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日記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黃炎培日記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共209頁。

兩年前，有位中國的朋友告訴我：刻在整理將出版的黃炎培(1878-1965)文字裏，其日記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值得留心。沒想到，這一晃已經超過兩年，卻還遲遲不見出版。今年六月自己在搬書之際，無意間想起之前曾買到的《黃炎培日記摘錄》，於是隨手讀來，深感興味，值得在此推薦。

黃是江蘇川沙人，畢生奉獻於職業教育的工作。後來他參加政治活動，最令人的醒目就是在1941年時，與沈鈞儒(1875-1963)、張瀾(1872-1955)等人共同籌組發起「中國民主政治同盟」，嗣後更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在共產黨在中國勝利、國民政府輾轉遷臺後，黃氏初係居留在香港，後來則受邀返回北京，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民主」人士的代表。這部《黃炎培日記摘錄》內容，主要乃關於1937年至1949年間思想和活動，特別是國民參政會的活動與議案情形尤多。

綜觀日記，可以藉此窺見一位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洪流和環境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譬如言及黨義∕主義對近代中國民眾的生活危害之深，然國府卻屢以實施「訓政」為由，將三民主義視為最高鵠的，並且罔顧民權的意義。蔣介石便在於國民參政會嘗有發言：「學校機關勸人入黨是好意，入黨是國民義務。憲政實行之後，當然是多黨制，但訓政時期則否。各黨派只要不違反三民主義，政府定扶助之。」如果對照到現今臺灣社會瀰漫一股以黨領政的氣氛，不禁要覺得彷彿是歷史悲劇的重演了。

至於戰爭期間，軍官∕軍人的地位提高，權勢擴張，導致風氣敗壞，也是頗值注意的現象。這樣的情形甚至讓原本屬於施教環境的學校，幾乎淪為政治教條與宣傳的場域，有人即提到當時辦學之難有三：一為軍事教官之驕蹇，二係黨部與三青團間排擠，三是經費甚窘，無從獲得。觀乎前兩項，頗能見得政治力影響教育園地。而且壓迫愈深，反使一般百姓噤若寒蟬，無意參與政治，遂有離心離德的情況產生。黃氏日記記載成都茶館酒肆尚有「莫談國事」之禁條，可見情形一斑。

此外，「黨化」的現象還影響到學術圈。朱家驊(1893-1963)任中研院院長，早為時人詬病，日記轉述傅斯年(1896-1950)的話，說「公推三人候選，請政府擇一任命。政府則派朱家驊，以其為黨員，而三人非黨員也。」相信現存的「傅斯年檔案」定能顯示此事件始末。又書中有親訪共區延安之始末，可與作者另一本《延安歸來》相互參照；戰後的「清查敵偽財產團」，頗令人質疑，蓋因無須接受參政會或立法機構審查，有人疑為主事者係軍政大員，或黨國要人緣故；商人走私渡黃河，必先賄賂守軍，不料共軍喬裝走私商人，竟一舉殲滅地方守軍。諸如這些許多點滴，不啻可做為研究1940年代中國的參考，亦能見當時社會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