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28

紹唐詩存

李建興,《紹唐詩存》,臺北:作者印行,1961。共82頁,附:〈勞資合作歌〉。
熟悉臺灣近代礦業史的人,大概都不會忘卻李建興(1891-1981)這號人物。他是臺北縣平溪鄉人,以煤礦起家而步入政壇。而這部《紹唐詩存》,不僅是有關呈現李氏個人的生平與詩詞而已,無疑也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資料。
早在1916年,李建興隻身前往瑞芳鎮侯硐的「福興炭鑛」擔任書記(即文書雇員),當時是「一月薪金拾五元,天天工作晝連昏」。由於李氏的個性刻苦耐勞,勤奮不懈地處理礦坑的內外事務,因此深為股東器重,便邀其入股,並賦予經理職位。至是李建興更為奮發,每日與礦工為伍,悉心鑽研冶礦的技術。然好景不常,1919年,該礦卻被日商「三井鑛山」所併購。李建興受到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拒習日文,導致備受歧視;嗣後某次因日人結算工資時,溢付三千八百餘元之鉅,而他凜於不義之財不取的古訓,悉數予以歸還,始獲日人另眼相待,有〈璧還鉅款〉詩記載。由於他的堅忍不拔精神,任勞任怨,於是承包工作的範圍一再擴大,終於在煤礦業裡嶄露頭角,且於平溪擔任協議會員,處理地方事務。
1935年間,「三井炭礦」以煤源枯竭,無意繼續開採,遂將礦權讓渡給李氏經營。於是李成立「瑞三礦業」公司,督率家人共同開鑿。結果「瑞三礦業」是續將下層及最下層的煤藏加以開採,所獲煤質均遠較上層為佳,因而賺取鉅資,奠定了李家今日的基業。但這樣的盛況也惹來日人妒嫉,乃於1940年5月27日,一舉將他昆仲及員工百餘人,以「通謀祖國」的罪嫌,予以拘捕繫獄。李的詩中自言「弟兄坐獄五年悲」,而其三弟李建炎──亦即前立法委員李儒聰的父親,因不堪酷刑,死於獄中,至於員工株連死難者,更達七十餘人。李建興本人則直至1945年8月26日,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布無條件投降,始獲釋出獄,據詩下附文云:體重僅46公斤。
終戰後臺灣「光復」,李建興奉命出任瑞芳鎮長,正式開啟他的政壇生涯。1946年8月,李氏與當時臺籍名流士紳籌組「光復致敬團」,赴南京晉見總統蔣介石(1887-1975),轉致省民擁戴之赤誠,並拜會中央各部會首長,表達愛國熱誠。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李時在臺灣省訓練團受訓任班長,親至臺北市中山堂處理委員會,挺身疾呼破除省籍隔閡。後來李氏又出面安撫瑞芳鎮民,還謁見啣命來臺灣的國防部長白崇禧(1893-1966),分析致亂原因係出於誤會,應速從寬發落,以安民心,結果獲白氏採納。由於李建興有到過南京的經歷,使他得以在事件發生後能夠安然度過,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儘管本書出版時所展現的態度和立場,是把動亂肇事歸咎於「盲從之徒」,不見得全然客觀公平:可是書內有多首詩均記載事件的始末,並詳加錄有他個人活動,不妨可做為「二‧二八」之重要史料。
未幾,更由於李建興的臺籍身份和膽識,益發為國民政府所器重。在此期間,國府欲行「接收」日產煤礦,統一經營,李氏更籌組「租包聯誼會」,建議循合法機制和管道,讓予民營。1950年2月,當局曾有意命他出任臺北市長,但他卻以才輇謙辭,故改聘他為省府顧問。不久又發表為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職,並於同年8月30日,獲蔣介石召見勗勉。
《紹唐詩存》另外還有值得提出的,是附錄的一篇〈勞資合作歌〉。該詩歌撰於1916年李建興創設「瑞三礦業」之後,以臺語的問答體寫成;不過做為民俗歌謠的資料,這也是一首相當反映社會現象之作,特別關於實業家和從業員間的關係。
關於李氏的生平紀事,網路上也有人編纂過他的簡要年譜,可供參考(http://www.jfps.tpc.edu.tw/gafn/016.htm,載於2009/6/28),惜其止於1944年。最後,本書雖係作者私下流傳,卻另有龍文出版社的1992年版。

2009-06-26

歸程

釋聖嚴,《歸程》,臺北:東初出版社,1968。附照片若干,共236頁。
甫於今年過世的宗教界領袖釋聖嚴法師(1931-2009),其噩耗在舊曆年傳開後,曾引發各方媒體大幅報導其消息。剎時之間,許多素所知名的政經、產業、藝能等界人士,紛紛出面,訴說及頌揚聖嚴法師平日為人的處事形跡,乃至推崇其倡導「心六倫」主張。我個人對於宗教理念,其實並無特別的信仰和研究興趣,倒是對社會上普遍對宗教人物的歌功頌德現象,反而深覺不妥,寧可以一般常人的態度視之。因為,人之所以成為「人」,不在其最終能否具有高尚品德,進一步變成萬眾擁戴的對象,而是從平凡之生活中鍛鍊一己能量,成為社會所用。若是一味想要追求揚名立萬,不免熱中浮名,可能失去了本來做人的原則和意義。用釋聖嚴自己講過的話:「人間的安立,如果人人是大人偉人,究竟要誰來做小人物呢?」相信如今在天之靈的宗教大師,必能同意我的這番淺見。
釋聖嚴本係江蘇南通人,俗名張志德。這本《歸程》,寫於38歲時,乃是關於他早年生涯的一部回憶錄。如果不以宗教宣傳的角度來看待,該書實際上可視為一位青年怎樣在中國社會裡求得生存的寫照。更確切說,書中也展現佛教在基層社會的力量,乃至對青年所發揮的影響。初步翻閱本書,可以發現:儘管已經是1930年代後的中國社會,然而由於外患、內亂頻仍,戰禍接連不斷,除了軍人外,僧侶可能仍是最好的職業選擇之一。像是第五章裡頭有段話,最能反映當中心態:「說良心話,我的父母讓我去狼山出家,並不是由於佛法的理由,鄉下人根本就沒有通過半句佛法,那能懂得什麼是出家的勝義呢?僅知道狼山是個錢山,狼山的和尚是財神,所以,送兒子去狼山出家,就等於送兒子去登天享福。」無疑點出時人投靠僧侶的內在緣由。
該書雖以一位方外僧侶的視野,看待將近四十年來的生活體驗,可是仍有許多深具歷史意義的觀察,值得省思,此處略舉一二。首先,作者比較南通狼山當地歷經日軍與國共兩方統治,言及彼此的差異。由於多數日人虔誠信仰佛教,故尚能保護佛教道場,反而國共軍隊因為長期士氣低落,「動輒就是打罵;對我們出家人也很不客氣,好像我們和尚也是他們的仇敵」,國軍部隊是想盡辦法掃蕩、搜刮,新四軍則是積極進行瘋狂的暗殺行動,壓制反對勢力。這種強烈的對比,使得戰爭結束後,「淪陷區」的佛教人士反而心懷過去。所以,釋聖嚴也不禁發出:「我們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原因雖多,這也該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歸程》的另一特點,是花費大量文字描述作者在1949至1960年間投入軍旅的歷程。這段期間的生命「造化」,不僅是他個人來臺灣的一項重要契機,而且也頗能反映當時社會現象。因為對前途的茫然,聖嚴法師決定還俗來臺。那時他奮不顧身投入軍中,擔任通信連士官,面對各種煎熬挑戰,卻也具體而微地顯現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的各種困境。像是登船來臺灣之際,有女子以跟上船來,不管矜持及羞恥與否,換衣、如廁均拋開尊嚴,無視異性之存在;又軍人的待遇甚薄,且為了吸收「知識青年」從軍,軍位的授階根本不管有無能力,逕由文書上士直接認定,說了便算。我認為只要細讀這段軍旅十年的憶述,頗能為國府來臺初期外省籍人士之生活軼事,增添幾許豐富的內容。

2009-06-18

枝巢九十回憶篇

夏仁虎,《枝巢九十回憶篇》,香港:癸卯[1963]年刊本。附:夏仁虎先生遺像、陳一峯跋語,共13頁。
上週六,母校系上召開學術研討會,我赴往報告昔日的舊稿文章,有幸得與評論人劉老師在吃飯時閒談。劉老師向以廣蒐人物的法書而知名,據其言:身邊藏有蔣介石(1887-1975)、馮玉祥(1882-1948)、胡適(1891-1962)等許多名人的手稿文字,且由於住在人權鬥士柏楊(原名「郭定生」,1920-2008)家樓下,還曾獲其贈書,聽起來令人豔羨。談話間,恰巧言及枝巢子的《舊京瑣記》,乃記載清末民初北京一地重要的典籍。我則順便提到,自己還藏有該位作者的回憶文章,似乎外間並不易得。而且,該書封面還有一項特點,即是名人章士釗(1881-1973)所題簽。
「枝巢子」即夏仁虎(1874-1963),江蘇江寧人,字蔚如。他的別號甚多,枝巢子為其一,尚有嘯庵、枝巢、枝翁、枝巢盲叟等,是名作家何凡(夏承楹的筆名,1910-2002)之父親。此書係據夏氏九十歲時的口述,由其子夏承棟筆錄而成。
該書主要以五言詩為主,附有註釋文字。夏仁虎入官之初,遭逢戊戌政變,隨後清末新政伊始,先後參與商部、郵傳部等公務,均不得志。辛亥革命後,民國建立,夏氏則入北洋政府擔任官僚,然而面對政局未定,江河日慼,「惟有仰屋嘆」。嗣後,因為結識朱啟鈐(1872-1964)與「中國營造學社」的關係,夏仁虎也開始加入到維護北京舊都古物之列,並在北大、師大兩校裡執教。1930年代,中日兩國戰事起,夏遂委身於北京內隱居,向不與人外接,唯有賦詩以諷時人不知氣節。
這首長詩也述及國民政府在戰爭結束後至華北地區「接收」景況,因為許多舉措不善,造成民怨沸騰。如有詩謂:「接收諸大員,意氣高萬丈;但為掘藏來,疾痛復誰管?戰後民食艱,五三是何面?購糧需露宿,終以水激散。」當中「五三是何面」,意指為何不得知,尚祈能人為我解答。至於「購糧需露宿,終以水激散」,則有註云:「琉璃廠各書舖紙舖皆改為糧食店,購糧者中夜即往候。至次日中午,難得升斗,不肯散去。警察用自來水龍沖激,使淋漓而散。」
因為只是短短的回憶文字,夏仁虎對其個人生涯頗多隱諱,實有深究之處甚多。林海音(1918-2001)曾有文字記載涉及,讀者不妨參考。

2009-06-16

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附榮德生像,共224頁。
眾所周知,史學家錢穆(1895-1990)在抗戰結束之後,並未隨西南聯大的解散復員歸返北京大學,而是僻居雲南,隨後又到昆明五華書院及無錫江南大學教書。錢氏選擇在江南大學這座新創的學校並非毫無理由,除了無錫是其家鄉,有「以報鄉里」心態外,更重要乃係敬仰該校創辦人、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榮德生(1875-1952)。據錢穆的回憶錄稱:「其日常談吐誠懇忠實,絕不染絲毫交際應酬場中聲口,更不效為知識份子作假斯文態,乃儼若一不識字不讀書人,語語皆吐胸臆,如見肺腑」,對榮氏深表尊敬,不言而喻。
身為江蘇無錫人的榮德生,是二十世紀知名的麵粉、棉紗商人。毛澤東(1893-1976)曾言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直到現在,榮家仍在中國政經界位居舉足輕重的位置,對地方社會影響甚鉅。這本《樂農自訂行年紀事》,原係他個人私自刊印的回憶錄,僅分贈親友紀念之用,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非惟可推見近代中國實業發展的縮影,也是一部內容相當豐富的地方社會史資料。所謂「樂農」者,乃作者由商轉入實業,事業幾滿半天下,但未嘗忘農,標示以望子孫不忘農,事事勤儉以傳後世。
以下舉幾處我所見《行年紀事》中深具史料性質的地方,嘗試說明該書意義。第一是榮德生雖以經商起家,然清季紳商階層的興起,實為一重要史學之課題,歷來討論者甚多。榮氏以「實官異路」一詞,維妙維肖地點出那時紳商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所扮演的地位與角色。換言之,面臨時代的衝擊下,這群平日倚靠實業起家的商人,地位其實與過去的四民之末大相逕庭,已經兼具「官」的內涵;所不同的,並非從傳統功名而獵取社會地位而已。
其次,榮氏之所以倚賴麵粉、棉紗等實業發跡,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項重大的關鍵。根據書中言及,榮眼見戰爭陡起,更認為民生必需品不可或缺,積極放手發展,故能獲致企業成功。研究中國如何能推展國貨,擺脫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侵略問題,榮德生的例子似乎可窺見當中變化。
再者,關於北洋政府乃至北伐期間的見聞,本書也有幾個例子頗有意義。如稱曹錕(1862-1938)賄選前後,吳佩孚勢力之大,「以居仁堂為辦公處,即清慈禧太后(1835-1908)辦公處,無人可到,足見地位之高,權利之盛」。又像是北伐期間,工人氣焰之高,為過去所無;榮書有言「種種不合理,殊覺難處」,且「出品退化,牌子跌落,作工者不為怪」,可知工運屢屢發生之所自。
抗戰與國共內戰間的社會生活內容,亦是本書描寫的重點之一。榮德生有言:孤島上海裡許多住民,經世變而人心更易,自私者多,直道者少。有的人甚至以謠言賺取暴利,不顧廉恥。即便到汪政權成立的南京政府,各物統制,使得物價飛漲。更增添鋌而走險者想要獲取大利之機會。國共內戰迅速使得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蓋「接收」時俱改為「國營」,並未償還原來擁有的人,造成許多「與民爭利」的說法,更使得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破產。
此外,本書偶有弦外之音,足資見證。譬如在1893年十九歲時,榮氏因學習經商嘗至香港,寫下幾句有關當地的印象:「初見之,如到外國,滿山燈火,可觀者惟三條馬路,名上環、中環、下環,已有上山吊車。公園以西,一片荒山,對面九龍,人亦極少,祇划船來往。夜間出外,必執燈籠,路不拾遺。」短短幾句,也具體而微地呈現晚清的香港景貌。

2009-06-12

廣陵小唱

楊祚杰,《廣陵小唱》,臺北:揚州鄉訊雜誌社,1977。共73頁。
研究歷史課題,如果素材愈是多元,便愈能呈現各種不同社會面向。邇來對於民間竹枝詞的關注和使用,即是顯例。探討成都社會的王笛先生,其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一書中,也採用了大量竹枝詞的史料,因而廣受好評。我自己留意到這方面資料,其實是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前陣子購買到的這本《廣陵小唱》,也是與此相關文體之一。
可是《廣陵小唱》還有另一功能。雖然它是一部紀錄民國揚州社會景況的竹枝詞資料,但究其實,該書「回憶」的性質大於呈現實際內容的意義。作者楊祚杰,江蘇江都人,生年約自1907年起(據他的著作《八十自選集》刊於1987年推定),卒年不詳。據書中兩篇自序斷定,這是楊氏「身羈海隅,不忘故土」之作,大有憶述和夾議近代史蹟的意味。
全書共分兩輯:《憶江南》和《揚州竹枝詞》,分別各100首。《憶江南》內容主要係歌詠揚州當地的四季三節民俗,乃至鄉間社會之景物特產;《揚州竹枝詞》則是記載民國時期史事與人物,涉及辛亥革命、北伐、抗日等各階段。就史料的價值而言,後者似乎較高,實則未然。若以研究民俗或地理的角度來看,前者亦能提供不少基層社會的傳統儀式、文化,足堪進一步深究,端看研究者的出發點而論。
這裡略舉所見有意義的部分,以饗讀者。其一、〈上茶館〉有云:揚州點心,聞名全國,其中茶館分三類。一為麵館,可以叫菜;一為茶館,以點心為主;另一為花園茶社,陳列四時名卉,如「富春」、「頤園」等。茶社是民間社會的寫照之一,茶客亦以類聚,如律師、記者、教員、商人等,各集一間。「富春」門前之長廊,多屬地方士紳,晨茗一壺,直留至下午復飲。古董商每攜書畫古玩來此求售,俗因戲稱之為「鄉賢祠」。
其二、揚州在國民革命北伐期間,屢為孫傳芳(1885-1935)和北伐軍相互爭持的場域,書中有多首竹枝詞以此為背景說明。像是孫軍在揚州時,大肆捕捉國民革命軍及黨員,尤以遇有「蓄髮趨時」之青少年為目標,故人人自危,無不剃頭,儼若在家的和尚。
其三、北伐及中原大戰後,國民政府開始推行「黨治」,由地方黨部配合政策實施改造。揚州當地也有若干相呼應的「黨治」工作,如1931年,揚州接收舊皇宮,改建中山紀念堂,由王柏齡(1889-1942)主其事。王氏並以紀念革命烈士熊成基(1887-1910)為由,創建「熊園」(現為揚州工人療養院一帶),將原皇宮大殿移至他處,一磚一瓦悉仍舊材。另一則是關於江蘇省府要求各縣土地陳報,目的為求順利進行清丈,然地方上的地主頗不願配合,導致反抗情形滋生,揚州城南首先發難,嗣後土地問題更蔓延至各區。在此,黨部身負重責,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有幾首竹枝詞反映如此課題。
其四是關於抗戰期間的揚州境況。譬如樊川居於江都、泰縣、高郵三地交界,1938年春節時由於中日兩軍戰事,難民麕集於此,故而造就市面繁榮景象,一時有「小上海」之譽。當日軍在此佔領重要城鎮時,四鄉頓成無政府狀態,地方人士於是組成鄉兵自衛,大刀會便趁勢而興。本書有幾處憶及揚州地方在日人、秘密會社、黨部游擊隊組織之間互相角力的情況,頗能提供研究抗戰期間「敵後」區之參考。

2009-06-06

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

張挺、江小蕙箋注,《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附錄:江紹原致周作人信,共451頁。
本書原先是在《新文學史料》中連載發表,內容為周作人(1885-1967)於1925年至1936年間,陸續致江紹原(1898-1983)的信件,共約110封。書中有四點我想提出來談談。
第一、關於「北伐」後故都北京教育界的接收狀況,兩人書信裡對此表達不滿和交換意見。譬如「北平大學」的成立,將原來北京大學及其他學校合併,頗引爭議,「平津等黨部反對大學區制」。對於南方軍人北來後跋扈的情況,周氏更是直言:「丘8橫行,更甚于張老帥時」。
其次是對蔡元培(1868-1940)等新文化運動名人的態度。周作人認為:1920年代的蔡氏早已脫離了身為知識階層的品格,說他喜於做官;而深入北大校務之際,「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即是顯例。胡適(1891-1962)則是當時北京大學的「太上院長」,身居北大要職,用人需通過其意見。至於顧頡剛(1893-1980)的學問,本該有所成就,但為人「喜任事以至僨事,殊可惜也」。周氏的觀察,在今日後見之明看來,似乎有若干印證。
第三處我覺得深具史料意義的,是兩人對民俗學的認識與學術交往,書信也能略見梗概。當中有多處文字,涉及周、江二人對人類社會民俗的體會和討論,係探究1920-30年代民俗學在中國學術史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最後,周、江兩人通信時因分隔兩地,頗能嗅出南北對時事問題的差異。大致看來,周作人雖身處北方,但始終頗有忌憚,反不若江紹原在南方(廣州、杭州)的自由度高。觀察周氏的信,為求避免通訊檢查造成任何結果,屢以暗號展示,而江氏則是毫無隱瞞,直言無諱。
除了信的內容外,最吸引我個人的地方,則是這部書首附有周作人書信印鉥,像是「會稽周氏」、「苦茶庵」、「山上水手」、「知堂禮讚」、「難明白」等印樣。這些字體相當細緻,也同樣反映了周氏生活的另一面:冷淡中帶有豐沛的熱情感。
結束本文前請容我說明:最近由於忙著撰寫會議論文與他事,故暫緩介紹自己藏書。書友唐老闆屢以「硯台無墨」譏之。值此唐老闆博論口試之日,趁勢宣告復出行筆,也順祝他一切答問成功,攻無不克。

2009-03-15

一個二等兵的回憶

宋受祥,《一個二等兵的回憶》,臺北:正文書局,1979。附國軍軍事著作金像獎證書及近影一幅,共304頁。
初次看到這本書的封面,便覺得挺為特別,係抗戰期間「十萬青年十萬軍」之軍徽。作者宋受祥(1923/24-1998在世),福建政和人。我翻遍了有關宋氏的資料,幾乎都知之甚微;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後來他隨國民政府來臺後,還曾擔任過臺灣省立竹山高級中學的人事室主任。
這位曾經是「二等兵」回憶的主要內容,涉及到作者以21歲加入軍隊,並身歷徐蚌會戰等重大戰役。整部書最多著墨之處,在於國共內戰的細節,還有國民政府各處陸續撤退的情形。宋氏指稱,由於中日兩國戰爭期間,敵後地區日軍佔領主要城市和交通運輸線,次要城鎮則為偽政權所管轄,至於廣大內地農村則是由中共盤據滲透,是以國府「接收」策略集中在城市地區,忽略改編「偽軍」,造成戰後中共迅速將其納入,國共態勢逆轉。作者屢以自己的經驗證實。相對應之下,老百姓不堪其擾,「一國三公」和「一家三主」情況讓民眾無所適從,處境悲慘自然倍感艱辛,反政府的情緒不禁油然而生。
《一個二等兵的回憶》也檢討了國府「接收」措施的錯誤。譬如以東北而言,派出的人員形同多頭馬車,既有行營、保安司令部、資源委員會等,卻不敢啟用「淪陷區」原來的行政人員,一律令其棄置解散。舊有的行政系統連根拔起後,新的組織制度尚不能入軌道,使得人們內心不安,社會動盪。於是陷落中共之手,也就不令人意外。
我身邊的該書,頁首有手寫文字若干:「民國三十四年,余在青年軍二○九師六三九團機三連任訓導幹事。本書作者宋受祥即在第三排為列兵。本書第八至十三節,即為當年駐紮瑞金及別軍福州調駐蕭山、龕山時之紀實。卅五年夏間余即復員返鄉。世權補記。」

2009-03-07

我的學徒生活

鄭學稼,《我的學徒生活》,臺北:徵信新聞報,1965。共101頁。
我在碩士班求學時,教「歷史人物與評價」課程的老師便告訴大家:做研究得找「適才量性」的題目,尤其關於人物的研究更是如此。換句話說,探討某些人物∕群體時,研究者本身總得和想要研究的對象有點相通之處,無論個性還是人生態度,如此方能賦予「同情的瞭解」。這句話不僅令我終身受用,還從一位撰寫陳獨秀傳記的學者身上得到印證,那人便是鄭學稼(1906-1987)。
籠統地概括鄭氏終生的身份可能有點困難。他既是一位反共的「自由主義」分子,也曾是位報人,甚至是學者專家。然而,生存在歷經冷戰前後時期的鄭學稼,其實並不太得到時人的欣賞和掌聲。鄭在1950年代執教臺灣大學,僅四年而遭停職;終身未加入國民黨,經常被傳為「托派」分子,死後蔣經國(1910-1988)卻特頒「績學貽徽」輓額,用以表彰其貢獻;李敖(1935- )在回憶錄上說他「讀書這樣少」,可是鄭氏曾翻譯過蘇聯共產黨、日本明治維新等多種書籍。
《我的學徒生活》是作者六十歲時寫的一部回憶錄。嚴格說來,本書主要參考的資料是鄭氏個人日記,另外附有多篇書信。倘若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場,書中倒有幾處可值吾人深思:首先,鄭學稼一生堅持「反共」,從1930年代起便處在國共兩黨文化宣傳及鬥爭的情境中,他的回憶頗能讓我們重回到城市知識階層在兩者間的擺盪。鄭氏原是學經濟學出身,他接觸到當時世界流行所謂「進步」而「激進」的思想學說潮流,自是不可避免;然則他又是自處?中共又是怎樣圍剿像他一類「藍衣社理論家」呢?本書似是不可多得的面向,可供我們參考。
其實就算立場「反共」,鄭學稼也並沒有因此深獲國民黨當局所重用。在黨同伐異的1940至50年代,鄭氏既屢受共黨誣陷,也受國民黨內派系傾軋。他所寫的一本小冊《東方與西方》,內容訴諸於中國成為東方思想領導中心,結果卻在圖書審查時未獲通過,理由係為日本宣傳,耐人尋味。特別是來到臺灣之後,由於極度「恐共」、「反共」的氛圍,「反自由主義」也隱然成為一股相當大的力量,更讓許多知識分子喘不過氣來。書中都有相關說明可供追索。
這本書提到兩個近代史知名人物,作者個人的評價不言可喻。一位是陳獨秀,鄭氏對其推崇備至,儘管1938年初次見面,「他給我深刻的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絕不因為「反共」而貶抑其人。另一位是跟陳氏在新文化運動齊名的胡適(1891-1962)。書中花了不小篇幅描述兩人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那時胡為院長)見面場景。有意思的是,鄭、胡兩人對陳獨秀有著迥然絕異的態度,甚至思想方面也有歧異。譬如,胡適得知鄭氏對日本、歐洲歷史及文學有濃厚興趣,忽然問到「你懂英文嗎?」引來後者的不快,直言「外國語作為做學問的工具,不是拿來哄洋鬼子」相譏。而當鄭氏質問中研院處此「反共階段」,何不多方研究?胡答以「馬列主義不易瞭解,只好他說他們的,我說我自己的」充數。最後,鄭氏以拿人錢財為由,暗諷中研院難有知識和思想獨立之時,胡氏則不答。這唯一的一次見面,雙方話不投機,更凸顯作者個人心態和處事風格。

2009-03-01

永豐鄉人行年錄

甘孺,《永豐鄉人行年錄》,出版地不詳: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共127頁。
兩週前,出版社編輯臨時給我一封電郵,希望我在即將出版的新書封底介紹部分,稍做增飾。他的來信是這麼寫:「老闆說,本書簡介中,請加上幾個書中重要人物的名字,書會更好賣。」當時我毫不思索寫下幾位清遺民的名字。不過,我內心考量的是:如果一位對近代中國歷史有相當程度瞭解的人,他會希望想知道哪些人物是在堅持忠清或主張復辟的名單中?在思考作者和讀者雙贏的同時,腦海中我首先出現的是羅振玉(1866-1940)和王國維(1877-1927)兩人。
這部《永豐鄉人行年錄》,我大概差不多是在碩士班時便已知曉,可是第一次有機會讀它,卻在剛念博士班之際。那時我選修了陳老師的「中國中古社會與文化」,實在不知該以哪個題目做為學期報告。恰巧《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甫出版,在各種條件都已成熟下,於是決定寫個跟清末民初「敦煌學」歷史有關的短文,以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人為題。因此,《永豐鄉人行年錄》便成為一本不得不參考的必備書籍。也由於開了個頭,才能順利進入到清遺民的世界。
本書作者甘孺,其實是羅繼祖(1913-2002)的字,他是羅振玉的孫子。羅氏本身也是位著名的宋史、遼史專家,參與過《宋史》點校本工作。他亦嘗出版過多本以祖父為中心的書,當中最膾炙人口的,恐怕是《王國維之死》,輯錄了各家對王氏自殺的說法,並一一給予論評。他的立場當然是主要為了洗刷羅振玉向王國維逼債,導致王氏自殺之說。不過,從家譜的角度視之,羅繼祖對各種有關祖父的軼事,其實無形中也提供了許多讓我們瞭解羅振玉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從這方向來看,《永豐鄉人行年錄》無疑是羅振玉的自傳〈集蓼篇〉外,最有系統也最值得留意的一部書。此外,該書還兼具三項特色,讀者不可不識。
第一、晚清史事及時代問題,行年錄中皆已敘及。譬如1896年,羅振玉於中日甲午戰後,創設學農社,考究中西農務方面的知識;又設辦東文學社,影印日本學者那珂通世(1851-1908)的《支那通史》,可謂開啟先鋒。另外,關於清季「新政」推行各項教育方針,影響深遠,羅振玉也是參與其中的一員;如是時張之洞(1837-1909)嘗有意辦存古學堂,便詢及於羅氏意見。
其次是關於近代學術史的研究,本書更能顯現羅振玉個人的重要歷史地位。像是對敦煌文物的搶救、殷墟甲骨的挖掘和考釋,書中都有簡要的說明,可供進一步探索。而羅繼祖對先祖學術成就之措意,亦由此可知。行年錄可以說為我們理解羅氏終生學問,掌握了大致的輪廓。至於金石古器物學問如何過渡成為現代專業學術,又如何受到東瀛學者青睞與推崇,羅振玉既是箇中靈魂人物,此書自然不能不讀。
最後,書中也透露許多遜帝身旁遺民相互爭鬥而暗潮洶湧的情形。對掌握民國史外一章而言,其實本書也提供許多線索,可以思考以往為人忽略之處。
此書雖以繫年的體裁編就,然標示遜國後以中華民國年份稱之,若以遺民自視的羅振玉來說,當然不符其「仇亭老民」的心態。另外,該書也有繁體字版,名為《羅振玉年譜》,係羅氏後人在台增補而成。我最初所見便是此一版本;不過,「增補」的內容相當有限。

2009-02-21

三原鴻寶

臺北中華粥會編,《三原鴻寶》,臺北:編者印行,1966。共20頁,含照片若干。
國民政府遷臺後,跟隨而來的黨國要員及文化界名人,為了繼續維繫彼此的關係和情感交流,紛紛以各種形式、組織等進行活動。譬如「畫會」、「筆會」、「粥會」便是當中最為活躍的團體。位居臺北的「中華粥會」即是其一。
中華粥會原是一個文人團體。1922年間,上海有十多名喜歡吃粥、品茗,且氣味相投的讀書人相互為伴,每隔幾天就邀至「樂天茶館」泡茶聊天。當中主要召集人丁福保(1874-1952)於是開始約集,以每週一改往丁家吃粥,以「一鍋熱粥,四碟小菜」起始。1924年,由吳敬恆(1865-1953)、李煜瀛(1881-1973)、孫揆均(1856-1930)、丁寶書(1866-1936)等正式以粥會的方式創始,首開「以粥會友、以文會友」之風氣,自此成為文化人士之雅集。
相當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看似一個鬆散自在、無組織規章的社團,竟然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大約直到1941年左右,因為上海淪陷於日軍的手中才導致中斷。嗣後不久,吳敬恆懸念「淪陷區」的老友丁福保等人安危,即在大後方「國統區」的重慶,重新召開第二代的粥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華粥會部份的粥友陸續來臺,一開始時生活尚且無著,無暇顧及雅聚。等到1958年的冬天,適逢吳敬恆逝世五週年之後,某日在吳氏的衣缽弟子狄膺(1895-1964)向沈映冬(1905-2006)提議下,終於恢復。當時學者及文化人如黎東方(1907-1998)、熊式一(1902-1991)、郎靜山(1892-1995)、劉太希(1899-1989)都是粥會忠實的粥友。當然,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均在國民政府擔任重要的黨職或公職。據悉該會完整的資料,現存國史館內,計有約千萬卷的檔案,而粥友「其中因有重大事功而經政府『宣付國史』的就有將近五十人」。
《三原鴻寶》是臺北粥會所發行的一冊專刊,內容以紀念于右任(1879-1964)為主。當中除了有該會會員紀念文字外,還存有于氏晚年筆墨及照片多幅。如要瞭解于右任和中華粥會在臺灣活動種種點滴,此冊頗能提供一二見證,深具史料價值。尤其于氏書法堪稱一絕,早負聲名;我曾在老師的辦公室見到數幅,自己雖有興趣,則無財力蒐購。本書倒不失另一「辦法」,得見多人翰墨,更何況還有封面的李煜瀛法書。

2009-02-12

報人生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自述

顧執中,《報人生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自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共918頁。
過去幾年,我在上課談「近代中國專業化社會的形成」時,特別關注到傳統「文人」角色如何歷經蛻化,進而成為專業記者的問題,因此對該行業的回憶資料也相當留心。講到以「記者」為身份及主題的類似書籍,包天笑(1876-1973)的《釧影樓回憶錄》及續集最為膾炙人口,其他如陶菊隱(1898-1989)、徐鑄成(1907-1991)、陳紀瀅(1908-1997)、金雄白(1904-1985)等不乏可見,相關研究討論近年來亦頗多。記得2004年有次在南京舊書肆偶見《報人生涯》,篇幅甚鉅,粗略一翻覺得有趣,故購回展讀。
此書的作者顧執中(1898-1995),號效湯,上海人。1919年中學畢業,後在東吳大學肄業。1923年任上海《時報》記者。1927年改任上海《新聞報》記者。1928年,利用業餘時間在上海創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顧氏參加「教師救國會」和「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1934至1935年期間,他曾出訪歐洲及蘇聯、美國、日本等地。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屢屢參與反日言論,在1940年8月時遭到日偽特務狙擊負傷,直到9月才輾轉到抗戰大後方。1942年時,顧執中又在重慶續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44年赴印度,在加爾各答僑報《印度日報》任社長兼總編輯。戰爭結束後,1946年回上海,續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到北京,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編審。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特邀理事,首都新聞學會顧問。仍經常為報刊撰稿。著有《西行記》、《到青海去》、《東北籲天錄》、《報海雜憶》等,並將《封神演義》譯成英文。199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顧執中從事新聞教育工作近60年,培養了大批新聞專業人才,是有影響力的新聞教育家。《報人生涯》敘述了一位經歷二十世紀的記者,如何因應時代所帶來的變局。全書只談1949年前生平瑣事。有幾項重點是我隨手摘錄下來:首先,作者與其父親的出身,恰巧反映那些不上不下的識字階層,在清末民初社會中的困苦處境;特別是居住在上海租界,生活費用昂貴,舉步維艱境況。他個人因為屢屢找不到出路,漸漸才倚靠賣文為活,摸索出記者的職業。此外,以「後見之明」為名,顧氏並對租界生活有許多負面的印象,彷彿那裏是罪惡的淵藪所在。
第二處值得留意地方,係顧執中早年參加教會活動,促使他文字中頗多有關租界教會活動與影響的內容。其中,他在景林堂(為紀念傳教士林樂知[1836-1907]所建)擔任董事,還認識了宋耀如(1866-1958)一家,且很早便識得宋美齡(1897-2003)。
然而我深覺此書最珍貴之處,乃在於顧執中長期對新聞記者及事業的觀察體會。尤其他曾待過《時報》、《新聞報》、《印度日報》等,有著與他人完全不同的經歷,甚至於對新聞的抱負。這裏姑舉兩例,以概其餘。一、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前夕,顧氏以上海記者身份,前往北京,嗅到各路軍系內鬥情形;書中他便提到:蔣介石(1887-1975)、馮玉祥(1882-1948)、閻錫山(1883-1960)入京各有千秋,頗有象徵意義,彼此間相互爭持,也預示日後中原大戰一觸即發。二、對日抗戰之前,顧氏以記者身份,屢往各地考察,亦為國聯的李頓(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 1876-1947)調查團兩位隨行記者之一。在上海成為「孤島」之際,他因從事抗日活動,成為日軍狙擊的對象。甚至顧創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以學習新聞專業為科目,納入教育和輿論透明做為考量。
顧執中種種行徑,使得他日後成為左派分子,亦係國民黨的眼中釘。有意思的是,他身為錢大鈞(1893-1982)的連襟,竟無任何姻親關係可供支援,遂使在抗戰期間兩子女相繼在十天內因貧病而過世,不可不謂人間慘事。總之,雖然本書有多處頗有「自白」的味道,觀點可能站在中共政權的立場,但還不失為一本翔實回憶錄,值得多方考究。

2009-02-11

黎錦熙紀事詩存

黎錦熙著,黎澤渝編,《黎錦熙紀事詩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附照片2張、〈黎錦熙先生年譜〉,共224頁。
曾在民國史上發起「國語運動」的黎錦熙(1890-1978),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國語運動史綱》,在1934年出版,介紹了自清末以來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及大眾語運動的始末、性質、範圍、目的、理論、方法和綱領,是部瞭解中國國族主義和語文間關係的入門之作。除了身為語文學家、積極提倡國語統一之外,黎氏的生平還相當值得留心;他曾經在民國初立不久,將章回小說《西遊記》納入教科書課本,引來譁然;也與中共領導者毛澤東(1893-1976)同鄉,俱為湖南湘潭人,並且據稱遺有將近八十年的日記等資料,可添現代中國學術史一筆豐富的面相。
我所購得的《黎錦熙紀事詩存》,內容範圍主要係1932年至1978年間,涵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解放等時段,乃《劭西詩存》、《廿年紀事詩存》兩書合成,另加上補闕遺詩。此書最值得稱頌之處,係每詩另附加「原注」,又有「今按」,足以證徵始末。
略舉所見幾處深具史料價值和意義的部分,以饗讀者:一、1937年「八‧一三」戰後,上海淪陷日軍之手,成立偽政權組織。但日人「以華制華」,深知借用傳統資源之重要,故改稱上海市政府為「大道市政府」,市旗更以太極圖為象徵。二、對日抗戰期間,大量人口遷徙內地,昔日荒蕪的部落,轉而成為人口聚集的城鎮,陝西雙石舖即為顯例,故有云:「抗戰歷五載,鄉鎮成名都」。三、四川後方在戰時,一般民營工業因受限制,往往無力發展,多併於官辦。可是黎錦熙詩注稱「實豪門主之」,即統治當局所控制。四、抗日結束後民生蕭條,導致百姓怨聲載道。像是他回鄉時「同車者不滿戰後措施,無勝利感」;又地方本以慶祝抗日勝利為由舉辦龍舟競賽,但卻因參加者意見不合而作罷,頗可見基層社會之狀況。
黎的文字不算多,當中最值得留心的,是關於他所撰寫的〈錢玄同傳〉;其次,要瞭解他個人思想始末,另有《黎錦熙著述目錄》可供詳參,同時亦能得知現代學術與政治問題之一二。

2009-01-20

粉筆生涯二十年

張丕介,《粉筆生涯二十年》,香港: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12期特載抽印本,1970。附錄牟潤孫〈張丕介博士墓表〉,共63頁。
在我讀過的回憶文字中,這本小書算是很特別。首先,它只是一篇長文,登錄作者個人工作的生活經驗片段,不過這並非是有系統的內容,而且放在學術刊物之中。其次,本「書」不完全純粹屬於「回憶」而已,其實還帶有一種類似「反省」的思考。
作者張丕介(1905-1970),字聖和,山東館陶人。1920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三師範,在校求學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擔任起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聯絡員。此後,張氏歷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重要職務,像是改組委員會兼宣傳部長、「清黨」委員、指導委員兼宣傳部長等職。1928年冬,張前往德國弗萊堡(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大學深造,1935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的他則是平步青雲,先後參加設計連雲港,後又受聘於南通學院農科。抗戰爆發後,張丕介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農業教育委員會專任委員。不久,參與創立「西北農學院」,曾任該院教授兼訓導長及經濟系主任。1939年夏,參與組織華西墾殖公司。1940年至1945年,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其間曾被貴州大學借聘為農學院院長兼農經系主任;又參加創辦中國地政研究所,並任董事兼教育及土地經濟組主任;當選為土地改革協會第一屆常務理事;主編《土地改革半月刊》。直到1949年,張始定居香港,與徐復觀(1903-1982)、錢穆(1895-1990)共同創辦《民主評論》,及亞洲文商專科夜校;後者改名為新亞書院,王任教達二十年,並歷任新亞書院總務長、經濟學系主任、新聞學系主任、商學及社會學院院長等職。1970年5月28日在九龍病逝。
《粉筆生涯二十年》寫的是從南通學院開始的教學經歷。作者約略劃分為五部分:「濠上一年」、「西北去來」、「雲貴高原」、「從南泉到湯山」、「飄零篇」。當中有若干充滿史料價值的部分。第一、張氏回憶到自己初次教學的經驗,由於主要學習的內容都在國外獲得,一旦回國執教,為求易懂和吸引學生,不免將歷經「知識中國化」的過程。尤其是社會科學的部分,用他的說法,係一種「歸化」的方式。譬如作者言及,最初乃採用翻譯,嘗試想要把外國的知識經驗運用到中國來。然而,卻必須大量蒐集中國的資料,以做為內容。類似張的經驗,我記得蔣廷黻(1895-1965)、何廉(1895-1975)都有過,不可不說是那時留學生的普遍現象。這樣的「知識轉移」過程到底帶給近代中國多大的影響?相信這是一處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
第二處可以留心的問題,是1930-40年代戰爭期間的教育銜接。作者張丕介在這段時期,曾經參與「西北農學院」,感觸尤深。像他說到,受到戰事影響,沿海學校被迫遷移至內地,導致人事關係空降,派系糾葛不清,這些都進一步使得政府公信不彰。加以教科書教材缺乏、教員生計難以維持、訓導制度的出現等因素,結果均讓學生普遍對執政統治者的印象不佳,埋下日後學潮迭起的後果。研究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史課題的學者,此亦為相當有意思的內容,值得細思。
當然,張氏在戰爭期間國家政府對於邊疆問題的思考,也是本「書」很精彩的部分。例如他有西北調查旅行,撰有《墾殖政策》一書。由於參與戰爭與戰後土地問題的討論,地政也是他相當關心的課題,曾有相關的書籍和翻譯。可惜的是,這些在國共內戰激化下完全毫無用處,亦是國民政府挫敗的主因。
張丕介在書中最後一部份,簡略談及《民主評論》的發刊與新亞書院的創始;雖然內容不甚詳細,可是做為1950年代香港傳遞中國文化傳統的一處園地,讀者不妨由此繼續探索,追尋蛛絲馬跡。

2009-01-13

我一生的經歷

王紹齋,《我一生的經歷》,出版項不詳,1993。附照片兩張,共39頁。
最近因為政府即將撥放消費卷,各行各業蓄勢待發,紛紛提出促銷方案,鼓動消費;於是社會上有少數的幾位文藝人士,也來呼籲「以卷購書」。買書固為好事一樁,但要真正能碰到有好書來買的機會,恐怕還不算太多。當書友唐老闆刻正在他鄉書肆狂覽群書之際,碰巧在上週我也值此良機。於是乎,痛下斥資選了數本,準備過年時在家細讀。《我一生的經歷》即是當中新購進的一本少見的回憶錄。
作者王紹齋(1904-1993後),原籍浙江紹興,自祖父時代便已寄居於江西南昌。本書約兩萬五千字,詳載王氏個人經歷,其中不乏有趣的過程和價值的史料。例如,作者就讀的心遠中學,校長即知名的熊育錫(字純如)。熊為嚴復(1854-1921)學生,1910年代末期兩人論學書札,後來經《學衡》刊出,屢引轟動。1932年,中日兩國外交緊張,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王氏任市長吳鐵城(1888-1953)麾下秘書,負責「公民訓練」,即秘密進行召集壯丁之意。書中還談及上海成為「孤島」時的敵後活動。
1940年,王紹齋轉往後方重慶,至中央信託局服務,期間曾奉調中央訓練團受訓。作者也提到重慶的鼠虐之患,幾乎生活受其影響;而一般人家中豢養貓隻,更不敢讓牠吃鼠,因為老鼠身上細菌極多,恐食後暴斃。這種情形也進一步造成貓隻身價扶搖直上,成為有錢富人的新寵。對抗戰後方的生活史而言,此不啻為野史之一章。
另一值得留意的是,作者長期與俞鴻鈞(1898-1960)共事,深知其人性格,有《俞鴻鈞傳》可證。但本書也提到俞氏對張靜愚解職一事,導致日後和陳誠(1898-1965)產生芥蒂。後來1958年,俞任行政院長拒絕監察院約詢而被迫辭職,根據王的看法,也與陳的交惡不無關係。

2009-01-10

七十回憶

李喬苹,《七十回憶》,臺北:作者刊行,1964。附照片若干,共80頁。
談起李喬苹(1895-1981)這個人,知道他的生平經歷者或許並不太多;但若講到近代對中國化學史料的發掘、蒐集、整理與研究,李可謂有開先鋒之路的貢獻。其一生著作:《有機化學工業》、《無機化學通論》、《中國化學史》、《中國近代化學史料》等書,尤其是教科書《高中化學》、《初中理化》,曾多次再版,對臺灣中學的化學教育,影響甚鉅。
李氏是福建閩侯人,其父李世暢為閩浙總督署總書。他自幼聰穎好學,11歲入閩侯西城小學堂學習。1909年小學尚未畢業時,就考取福建三牧坊高等學堂(原全閩大學堂)。該校分文、實兩個學科,他上了實科的預備班,次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升入正科。為振興中國工業,他立志學工,於是年秋,同薩本鐵(1900-1987)、孫昌籛等人北上求學,考取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學習應用化學。1915年7月以優秀成績畢業。此後改用喬苹名。
《七十回憶》還記載了許多以往未聞的軼事。譬如:有關1916年北京舉辦第一屆的文官考試情形,作者曾參與其間,後來他默記考試題目為「通其變使民不倦說」及「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論」。據本書所稱,當時一般民間風氣,仍未脫科舉的「遺毒」,兄長見作者順利通過,皆目之「已得官」。其次,1937年7月,北平、天津兩地相繼淪陷於日軍之手,李喬苹率家族身隱故都。本書敘及他與同時期的知識分子忍辱偷生的歲月。由於這項因緣,遂使李氏日夕寖饋於北平圖書館,結果寫成《中國化學史》一書。在抗戰結束的前夕,英國人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與作者有機會結識,也每每對其化學史知識,深深吸引折服,讚譽有加。此也促使《中國化學史》英文版的誕生。
再者,書中提到內弟陳聲聰(1897-1987),亦為福建閩侯人,即撰寫《兼于閣詩話》,1930年代與湯用彬一齊編寫《舊都文物略》的那位。這是讀此書時意外的發現。
本書係由網購而得,雖薄薄一冊,然索價不斐,要400元。所幸網路略查,圖書館大多所藏為作者化學著作,此回憶錄尚不可多得。

2009-01-09

八十自述

繆任樑,《八十自述》,臺北:譚四強等刊行,1985。附照片12頁,共113頁。
繆任樑(1905-1995後)為廣東五華人。父親曾任梅縣地方法院院長,大概受到家風所影響,繆氏也選擇以法律就讀;後來1931年,繆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法律系,服務於軍、政、法界。當時在他同學中,還有日後成為中華民國第六任副總統的謝東閔(1908-2001)。
1932年夏天,由於同宗繆培南(1895-1970)刻意栽培下,作者於是奉調為國民政府第一級團軍第一教導師政治訓練處訓育科長。在1936年「寧粵分裂」結束後不久,廣東方面奉命組織軍事考察團,繆任樑也參與其中。途中他曾至山東濟南,本來素聞省府主席韓復榘(1890-1938)的治理甚有規模,然繆氏親見卻覺並非如此。據《八十自述》稱:當時韓氏見面時頻頻咳嗽,且隨意吐痰於地氈,令其頗覺「為一省的主席,歡宴場合,應宜莊重,表示敬客,而不講衛生禮貌,似有藐視客人之嫌,也失了其本身的尊嚴」,以小見大,預知將來韓必誤事。
抗戰軍興,繆氏旋即擔任軍務工作,身兼第十二集團軍業務會報和總理紀念週的紀錄。從作者書裏所言:戰爭之際,日人為刺探軍情,四處尋訪網羅情報,甚至還有專門收買文字紙籮等廢紙,藉由蒐集字紙研判軍情。1945年3月起,繆晉升為少將參議。未幾,日本戰敗投降,為了因應廣東東江地區軍事的管理,作者於是受命洽商接收事宜。1946年初,第三補給區接著成立,繆也負責軍用物資的運送和配給工作。
如此補給的工作,長達一年後始奉令裁撤。繆任樑於是轉任司法工作,擔任廣州高等特種法庭審判官。此一新設的司法機關乃為「適應戡亂時期各地需要」,審理重大刑事案件,如叛亂、匪諜、搶劫,甚至有關擾亂治安金融等。書中所舉的是1948年1月,廣州市民抗議香港政府勒遷九龍城民房事件,結果審判決定「依法公訴不受理」成立。該事件雖平和落幕,卻也顯現國共內戰酣熱之際,法律層面如何波及政治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和影響。

2009-01-05

汪宗海人生八十年

汪宗海,《汪宗海人生八十年》,臺北:福聲出版社,1988。附個人照片一張,共38頁。
本書又名「汪鯤八十自述」。作者原名汪江水(1909-),福建惠安人。這部篇幅甚短的小書,雖然以「八十」為名,其實記的主要是抗戰期間的敵後間諜活動。由於汪氏父親曾參與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因此藉由長輩的人際關係,1934年時作者加入廈門剛成立的「水警第二大隊」,擔任特務長一職。嗣後,因「七‧七」事變發生,水警隊撤退改編,汪改加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閩南站,成為行動組隊員,長達七、八年之久。這段期間的工作,乃奉層峰命令,進行掌握「淪陷區」的情報,破壞敵人軍事活動,並刺殺「漢奸」與日軍敵酋。
書中曾談到幾次「制裁」敵後「漢奸」及日人事蹟經過,如:1939年9月12日陸軍特務機關長田村豐崇(1904-1939)案、1940年1月8日黃蓮舫案、1940年3月21日殷雪圃案等,均可知廈門地區的間諜內容性質。然而對汪宗海而言,最值得稱述的諜報工作,係刺殺日人澤重信(1900-1941)一事。據書中指稱,澤重信為日本派駐華南地區特務工作的最高負責人,能操閩南語,對閩南當地深諳事務,並結交廣泛。初由臺灣總督府派往廣東及東三省,參與情報蒐集活動,後來調升為駐廈門特派員,以「全閩新日報社」為機關。因為該人頗有計畫促成「華南國」之準備,故重慶國府命令限期將他暗殺。汪氏承接該命令,籌畫許久,終將澤重信擊斃。此事轟動一時,一位遜清的進士林騷還特意撰寫對聯「五步濺血笑大索,一鳴驚人氣有餘」來褒揚。其中相關過程,俱在本書詳細描寫。換言之,以做為敵後間諜活動史之參考,這也是一部值得閱讀的書。
我手邊的這部書為作者簽贈本,寫有「翼雲先生留念 汪宗海敬贈 七十七年夏」等幾字。

2009-01-02

老古董

唐魯孫,《老古董》,臺北:大地出版社,1980。共276頁。
這其實是系列叢書中的一部。作者唐魯孫(1908-1985),原籍長白,寄籍北京,為滿洲鑲紅旗人。他是位相當博聞強記的作家,擅長描寫美食,成名作包括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三天的〈吃在北平〉。由於生在清末,故能從族人口中得知許多滿清大內的種種事物,化為文字,如數家珍地娓娓道來。1976年起,唐氏陸續寫就《中國吃》、《南北看》、《天下味》、《故園情》等小品文書籍,深富趣味;尤其關於北京社會生活的點點滴滴,最令人難以忘懷,當中甚至不乏珍貴史料價值的見聞。
本書《老古董》,敘述的即是民國初年北京各項掌故軼聞,還有許多難得的旗人生活面貌。諸如「紮絨花」這項手工藝裝飾品,有分「細作」和「普通」兩類;後者多提供廟集一般人購買,前者則是王府、勳戚、名門之用。即連上海的杜月笙(1888-1951),以戲曲著名的梅蘭芳(1894-1961),都是其愛用者。另外民初北洋政府的「早衙門」情況,於六、七、八月一律只在早上七點到下午一點上班工作。等到時間一過,公務員多半不願頂著火毒的太陽返家,反倒是各自尋求品茗和納涼,以度炎炎酷暑。西鶴年和同仁堂兩家著名的中藥鋪,作者也有非常詳盡的內容介紹。
在描寫有關北京旗人的生活裏,我最有興趣的是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的各種傳說。像是書中說他喜愛養小狗,乃源自清廷宮內養狗的風氣使然;甚至因為英文老師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緣故,曾養有十多隻洋狗。另外,莊士敦為傳授遜帝英文,也想出「英文字接龍」的益智遊戲,方法是隨便以一本英文書,找某字為代表,開頭的人舉該字最後一字母,負責接下一字的人,必須舉此字母為先的單字,如此直到輪到的人接不下去為止。至於簡單描述清東陵被盜經過,唐氏以寶熙(1871-1930)的《東陵日記》原蹟印本改寫,讀來文字引人入勝,即使沒看過原文的人,亦能從本書雋永的文字書寫裏窺知一二。
還有兩段軼事,未必係屬真實,可聊備一格,以供參考。一是有關李蓮英(1848-1911)傳說,說著名飯館「東興樓」乃其投資股權之店;又謂溥儀大婚時,為縮減開支,裁撤御膳房,改由「東興樓」包飯。李氏於清室易屋前夕即告死亡,此則見聞容或不確。另一則是關於清遺民劉世珩(1875-1926)之子劉公魯(1901-1937),平日喜歡蒐羅小型唾壺,藏有百餘隻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