者不可不識。
第一、晚清史事及時代問題,行年錄中皆已敘及。譬如1896年,羅振玉於中日甲午戰後,創設學農社,考究中西農務方面的知識;又設辦東文學社,影印日本學者那珂通世(1851-1908)的《支那通史》,可謂開啟先鋒。另外,關於清季「新政」推行各項教育方針,影響深遠,羅振玉也是參與其中的一員;如是時張之洞(1837-1909)嘗有意辦存古學堂,便詢及於羅氏意見。
其次是關於近代學術史的研究,本書更能顯現羅振玉個人的重要歷史地位。像是對敦煌文物的搶救、殷墟甲骨的挖掘和考釋,書中都有簡要的說明,可供進一步探索。而羅繼祖對先祖學術成就之措意,亦由此可知。行年錄可以說為我們理解羅氏終生學問,掌握了大致的輪廓。至於金石古器物學問如何過渡成為現代專業學術,又如何受到東瀛學者青睞與推崇,羅振玉既是箇中靈魂人物,此書自然不能不讀。
最後,書中也透露許多遜帝身旁遺民相互爭鬥而暗潮洶湧的情形。對掌握民國史外一章而言,其實本書也提供許多線索,可以思考以往為人忽略之處。
此書雖以繫年的體裁編就,然標示遜國後以中華民國年份稱之,若以遺民自視的羅振玉來說,當然不符其「仇亭老民」的心態。另外,該書也有繁體字版,名為《羅振玉年譜》,係羅氏後人在台增補而成。我最初所見便是此一版本;不過,「增補」的內容相當有限。

2009-02-21

三原鴻寶

臺北中華粥會編,《三原鴻寶》,臺北:編者印行,1966。共20頁,含照片若干。
國民政府遷臺後,跟隨而來的黨國要員及文化界名人,為了繼續維繫彼此的關係和情感交流,紛紛以各種形式、組織等進行活動。譬如「畫會」、「筆會」、「粥會」便是當中最為活躍的團體。位居臺北的「中華粥會」即是其一。
中華粥會原是一個文人團體。1922年間,上海有十多名喜歡吃粥、品茗,且氣味相投的讀書人相互為伴,每隔幾天就邀至「樂天茶館」泡茶聊天。當中主要召集人丁福保(1874-1952)於是開始約集,以每週一改往丁家吃粥,以「一鍋熱粥,四碟小菜」起始。1924年,由吳敬恆(1865-1953)、李煜瀛(1881-1973)、孫揆均(1856-1930)、丁寶書(1866-1936)等正式以粥會的方式創始,首開「以粥會友、以文會友」之風氣,自此成為文化人士之雅集。
相當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看似一個鬆散自在、無組織規章的社團,竟然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大約直到1941年左右,因為上海淪陷於日軍的手中才導致中斷。嗣後不久,吳敬恆懸念「淪陷區」的老友丁福保等人安危,即在大後方「國統區」的重慶,重新召開第二代的粥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華粥會部份的粥友陸續來臺,一開始時生活尚且無著,無暇顧及雅聚。等到1958年的冬天,適逢吳敬恆逝世五週年之後,某日在吳氏的衣缽弟子狄膺(1895-1964)向沈映冬(1905-2006)提議下,終於恢復。當時學者及文化人如黎東方(1907-1998)、熊式一(1902-1991)、郎靜山(1892-1995)、劉太希(1899-1989)都是粥會忠實的粥友。當然,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均在國民政府擔任重要的黨職或公職。據悉該會完整的資料,現存國史館內,計有約千萬卷的檔案,而粥友「其中因有重大事功而經政府『宣付國史』的就有將近五十人」。
《三原鴻寶》是臺北粥會所發行的一冊專刊,內容以紀念于右任(1879-1964)為主。當中除了有該會會員紀念文字外,還存有于氏晚年筆墨及照片多幅。如要瞭解于右任和中華粥會在臺灣活動種種點滴,此冊頗能提供一二見證,深具史料價值。尤其于氏書法堪稱一絕,早負聲名;我曾在老師的辦公室見到數幅,自己雖有興趣,則無財力蒐購。本書倒不失另一「辦法」,得見多人翰墨,更何況還有封面的李煜瀛法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