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華女士回憶錄

陳華口述，章君穀紀錄，《陳華女士回憶錄》，臺北：獨家出版社，1989。附照片若干，共703頁。
最近前調查局長葉盛茂以隱匿公文罪遭到起訴，並求刑二年六月，可謂司法史上空前絕後。照鄙人私見，其人固然違反公務倫理，罪當求處；但當中的政治操作明顯，造成壓迫力之大，也僅屬歷史所僅見。於是讓我不禁想起：民國史上著名的特務頭子戴笠(1896-1946)，其下場之悽慘亦復有加，也憶及曾經在昔日所讀的《陳華女士回憶錄》。
這部口述回憶錄說來有點特別。作者陳華(1907-？)，係知名革命黨元老楊虎(1889-1966)之妻，一生也與戴笠淵源甚深。她不獨與戴有兒女情愫存在，亦曾應其所請，至青島監視汪精衛(1883-1944)、孫科(1891-1973)；又在軍統局初辦之期，說服了九名左傾份子投效。然而從身份來看，陳氏的經歷其實非常特殊，因此更增添本書可讀性。
書中涉及幾處內容，頗能令研究者做深入探討。其一、關於楊虎其人生平，因早年參與廣東軍政府，以及後來擔任上海警備司令，故屢與共產黨周旋。特別是「聯俄容共」政策由來與「四‧一二」清黨，作者頗有陳述。章士釗有詩證明陳氏親歷清黨經過。其二、上海在「北伐」時期，當地有三大幫會龍頭「大亨」——黃金榮(1867-1953)、杜月笙(1888-1951)、張嘯林(1877-1940)等人協助，促使國民黨清黨成功，其中經過不乏戲劇性，作者乃因楊虎之故，得以親見。其三、中山艦事件原為無心差柳之事件，乃至寧漢分裂之際，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1)與蔣介石(1887-1975)彼此形同水火，作者都有最第一手的記載。
此外，書裏頗有幾處「秘辛」，道出一位長期非黨員對國民黨歷史的旁側觀察。像是孫中山(1866-1925)，在廣州軍政府歲月屢遭楊希閔(1866-1967)、范石生(1887-1939)等人欺凌，一度想要撞牆自殺；又如黃郛(1880-1936)，身為蔣介石的異姓金蘭，卻始終不願接受入黨，某次在公共場合，見蔣將自己的大頭照與已逝革命元老相列，頗感不屑；軍統局中尚有「興中學會」的小組織，遍及下層軍公教、工商界，甚至黨國元老、名流名媛等；蔣介石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具有不同的領導風格：他在建立黃埔軍校之初，便決定要以全國各地為目標，廣招各省學生，但又以浙江省籍的學生收納為一己心腹。
本書最初乃以單篇文章方式先在《獨家報導》發表，所以體例不太正式，且內容前後頗有倒置。不過，該雜誌能夠邀請到像作者這樣的人士寫回憶文章，已屬不易，值得稱許。嗣後是否還有類似書籍，不得而知，惟一時喧騰的璩□□光碟，亦由該刊發行。臺灣新聞傳媒經營匪易，為求吸引讀眾而日益「墮落」，對照起來，實不難想見。

抗戰八年

王豫民，《抗戰八年》，中和：作者印行，1974。共304頁。
據作者稱：本書原名「抗戰剿匪之回憶」，蓋因時間涉及1937年7月至1947年3月，有關山東第十五縱隊的活動種種。這部書主要談的內容，關於山東省在抗戰期間與戰後初期國民黨武裝勢力的生存，以及地方黨部在日軍、「偽軍」，還有共黨三方力量下，怎樣達成軍事任務。
王豫民，生卒不詳，山東濟南人。他在「七‧七」事變後不久，即在臨淄組「青年抗戰訓練班」，從事抗日活動。嗣後，屢在敵後地區進行破壞工作，並爭取籠絡地方武裝勢力，希圖突破日軍、「漢奸」等軍事佈局。在書中，作者提到幾項深具意義的內容，頗可做為瞭解敵後歷史之參考。第一、日本所佔的「淪陷區」，多為交通運輸便利往來之處，至於不易達到的窮鄉僻壤，多為游擊勢力、「偽軍」和共黨分子所據。他舉出光是昌邑一地，既有「匪化」之地，亦有「偽化」區域，甚至還有國民黨員老之家鄉，轉而成為敵偽的模範區。有詩云：「滿村五色旗，遍地罌粟花；敵偽模範區，黨國元老家。」
第二、過去戰爭期間，能夠提供軍事人力與否即為致勝關鍵，故屢有搶丁迫役的情況發生。像是書裏言及「三十二年春」，往往是將人擄拐過來以後，除了予以酷刑虐待外，還限令家中的人用錢將之贖回。並且，作者聲稱此為「擄訓政策」；換句話說，搶丁擄人不獨係以增加作戰人力為目標而已，更有藉此進行教化宣導之意。
第三、由於戰事持續，各種策略和說詞層出不窮，又有以「曲線抗戰」之說，做為勸誘投降之略。作者面臨抗戰末期時，即曾被動之以情而煽惑。我們由此亦可見戰爭期間，各方勢力究竟是如何動員來進行政治宣傳，還有透過如此方式，達到擴大非武裝的勝利果實。譬如，為了配合重慶國民政府政策，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也曾在魯北一帶運作，作者參與其中，便係一例。
最後，王氏特別針對所謂戰後魯北「接收」情況，做了深刻地描述，可以從中得悉國共兩方勢力消長之因素。如剛開始，特務人員對駐紮當地的國民黨員及本來的游擊部隊，屢表觀感不佳，作者特別為此提出辯駁，認為游擊部隊才是敵後勝利的關鍵。然而，直到戰後政府進行「剿匪」時，他也嘗向指揮官比喻：「現在剿匪的情勢，正如抗戰期間的情形，大同而小異。共匪譬如過去的游擊部隊，國軍正如以往的日本軍，地方部隊又如過去的漢奸隊」；既然共軍實力跟過去大不相同，一躍取代了本來游擊勢力，可知作者頗有認定「剿匪」之困難。1940年代後期國共內戰，雙方勝負立判，或許不難由此覘之。

唐文治年譜

唐文治著，唐慶詒續纂，蘇州大學校史編寫辦公室編，《唐文治年譜》，蘇州：編者印行，1984。附照片及原書圖樣，共152頁。
著名的文獻家顧廷龍(1904-1998)，一生也為人題籤封面不少，前幾年有部書即以此為主題出版。由於顧氏的字寫得相當工整，而且別具風格，連我自己亦頗喜歡蒐集。可惜的是太多了，實在買不勝買。這本《唐文治年譜》即為個人所藏其一。
本書究其實，乃《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兩種，另加上顧氏弟子馮振所編的〈茹經先生著作年表〉而成，經由後人點校後發行。書的序文係由學生王蘧常(1909-1989)所撰，云為唐文治120歲的誕辰紀念而印。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江蘇太倉人。他的一生主要分為兩部分：前半生在清季任官，後半生則從事教育工作。《唐文治年譜》由不少人「加工」而成；除了唐氏之子續纂外，馮振在全書中亦有案語，告知讀者在《茹經堂文集》的淵源所自。換言之，讀年譜有助於我們翻覽唐氏文集，做進一步的探究。
這部年譜涉及到幾處史實，我覺得將對瞭解近代中國史頗能提供若干幫助。首先，唐文治在晚清屢歷重大事件，年譜略有陳述，頗可補充。像是庚子拳亂始末，唐刻正地處京津，觀察尤多，這一點他另有專篇在文集裏，也能拿來對照。又由於隨辦各國議和事宜，唐氏獲派日本和德國，因而考察歐洲，後來還以愛新覺羅‧載振(1876-1948)的名義，錄有《英韶日記》一書，描述其中風物。
另一特點是「五‧四」以後，唐文治受邀在無錫創辦國學專修館，成為堅守文化傳統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一處陣營。此一兼具書院性質的教育組織，日後培育不少國學研究人才，在民國學術史的意義上別樹一格。有關此方面的討論甚多，學友小唐近有專書出版，足堪代表，識者可逕往詳參，此不待喋陳。
惟2004年，潘學長在香港某次會議中，詢及唐文治的思想傾向，如何跟那些清遺民∕遺老做一區別？當時我不及詳思，現據年譜容或稍做說明。唐氏曾任清吏，究竟是否具有忠清傾向？就我所知，在辛亥革命之際，唐嘗附名力促清帝退位，可謂為清室罪人，年譜說「後王【祖畬】師深咎余，以為不應列名；沈子封師(按：沈曾桐)亦深以為非，見于辭色」。但是，在唐氏個人書寫中，不難想見頗有懷清之意，溢於言表。譬如，稱呼「國變」；又民國初立，與陸潤庠(1841-1915)殷殷話歸，相對欷噓；刻印《十三經》時，並請遜帝師傅陳寶琛(1848-1935)寫序；清室蒙塵，遜帝被逐紫禁城，唐也發二電致段祺瑞(1865-1936)，爰請保護皇室；革命軍入蘇州，唐氏被以「保皇黨」、「復辟黨」目之；「東陵事件」發生，亦呈文給北京張學良(1901-2001)，要求嚴懲盜犯，並派兵保護。種種行為主張，頗能洞悉其個人心態，乃至社會對其觀感。
然而，唐文治何以終未成為忠清遺民？因為文字資料缺乏，不足顯示，頗難斷定。不過，有意思的是，1920年已屆56歲的唐氏，因為雙目失明，故心態應有所轉向改變，不能不有所注意。在這一年，他投入教育事業和文化活動，設辦國學專修館，時機上其實頗有玄機。我個人大膽的推測是：生理的殘疾或許改變了他對政治方面的看法，甚至是進一步促成堅守文化傳統層面的主要因素。唐氏晚號「茹經」，似能由此理解。總之，「時機」可以說是各種心態「互緣」(梁啟超[1873-1929]語)之下的結果。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偶發，也不能不從此一方面來洞覘，甚至觀察體會。

楊森九十

楊漢渝等編，《楊森九十》，臺北：編者印行，1972。附「壽言特輯」28頁、「生活集錦」照片42頁、《楊森九十憶往》68頁。
替人法書題籤還有位相當知名的人，即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李煜瀛(1881-1973)。李氏乃清末名相李鴻藻(1820-1897)之子。書法有名之一例，是他在北平(今名北京)創辦故宮博物院之初，親筆寫下「故宮博物院」五字做為匾額。那是民國以來形成的一項風氣，但非書法自負者絕不致此。
我自己曾蒐有三本李煜瀛所題字的書，這部《楊森九十》即是一種。全書主要區分為三部分，一是「壽言特輯」，係楊氏70-90歲期間長官友朋所贈的祝壽賀詞；一是「生活集錦」，包括大量楊氏一生的經歷照片；最後是《楊森九十憶往》回憶錄。
楊森(1884-1977)，字子惠，原名淑澤，又名伯堅，四川廣安縣人。1904年，楊森於中學畢業，進入四川陸軍弁目隊。1908年，又到四川的陸軍速成學堂學習，並加入了同盟會。直到1922年，楊氏投靠吳佩孚，任中央軍第16師師長，後則歸國民革命軍。在抗戰初起，他曾率軍赴上海參加淞滬抗戰，幾乎全軍覆沒。後任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十軍軍長、重慶衛戍總司令等職務。楊森一生最為人熟知的，係妻妾成群，兒女眾多。據公開而廣為熟知的妻妾有12位(人稱「渝舍十二釵」)，子女共有43人，以經常忘記子女姓名傳為笑談。他後期以剿共聞名，1949年帶著妻子田衡秋、胡潔玉飛往臺灣，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戰略顧問。1960年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兼奧林匹克運動理事長，長住臺北市。86歲登上玉山，高呼「總統萬壽無疆」。90歲時與新竹人張靈鳳結婚，新娘是年僅17歲的中學生。不久生有一女，為第43子，一時傳為海內外的奇談。1977年自菲律賓歸返，以93歲高齡以肺癌病逝臺北三軍總醫院。
《楊森九十憶往》涉及幾項部分，頗值參考：第一、作者本係四川當地軍閥，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歸順」中央；書裏部分篇幅曾描述在抗戰前的國共鬥爭，乃至中央剿共時有關西南各省的情形。第二、抗戰期間，楊氏負責主持貴州省政，基於反共立場，編著有《建設新貴州之理論與實踐》一書。不僅於此，黔省地處偏僻，如何處理苗漢兩族和諧，維持鞏固戰時後方安穩，並以政治宣傳達成「防共」目標，本書其實已經略做說明，可進一步探索。三、在1940年代國共內戰逐漸展開之際，由於戰後國府採取本籍人任本地事的原則，故楊森被委以重慶市長之責。嗣後政局危急，楊重施故技，以貴州的治理經驗整飭重慶，不料無法挽回頹勢。書中略有對此稍做辯駁，以明其究。觀此可知；黨政合一在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何以有截然不同的命運，堪供思索。
晚年來臺後，楊森負責代表國家各項體育活動工作，加入「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在「生活集錦」照片裏，含有他領隊至各國參與賽事的紀錄，還有跟體育健將紀政，乃至名蜚日本的棒球選手王貞治合影。這些豐富的影像資料，實際上還有許多可以發揮解釋歷史的空間。

龍磵詩話

李猷，《龍磵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共500頁。
何博士今晚提到：最近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年譜系列叢書，已被某書商全數購盡，且將不再版。以後想買這類書的研究者，便得倚賴單一管道，否則就是從圖書館借。至於臺灣商務不願出版，純以商業市場考量為由。此一消息，聽來著實令人震驚，甚至不勝欷噓。其實在出版壓力極為龐大的今日，任何從事出版業的人，都不免絞盡腦汁，想的是如何迎合大眾口味；很不幸地，這樣的結果卻對文化產業並未真正帶來好處。使得我們只有看到書肆上幾近濫竽充數的書籍，而有益身心的書格外顯得愈發短缺，遑論那些足以拿來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了。像臺灣商務印書館的例子，便是一項足以令人深省的警訊。
其實臺灣商務出版的書，無論質量均佳；就拿這本《龍磵詩話》來說，便係一例。本書雖言「詩話」，可是卻蘊含豐富的史實，深值關注。作者李猷(1914-1997)，江蘇常熟人，係著名的古文家、詩人、書法家；來臺灣後，他曾任國史館特約纂修、淡江大學中文教授。說起李氏，或許很多人不見得認識；然而讀他的書，卻能發現此人並非泛泛之輩。舉凡黨國政要、文人墨客、社會士紳，皆與其有往來。關於這方面，讀李的《紅竝樓文存》最能體會，而本書亦復如此。
本書各文獨立成篇，每次介紹一位近代中國詩人的作品，其涵蓋面之廣，有革命先烈如寧調元(1883-1913)，黨國元老張繼(1882-1947)，清遺民沈曾植(1850-1922)及陳曾壽(1878-1949)，南社詩人俞劍華(1895-1979)，政要梁寒操(1899-1965)及許紹棣(1900-1980)，古文學者宗孝忱(1891-1979)，書法畫家張大千(1899-1983)，常熟名士徐兆瑋(1867-1940)，還有被譽為「同光體詩最後一筆」的周棄子(1911-1984)等。由於李猷一度主持編校《中華詩學月刊》，故而能夠統整聯絡這群大量來臺的詩人，彙集他們的詩作，且蒐羅不少未刊稿。尤其難得的是，作者每每敘及自己和對方的交情，也兼論時事，不啻為重要史料之根據。
譬如，李猷特意專章言及老師楊圻(1875-1941)，將自己身邊存有的集外詩，選其深富時代意義的幾首附上，以饗讀者。後來馬衛中、潘虹校點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雖將佚詩放在集外詩部分，卻並無附註詩作緣由，恐怕還得回頭讀《龍磵詩話》，方能知其所故。至於《續孽海花》的作者張澂(燕谷老人)，作者年輕時與他甚為熟稔，嘗與錢仲聯(1908-2003)一齊聽聞張氏訴說往事；談及清季沈鵬(1869-1909，字「北山」)的名文奏稿〈請殺三凶〉(即1900年冒死上疏請西太后交出政權，殺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出自張之手筆，原因是沈氏夫婦不諧，想以此出名來發洩情緒，結果造成冤獄。
我最初接觸此書，俱從作者的《近代詩介》和《紅竝樓詩話》而來；有意從文人詩詞瞭解近代中國的史事種種，二書其實亦為不可或缺的典籍。

績谿胡商巖先生傳

孫雨航，《績谿胡商巖先生傳》，臺北：百齡紀念印行，1972。附：戴戟〈仁壽橋碑記〉、〈績溪荊州明經胡氏世系表〉善述堂藏本等。共39頁。
胡學湯(1873-1944)，字商巖，一字福生，安徽績溪人。他在清末為國學生，治群經，研易學，好周人急。幼承家學母教，敦品力學，14歲則博通經傳，尤通土木農桑貨殖之學，後棄儒經商。由於績溪名人甚多，近代如胡適(1891-1962)即為著名人物，因此本書毋寧亦為該地人物的歷史縮影之一。
這部書最值得一提是收錄有《三十年經辦社會公益回憶錄》。胡學湯致力於公益事業30年，幾乎傾其家庭所積，主持修築借磡嶺、竹嶺、棧嶺、蘆塘嶺、浪廣嶺、灰石嶺、小九華和績城南至歙東仙茶等道路。後來，他又應聘督修績嶺、江南第一關和翬嶺黃蓮棧等道路，主持修建橋、壩、水碓、校舍、圖書館、寺廟、路亭、茶亭、社倉工程百餘處，其中有績城北王、宣城水東攔河壩、黃山洽舍集成大橋、浙西鼓嶺腳石橋。此外，他還捐鉅資創辦荊山學堂、荊州小學及績溪中學荊州分部等學校5所。可以說，其人終生積極於公益事業，有功地方。尤其1942年，胡為響應政府抗戰，特別將家藏的昌化雞血石章310顆義賣，以慰勞抗日軍隊為名義，因此省政府頒贈「樂善不倦」匾額。
胡學湯長子胡鍾吾(1906-？)，也是一位知名的人物。他青年時就讀上海大學、群治大學和廣州中央農運講習所，為廖仲愷(1877-1925)所器重。嗣後在抗日名將戴戟(1895-1973)麾下，參加汀泗橋戰役。每日以動員85萬人馬出力，督修江淮水利，保衛皖北平原。胡氏最令人稱道的是完成阜陽平原「井田戰陣」，使本來無險可禦的亳縣、太和、阜陽、渦陽等四縣，固若金湯。在台兒莊大捷後，胡又只用29天時間，建設完成亳縣機場，並退還應得督工費二百萬銀元。1938年出任宣城縣長，將10萬民間的紅槍會改編為義勇隊，以人海戰術三次將日人趕出宣城，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之後又宣佈田賦改徵實物，大幅度提高稻穀的收購價格，規定餘糧戶必須借給貧困戶大米300斤，深受廣大農民的擁護，縮小了貧富差距。曾榮獲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手諭「捍患殺敵，卓著功勳」，明令晉級嘉獎，後為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赴台後，傾畢生精力，續集王羲之字〈洛神賦〉等七十餘篇，完成其父遺願，廣收歷代名家法帖，深得于右任(1879-1964)賞識，其書法作品在臺灣、港澳地區、日本和英美法等國頗受歡迎。
我的這本《績谿胡商巖先生傳》，係法學家馬漢寶(1926-？，馬壽華之子)贈本，有馬氏的印籤，購自家中附近夜市的舊書肆，價50元。

穆基回憶錄

黃驤，《穆基回憶錄》，臺北：聯合月刊雜誌社，1986。共158頁。
甫過世的報界名人黃驤(1916-2008)，浙江平湖人。他一生的經歷豐富，集軍人、工程師、翻譯家、報人、性學專家及音樂教師等各種身份。這本回憶錄乃以連載的方式，在《聯合月刊》上刊登，之後則出版單行本。不過，各篇大抵獨立成章。
全書共分為幾部分。第一、作者談抗戰期間從少尉排長到少校的軍旅生涯。當時他參與鐵幹隊三年，學習鐵路爆破的課程，畢業後負責辦理敵後爆破訓練工作，地點在桂林、柳州一帶。中日戰爭結束不久，黃氏又親臨河北徐水，在共軍猛烈攻擊下支撐12小時，最終完成使命，徹底破壞約七公里的路軌。第二、黃驤隨國府遷臺後，先在陸軍工兵學校執教，後又陸續進行翻譯工作，替美新處(臺、美斷交後易名為美國文化中心)翻譯新聞稿。在這段期間，因為《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孫如陵(1915-？)的邀請，作者開始投稿，翻譯短篇小說。嗣後，黃氏以報人資格，改在《國語日報》工作，直到擔任主筆。第三、黃驤廣為人知的是改名「穆基」，至《聯合報》為〈男女之間〉寫專欄文字。由於該專欄以解答性知識為主的內容，使得他聲名鵲起。作者也在書中特別說明：針對國內青年男女缺乏性知識的瞭解，以及報紙廣告傳播不正確而誇大的性知識，故而有意肩負起傳遞性觀念的責任。
這部書其實是我在無意間換來的。從今年開始，每月固定跟唐老闆有一次的圖書館換書之旅，幾乎成為不可或缺的活動；儘管時間雖短，迄今卻也獲得不少有趣而稀見的書。雖然有些未必真的對研究有所幫助，可是無形中能擴大自己的視野，得書如是，不亦樂乎？

養晴室遺集

龐俊著，白敦仁編，《養晴室遺集》，成都：編者印行，1995。附照片、手稿各一，共348頁。
這本書名的封面係由趙香宋署簽，「趙香宋」即趙熙(1867-1948)，乃四川成都當地耆老，也是一位清遺民。書名題籤可能為後來集字。
龐俊(1895-1964)，四川綦江人，字石帚，室名養晴室。早年肄業於商業學堂，以貧輟學，後為塾師，並勤奮自學。1924年後，歷任成都高等師範、成都師範、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光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等職。解放後，仍任川大教授兼古典文學教研組主任、研究生導師。著有《國故論衡疏證》、《餘杭章先生行實學術紀略》(與李植合著)等。
本書含詩錄、詞錄、文錄，共6卷，另附外集八卷目錄。比較特別的是，採用繁體版字體。讀此書，可知民初四川成都文化界軼事。成都不但是促成民國建立的淵源所自，而且該地自清代以來便文化氛圍濃厚。1905年清廷停辦科舉，兩湖總督張之洞深怕傳統的國家從此衰廢，奏請清廷的文化較高的省份創辦「存古學堂」一所，之地。因此，近代知名的人物如廖平(1852-1932)、趙熙、宋育仁(1857-1931)、龔道耕(1876-1941)、林思進(1872-1953)、吳虞(1872-1949)、蒙文通(1894-1968)、吳芳吉(1896-1932)、李劼人(1891-1962)等，皆與此地文風有關。民國以後，還有以駱成驤(1865-1926)為首的「五老七賢」，即為成都當地著名耆舊。作者雖然未必全與上述成都文士有密切相關，卻從書中同樣可以看到他的交遊是全國性的。譬如，〈旅舊京贈黃晦聞〉係與廣東詩人黃節(1873-1935)賦詩；〈丙子四月二十三日，始謁香宋師於嘉州烏尤山中，感賦〉有「石遺、松岑兩翁今日來歸」，記的是和陳衍(1856-1937)、金天翮(1874-1947)的關係；陳鍾凡(1888-1982)來詩，答賦以〈陳斠玄寄示近詩，復辱贈什，次韵〉。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代表四川文士公祭章太炎(1869-1936)；又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衡》同仁，互通聲氣，公開撰文表示支持。
我買此書的機緣說來很巧。去年到成都開會時，一直苦無時間出外逛古本書肆。直到會議最後一天上午，主辦單位安排參觀活動；雖說參觀的地點難得，但我總覺得無法瞭解當地書肆情況，恐怕更過不去。於是忍痛放棄主辦單位的美意，決定逕自購書。老實說，初到成都，其實不太瞭解地形狀況，買書其實很冒險，找古本書更是冒險。好不容易按照孔網指示，找了某家書店，無意間發現本書。此書之難得，連四川大學好友王兄都說運氣佳，他也未見過。但我想如無堅持，恐不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