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29

對於柯璜新思潮疑問之意見

韓梯雲,《對於柯璜君新思潮疑問之意見》,天津:馥古齋主人刊行,1921。共18頁。
現在凡到過北京蒐集古書的人,潘家園的古貨市場幾乎是一處不能不去的重要地點。2005年秋天,我有幸陪同與廣東詩人同名的校長到此視察;更託他的福,還得以買了許多有意思的書。歡喜之餘,更輾轉到琉璃廠及紀昀(1724-1805)的故居一遊。
這部只有十多頁的「意見」,也是當時一項重要的「發現」。透過書中內容,我們可以想見「五‧四」時期新、舊思想相爭,以及各種主義勢力相互較勁的現象。個人認為,那是一段相當多元兼容並蓄的時代,不管你是堅持維護傳統立場也好,還是認定中國必須以仿效西方道路來解救也好,都彼此深具容忍。但此後的中國卻是走向一條極端和激進的方向;主張變革少的人往往被視為「保守」。
此一小冊最大的貢獻,是作者提出迥異的「意見」,認為新思潮將是帶領中國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可是,作者也毫無保留地引述柯璜(1876-1963)的「疑問」及反對看法,恰巧為我們留下雙方討論文字。值得留心的是柯璜此人。柯氏字定礎,浙江黃巖人。自幼博學強記,熟讀經書;1902年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現北京師範大學),攻讀博物學、心理學、美學。1907年畢業後,柯因其性格與仕途不合,轉而應聘為山西大學堂(時為全國三大學堂之一)教師,執教生涯長達30年。閻錫山(1883-1960)主持山西省政時,柯氏奉命就太原文廟籌建山西圖書博物館,並擔任館長。1949年後,他又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屆委員,及政協山西省常委、山西省美協主席、中國美術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等。在民國時期,柯璜還編有《孔教十年大事》,紀錄民初孔教會及相關組織的活動。

2008-06-22

段筱峰先生八十年錄

段克昌,《段筱峰先生八十年錄》,臺北:作者刊行,1969。附錄「段氏宗支世系譜」,共64頁。
這幾天頗引爭議的監察院委員人選名單,幾乎上了各家傳媒的頭條。私見以為,像監委這樣的職稱,本可算是一種「酬庸」,至於執政者想要如何運用,原是無可厚非,無須多置一詞。因為從制度層面而論,它的合法性來源實在令人費疑。究竟怎樣的身份係社會有「清望」的人?又為何要透過總統賦予後,才能執行監察的權力?且他們該如何被監督?就算讀了曾任第一屆的監委段克昌(1890-?)自述,我依然無法得到佐證。
段氏是雲南宜良人。眾所周知,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裏,段姓可謂為滇省大姓。這本行年錄,其實是作者的自訂年譜。其中內容涉及有三項頗值提出。第一、雲南從民國建立後,多次參與現代中國史重大事件,段克昌均親歷見聞。譬如,護國軍之役、滇軍與廣東軍政府聯合縱橫等,此書具體而微地呈現:雲南對民國史來說,不獨僅具邊區意義,還是影響中樞之處。
其次,段克昌終生與省主席龍雲(1884-1962)關係密切。從龍氏「歸順」中央後,作者先後任職於雲南公務。我估計他應該是位中央與地方之間相當重要的聯絡人。最值得一提的是,段氏在中日戰爭期間,擔任雲南糧食管理處處長,嗣後又任國防部軍糧局局長。這兩項職位凸顯他個人身為中介的角色。特別是戰事日起,國民政府遷往西南後方,滇省既是軍事後廊,又為教育重心所在,如果不是肩負有重大任務,誰又豈能一手扛起徵賦納糧的重責呢?
最後我覺得甚有意思的部分,是作者在1964年以75高齡,赴泰北邊區晤見長子,並訪問當地游擊隊,返臺後還以監委身份在月會報告。泰北因接近雲南,1949年前後有少數國府軍隊逃離,後改駐留當地,成為游擊軍隊。有關這方面的題材,化名「鄧克保」的柏楊(1920-2008)寫過一部小說《異域》,在臺灣曾引起轟動。記得中學時期,電視和電影均以此翻拍為戲劇,廣頌一時。總之,身為雲南籍的段克昌,由於既非中央大員,晚年尚以「養望」而高居監察委員,其一生經歷頗能讓我們思考更多邊區省分在近代中國所呈顯的意義。

2008-06-20

國父百年紀念中回憶兩三事

凌鴻勛,《國父百年紀念中回憶兩三事》,出版地不詳:作者刊行,1965。共8頁。
嚴格說來,這本小冊子的字數僅有3000字左右,充其量不過是篇短文而已;加上只是一篇事後的追憶,並非原始資料,拿來介紹未免有小題大作之嫌。不過,由於該抽印本的內容所談皆有意義,亦可提供給其他相關史料資以佐證。
凌鴻勛(1894-1981),廣東番禺人,一生從事土木工程,主要是鐵路教學和修築。研究近代中國交通史的學者,大概都無法忘記有這號人物。凌氏曾應《自由談》和《傳記文學》兩雜誌,寫有回憶錄,後來公開出版為《七十自述》一書,但本書的內容卻未見納入,因此更感彌足珍貴。
書中主要共有四部分:一、我初見着國父;二、陵墓圖案的評判及選定;三、我所寫的陵墓圖案評判報告;四、奉安大典簡記。最為重要的其實是後三方面。以往關於孫中山陵墓規劃的資料,出版已見甚多,惟作者實乃親歷見聞,故意義殊深。可惜的是,文字寥寥未盡,留下許多有待考察之處。此外,所附的陵墓圖案報告,係從黨史會中抄錄,且尚不全。
有關「奉安大典」的課題,凌鴻勛也用了極短的文字說明,指出陵墓建設與首都的都市計畫有密切關連。由於匆匆幾個字,我們實在很難窺探其中有意義的內容。記得我手邊還有中國編纂的文史資料數種,另有近藤達兒的移靈旅行紀錄,或許可在日後進一步深入討論。

2008-06-19

從政六記

徐實圃,《從政六記》,臺北:作者刊行,1956。共136頁。
關於本書作者的生平,可說相當地撲朔迷離。目前可以確知的是:徐氏為上海的暨南大學學生,原先學習金融業,打算成為一位銀行家;嗣後卻以「擇業自由」緣故,選擇至上海社會局工作,專搞文化運動。《從政六記》講的是徐實圃在抗戰期間擔任貴州地方縣的行政工作憶往。
此書內容寫來拉雜,雖無一定條理,卻對瞭解近代中國歷史有幾項貢獻:首先,作者係以參與縣長之職在基層工作,對於釐清1930年代社會底層各種事務,包括經濟、教育、吏政、司法、民情等,無疑提供許多有益的資料。如國民政府為了達成有效統治,像是厲行「戶捐」,引起地方豪紳反彈,必須擇善進行,避免人怨。
第二、過去我們對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情形,絕大部分放在四川和雲南等處,主要是因為資料相對地多,而且兩地為政治和教育中心之所在。《從政六記》卻以貴州為主,深入討論民初到1930年代黔省各項問題,不可不謂少見而重要。例如,位居「邊區」且又難以有效統御的「土匪」,究竟如何管理,還是轉化為國家助力?還有對於鹽的管控,怎樣以制度性完成民眾分配鹽的食用需求?尤其是對於省主席吳鼎昌(1884-1950)各項決策經過,多所著墨,為我們填補一段空白。
此外,字裡行間亦能略窺行政督察專員的角色,特別對1930年代進行地方保甲的功能和意義,頗能見微知著。徐實圃並有〈專員公署之地位與事權〉加以探討。
附帶一提,此書負責經銷的是「中國內政社」。該社創於1951年,由曾經擔任內政部長的余井塘(1896-1985)發起,組織刊物為《中國內政月刊》。

2008-06-16

金毓黻學術年譜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小組,《金毓黻學術年譜》,長春:《學術研究叢刊》編輯部,1987。共187頁。
中國的歷史資料裏,年譜∕年表∕年錄∕行年錄∕紀年∕編年∕日譜(或其他相關的編年體)是一種相當特殊卻又充滿意義的體裁,清末民初梁啟超曾經撰文加以申論。我自己治學也深受其惠,非但留意由來新夏、楊殿珣、王德毅、王寶先、黃秀文等諸位先生編纂的目錄工具書,幾年下來,也到處蒐羅了不少,約略有近三百種。因為我堅信:如果要進行大的研究題目,廣泛運用年譜之類的書籍,將是無法忽略的一環。
這次我所介紹的年譜,譜主金毓黻(1916-1962)是位眾所周知的近代史學家,而且本身也對文獻掌握的相當透徹。金是遼寧遼陽人,相信只要剛入門史學的青年學子,大概無人不曉得他有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國史學史》。金氏同時也是一名深諳東北文獻的學者,嘗編有《遼東文獻徵略》、《遼海叢書》、《奉天通志》等。然而,有關金自己終生最重要的著作,其實應該是他的《靜晤室日記》,共10冊,1993年已由遼海書社出版。
這本學術年譜,即是以《靜晤室日記》為基礎,配合金氏其他論著、文章,簡要陳述有關金個人的學術活動部分。原本一開始,本書編輯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要出版金毓黻文集,結果後來事與願違,屢經延宕,文集迄今仍未完成,而年譜卻已先刊。今天我們讀該年譜,應該有所警覺,除了既有助於在日記上提供索引功能,快速方便於資料的搜尋外,還能從中感受氛圍。即言之,某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線索,隱然可以尋覓數條主軸。舉一實例,像是在抗戰期間,金毓黻似乎便相當注重宋史研究的課題;據我估計,這和其他同時代的史家一樣,頗有時代的因素在其中。
另外,本書還附有金個人已刊和未刊的著作目錄,可供參考。

2008-06-15

京滬區長

黃曜隆,《京滬區長》,臺中:慈恩書局,1982。附照片9張,及相關文件2件,喬家才等人文章2篇,《季明詩稿》數首,共227頁。
在我自己的尋書經驗裏,每回到古本舊書店巡迴時,其實不能抱著既定的目標而來,必須帶有「考古」的心理。換言之,找書的過程無法預測會有任何結果,往往只能碰運氣;若是幸運的話,最終將有意外發現。但話說回來,想要因此獲得好書,又得積累平日對資料的敏銳度才行。像是一本名字看似小說的小冊子,往往則會因為店家擺錯位置,致使人們不察,反而錯失了獲得好書的機會。所以,帶有「寬廣的心胸」來找資料,既是個人訪書心得,也是學問之道。《京滬區長》即為一個顯例。
雖然偶爾被唐老闆戲稱「目光如豆」,不過這本書卻是我在「豆眼」外的一件「發現」。書名乍看之下頗讓人摸不著頭緒,內容也覺得頗像小說。但嚴格說來,該書作者為《民眾日報》編輯,而主要講的是一本關於汪政權方面的回憶錄,特別係周佛海(1897-1948)策反經過,經過口述後改寫而成,非常具有史料的價值。
書中的主人翁程克祥(1907-1981),江西浮梁人。程是一位間諜。最先他是上海大學畢業,在東亞同文書院任雇員;1937年,經于右任(1879-1964)的引薦下,結識了軍統局的戴笠(1896-1946),開始諜報生涯;中日淞滬戰起,程克祥藏身滬瀆,進行情報的蒐集;汪政權成立,又密謀策反周佛海;1947年起,程氏改投宋子文(1894-1971)麾下,擔任廣東省政府新聞處長;嗣後國府播遷,程初滯留香港,1952年來臺至省政府辦公,任省府公營工作,直至去世。
《京滬區長》有幾處描寫得頗為深入,可供參考。譬如,作者在「滿洲國」建立初期,即到東北。由於族叔「白葭居士」程淯(1870-1940)的居間牽線,程氏得以結識清遺民鄭孝胥(1860-1938),並在長春接受其詩文寫作指導。此外,作者提到汪精衛(1883-1944)、陳公博(1892-1946)、周佛海三人有一共同特色,即能言善道:「周的口才不如汪,但他的政論文章不遜於汪;周講話口急,不如汪之從容,不如汪音調之動聽,以之和陳公博相比,堪稱伯仲,雖言不由衷,但都有吸引群眾的力量。」本書尤其側重於描述對周佛海的策反計畫;某次係程克祥的特務身份被識破,幸得周佛海出言解救,僅關牢半年餘,這也促使周氏日後「反正」之緣由。
因為是口述關係,作者黃曜隆也適時在書中偶有加入程氏之妻的紀錄,更增添史料的真實性。總之,這部看似說部的回憶錄,毋寧為我們提供諸多以往不知的歷史,仍值細細品嚐。

2008-06-13

早年之台灣

嚴演存,《早年之台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附照片6張,共104頁。
我初識此書,是在碩士班求學的時候;當時擔任老師的研究助理,由於工作需要,奉命到圖書館借了這本小冊。記得還是在1990年代初期,想要找該書卻並不容易;事後才知道,主要還是因為作者「自行出版」,僅委託出版公司代為發行,使得數量稀少和流傳不廣的緣故。
作者嚴演存(1912-?),中學畢業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無奈因家境貧寒,改入免費的兵工學院。後來,嚴氏以公費赴德學習化工,返國曾於大學、政府部門和研究部門工作多年,在事業上卓有成就,也對青年才俊多有提攜。嚴先生過世後,他的女兒嚴斯台女士為紀念父親,也為了卻父親與清華大學的「未了緣」,特別在清華大學物理系捐設獎助學金,幫助那些家境貧寒而學業優秀的青年人。
本書所謂「早年」,概指嚴氏1945年至1961年間於臺灣親歷見聞的情形。實際上,這段期間的臺灣,可以說站在一個相當關鍵的轉型期。首先,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國民政府以「接收」的名義前來臺灣,原來都係日本殖民的各項產業機構,一朝轉而改為國府所統管。第二項意義,是國際環境在美、蘇兩強相互對峙下,冷戰於焉形成。國府如何在這樣的局勢之中,求得穩定成長及和平發展?譬如韓戰爆發,進而造成臺灣轉危為安,接著土地改革和組織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成立,統籌策劃經濟,並促成穩定。嚴演存透過一系列的說明,告知我們:所有的政策和措施都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來進行的,還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同樣構成日後臺灣經濟起飛的內在緣由。
書中還有兩處可資參考:一、「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始末。幾乎研究此一歷史經過的學者,無不引用該書內容。我覺得饒富興味的是有關本省與外省人之間生活的差異比較:像是本省人工作中午吃便當,外省人非吃熱飯不可;外省公務員交通以乘坐公車為主,而本省以自行車代步。當然,其中內容的種種敘述,不免以外省籍人士的眼光看待衝突事件的產生,難免有所失衡(就我看來,連稱事件為「事變」,也有認定為「暴動」之嫌),但仍值細讀。順便一提,與本書相同,從外省籍立場來看「二‧二八」,汪彝定(1920-1993)的《走過關鍵年代》內容亦非常精彩,不遑多讓。
二、工業委員會設立及工礦肥料等事業開展。這方面我絕對不敢稱置一詞,學長思宇是專家,對此研究最多,而我久旁聽聞,也稍具粗略瞭解。本書作者參與其中,可說提供甚多精闢的見解。例如,嚴氏認定臺灣能夠經濟起飛進步,有如下因素:1.日人遺留的事業;2.美援;3.時勢所趨和幸運;4.人民勤奮節儉;5.政府有效因應現實提出策略;6.尹仲容(1903-1963)、嚴家淦(1905-1993)等人貢獻。不過據我瞭解,這些都應該放在冷戰的架構下釐清,可能會更具意義。
最後,因為留意到嚴演存的著作,也讓我意外蒐集到另一本著作《魚雁集》。此書乃作者將自己存有跟他人的往來函件,公開發表。內容主要涉及對化工業的看法、兩岸問題及技術交流等。比較特別是,既有過往的歷史人物如李國鼎(1910-2001)、蔣彥士(1915-1998)等,也有迄今在世的王永慶、馬英九等。有幸購得此書,完全係因緣所致,還得感謝唐老闆,若不是到新竹代課之故,恐怕還永無機會。

2008-06-12

女記者回憶錄

徐健秋,《女記者回憶錄》,香港:民聲出版社,1957。共187頁。
一本距離現在已經50年的書,訴說的是70年前發生的往事。作者徐健秋,本為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學生;本書以對日抗戰做為開始,敘述整整二十年間自己的經歷。事實上,徐氏不獨敘述自我的經歷而已,同時也在撰寫著1930年至1950年代中國的變遷。
根據作者自言:她隨著政府輾轉來到後方重慶,眼見戰火蜂起,發願成為記者,「要人與人間的感情,讓他們站在真理這一邊,發揚他們的善良,不許有仇恨,不許有自相殘殺!」在徐氏的筆觸下,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紀錄有西南地區的民情、汪政權在上海的種種活動情形、戰爭勝利後南京國民大會的召開、組織婦女生活輔導社與參與相關運動、對馬歇爾來華的過程、創辦《大聲報》、在香港的文化事業和觀察、1953年初訪臺灣及其印象。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段,是關於徐健秋提到好友鄭蘋如(1918-1940)充任間諜為國犧牲的事。這是當時相當有名的諜報故事。後來張愛玲(1920-1995)即以此寫成短篇小說,也就是前陣子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不過,除了刑場判處的部分稍有出入之外,顯然原來故事要單薄許多。看到鄭蘋如和丁默邨(1901-1947)交手的那段,我還是不得不佩服李安導戲的功力,加入了那麼多想像的情節內容。
最後,讓我簡單抄一下整部書的目錄,做為日後有興趣的人參考:
第一章 中國在怒吼
第二章 昆明之行
第三章 重返上海
第四章 勝利來臨
第五章 南京辦報
第六章 馬歇爾在中國
第七章 再度出走
第八章 生活在香港
第九章 訪問臺灣
第十章 但願我是一匹駱駝

2008-06-11

如此一生

舒適存,《如此一生》,出版地不詳:作者刊本,1974。共55頁。
舒適存(1898-1989),湖南平江人。此書很簡單地介紹了作者一生的經歷,值得留心的部分有幾處。第一、湖南地區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有關共產黨對地方上的「恐怖統治」。從舒氏的敘述裏,我估計他的父親可能是一位忠清遺民,至少其人「是讀書人,以幕遊遍南北,晚授廣東補用知縣,辛亥革命後,回里家居,不問世事」。結果在這段時期,舒的父親即以「劣紳」名義,成為被清算鬥爭的犧牲者。這個案例也增添了我們釐清對於「北伐」前後中國面臨社會性質改變的事實。
其次,此書還有許多地方都語焉不詳,頗啟疑竇。譬如,舒適存終生最為人「質疑」的,是他一度加入兩湖地區共產組織,後又改頭換面,為中央的「剿匪」大員。另一處是發生在臺灣的「孫立人事件」。其實舒能順利到臺灣來,孫氏可謂居功厥偉,但兩人此時的互動並不佳。從作者的描述裏,孫立人(1900-1990)「性情固執」,不願聽從國防部命令;又對下屬建議不予採納等等。從書出版時間來看,未知這是否有「劃清界線」的關係?
第三、在對日戰爭期間,作者屢因中央派遣,戰役建功。如:台兒莊、崑崙關大捷;調任入緬部隊;負責於南京「接收」受降;奉調至東北「戡亂」。舒適存也是先後參與台兒莊大捷和徐蚌會戰的親歷者。根據他的說明,兩場戰役幾乎同地點、同情況,結果卻完全殊異。主要因素,在於軍隊對戰地交通的掌握。
雖然以單行本的方式,可是此書錯字不少,有的甚至是人名、地名部分,像今井武夫(1898-1982)、襄陽等,頗不可思議。另外,該書後來還收入在《舒適存先生紀念集》中。並且書的第24、25兩章,也以〈東北戡亂戰爭的若干回憶〉為名,在臺灣的《傳記文學》上發表。我身邊的這本,另附作者排印的〈丁巳歲朝八十生日述懷〉稿紙一張。

2008-06-08

劇壇瑣話

朱滌秋,《劇壇瑣話》,臺北:國民文化出版社,1956。共98頁,另附編後記。
許多人都知曉:清代的京劇發展,對近代中國社會影響至深,連史家牟潤孫(1909-1988)在評價滿清亡國時,更有所謂「唱戲誤國」之說法出現。我自己以往在研究清遺民時,也發現他們屢以捧戲為貴,甚至親身還參與戲曲的演出。記得某回訪問一位遺民之子,他更憶及自己曾經參與過上海著名遺民陳夔龍(1857-1948)的八十壽宴,在家延請四大名旦演出情事;連章遏雲(1912-2003)的自傳也記載過類似內容。
這本名為「瑣話」的書,其實就是以晚清民初的京劇伶人往事為背景,回憶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雖然內容不到百頁,讀來卻令人覺得津津有味。作者自言幼時居讀北京,平日喜聽戲曲,所見所聞自然甚廣。像是著名的譚鑫培(1847-1917)向來為人極為自傲,睥睨優伶同行,常加折辱;汪笑濃(1858-1918)本為孝廉,屢試不中而憤隱於伶,且自行編竄劇目,在清末民初甚得歡迎;「紅豆館主」愛新覺羅‧溥侗(1871-1952)為遜清貴冑,書畫琴棋無所不精,尤嗜雅劇,又提倡崑曲;余叔岩(1890-1943)在民初多與梅蘭芳(1894-1961),名遂大增,反遭梅妒;馬連良(1901-1966)趨炎時勢,嘗率團赴「滿洲國」朝賀,戰後幸得宋慶齡(1893-1981)助言而免罪,嗣後旅居香港,又以生計往北京。此外還有諸多優伶事蹟,堪供逸史參考。
我還記得小時候,臺灣每週末下午的電視頻道都會有京劇節目演出。想來作者在撰寫本書時,大概也有藉此憶往滄桑之感。有趣的是,當時臺灣的歌場票社,又呈現何種樣貌?很可惜書中並無任何陳述。如果說,戲曲成為一項記憶的載體,用來反映自我的認同的話,那麼國民政府遷臺後文化政策與京劇的關係,應該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研究題材之一。
此外,該書出版時,封頁廣告也頗具特色,值得一提。如有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的啟事,羅列宣導繳稅的六項公告:「一、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二、國民踴躍納稅,國家財源充裕;三、不欠稅,不逃稅,才是好國民;四、要反攻大陸,大家必須儘速踴躍繳稅;五、商號逃稅,影響國家財政,大家應該起而檢舉;六、欠稅逃稅,都要受罰。」內容恰可為1950年代臺灣的寫照,做一政治、社會與經濟史參考。

2008-06-07

趙麗蓮傳

阮日宣,《趙麗蓮傳》,臺北:文會書屋,1957。附照片若干,共121頁。
在我小的時候,「鵝媽媽」趙麗蓮(1896-1989)是位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過去還只有無線三台的時代,不像今天小女那般可以任憑按鈕一押,電視立刻就會就跑出東森YOYO台,社會上對於兒童相關內容的節目來說,其實並不算通行。趙氏因為在中華電視台製作兼主持「鵝媽媽教英語」與「鵝媽媽園地」,這兩個英語教學的節目將近20年時光,不僅讓她榮獲兩次金鐘獎,還贏得了許多小朋友們的喜愛。
趙女士其實是一位混血兒,父親趙士北(1871-1944)與梁啟超同鄉,係廣東新會人,曾任立法委員,母親則為德裔美籍。至於她的夫婿,亦為民國聞人唐紹儀(1862-1938)的侄兒唐榮祖,兩人曾育有三男一女。1904年,趙麗蓮年僅8歲,隨著雙親來到中國,接著就讀於上海的美國學校。1919年,趙被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院聘為音樂教師,開啟教學生涯。直到中日戰爭結束之後,她申請進入北平電台,正式獻身於英語教學的工作。
雖然作者謙稱只花了半年時間蒐集材料,並以45天撰寫本書,深感內容過於鬆散,但我覺得仍有可取的地方不少。即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這部傳記提供了一些過去我們所不瞭解的課題,深值思量。例如,對日抗戰期間,趙麗蓮身處北平,因其身份特殊,屢次「受邀」辦理教育。基於對「淪陷區」青年的教育使命感,趙氏虛與委蛇,嘗任「南京女子模範中學」校長;當時鼓動女學生拒當亡國奴,高聲唱號反日情緒。另外,趙也在南北奔波時,有過華北、華南「偽幣」兌換經驗;華北地區民眾如欲前往重慶後方,得先至山西閻錫山部尋求機會;戰爭末期北平集中營對待教授的情況;北平故都在日軍統治下的待遇。換言之,透過《趙麗蓮傳》,吾人也有機會體認「淪陷區」文化人的各種「抗日」行徑和態度。

2008-06-06

晉祠誌

劉大鵬,《晉祠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上中下3冊,共1619頁。
最近幾年來,山西晉陽(今太原)劉大鵬(1857-1942)的《退想齋日記》,迅速竄紅,引起歷史學界許多人注意。儘管這部出版的日記僅是摘錄而成,內容卻十分豐富,頗能印證晚清一般基層士子的生活和心態。現為哈佛大學教授的沈艾娣(Herietta Harrison),即以劉氏為題材寫了一本《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1857-1942》(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探討地方士紳的功能和角色,分析整個20世紀中國面對現代化衝擊下,所呈現的困境。劉氏一生著作很多,但泰半皆為未刊;除他個人的日記外,還有一本太原地方文獻《晉祠誌》也值得留心。
這本《晉祠誌》係劉大鵬在1906年完成,但後來曾陸續修訂,直至民國之後,現有標點本行世。所謂「晉祠」一區,原屬太原縣治西南十里處。該地為三晉名勝之首,懸甕山麓,環繞山水,境極名勝。然而,由於一向苦無專志以記其盛,劉大鵬有鑒於此,遂決定踵成史業。他踏遍晉陽一帶的山川寺院,尋幽訪古,並隨時鈔碑錄碣;又博覽古典書籍、文獻資料,採集故老傳聞,終於歷經五年編成。全書一共42卷,有祠宇、亭榭、山水、古跡、宸翰、祭賽、金石、鄉校、流寓、人物、河例公案、文藝、植物、故事、雜編等多方面的豐富內容。該書匯集歷代有關晉祠的文獻記載及民間軼聞,詳細地描繪了當時社會風物。
以一份地方志書而言,《晉祠誌》可謂為相當有用的工具書。因為劉大鵬本人非常重視文獻史料,例如:〈河例〉數卷便如實記載了晉水流域在歷代的水利紛爭中,統治者如何進行管理,還有維護相關工程,甚至與地方互動的史實。但對我來說,本書有關清末民初的紀錄更值得參考。其一、晚清地方的災荒及救助,還有士紳怎樣動員民勇組織;二、基層社會的節慶,如賽會之進行;三、庚子拳亂在山西的活動情形;四、民國政府保護古物的相關辦法。
本書也不時反映出作者的處事態度,尤其是厭惡民國紛亂的心理。譬如劉大鵬化名為「遯世翁」,遊歷天龍山,有言:「民國十四年八月之遊,較前不同,以世局之紛擾益危,政治之苛虐益甚,人心之敗壞益深,風俗之侈靡益大也。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斯之謂歟!」〈青楊河溝〉則載1921年時仍設私塾授徒,村人未染「維新惡習」,古道猶存,「無學生囂張之氣」,類似言語,到處充斥。另外,民國以後地方政府如何參與民間宗教信仰活動,在劉氏看來自然與民爭利,頗可深究其中過程。倘若配合日記內容來看,會更知曉其為人。
最後,晉省向來以採煤冶礦著稱,不過在劉大鵬的記載裏,也可見得一種現象。即:在缺乏國家統治當局有力的政策和主導,紳商參與煤業,難見成效;許多煤窰在民國後多形沒落,或挖掘費力,所得甚稀。此點亦可證國家機器對重大礦業開採之影響一斑。

西方夜譚

張慧劍編,《西方夜譚》,上海:南京新民報館,1946,共294頁。
認識張慧劍(1904-1970)其人,最初是由於他所編著的《明清江蘇文人年表》。該書係以編年體形式,著錄明朝洪武元年(1368)至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之間,有關江蘇省文人活動的情況,包括他們的生卒、著述、繪事、交遊等。在收錄的4379人中,無論外地生長於本省,或久居本省,或在本省有較頻繁的活動,或與本省著名人物有交往的有關人物,均鉅細靡遺。張氏考訂特別引用了大約1500種文獻資料,《年表》各條都注明出處,相當用心。近來該書重印,可謂嘉惠學林;據我所知,書友唐老闆和何博士便心儀已久。
張慧劍另有其他的著作多種,如筆記《辰子說林》、文集《慧劍雜文》、小說《屈原》等。我手邊的這一本《西方夜譚》,主要是張氏擔任《新民報》擔任編輯時,將所負責的專欄短小文字集合而成。但是,此書作者各自不同,約五十位;既有知名的人物(如吳稚暉、高語罕、老舍、夏衍、易君左),還有一些援用筆名及微型的文人。根據發行人陳銘德寫的序文,各篇文章大抵寫於重慶國民政府時期,乃配合報紙「增出晚刊」之用。
書中所談約有幾項脈絡:其一、涉及時事,抒發個人所見。例如,關於國民參政會中有人提倡恢復讀經;藉由書寫首都南京舊事,激發民族情緒;談卓別林(Charlie Spencer Chaplin Jr., 1889-1977)電影中諷刺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二、對史事人物的回憶。如已經逝世許久的李鴻章、黃遵憲,乃至於陳三立、林庚白、蔣百里等。第三、抗戰期間後方的地景介紹。像是重慶生活、成都花會,還有鄉居農人日記。書的最後一標題〈辰子詩〉數首,應為張慧劍個人之作。總之,本書充分反映戰爭期間後方的思想意態,編者相當有意識地彙整了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報,卻能見微知著,瞭解一時一地人們所關心的事務。對後來戰爭結束,且能翻看此書的讀者來說,其中內容早已過往,以成雲煙;是來自中國西部的一段軼事,足憑弔念,因此稱之書名「西方夜譚」,並無不可。或許這正是編者張慧劍的用意所在。
當然這也是部充滿掌故的小書。譬如〈龍橋漫錄〉,內言羅文幹(1888-1941)是為不可多得的清官;猶太商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的財產不獨自己貿易所得,下台軍閥亦有將鉅款託其經營,遂遭吞沒情事。〈冥行者獨語〉則提及戰爭期間民眾為金錢而紛亂的心態:有女學生委嫁司機以謀生;不識字的巨賈花費十萬洋錢買假字畫等。
我買這本書還有段小插曲。2007年我人在上海時,某日到福州路的上海舊書店閒逛,內有一攤位專放民國時期舊書,於是在那裏到處翻覽。正當努力在尋寶之際,耳聽熟悉聲音,抬頭一望,原來是「古月」的胡先生;原來此攤位係其兄長所設。經過寒暄後,所挑的書自然也就依交情將原價打了折扣,頗感滿意。彼時訪書之樂迄今猶存,茲記於斯以供紀念。

2008-06-04

代代相傳:陳伯陶紀念集

陳紹南編,《代代相傳:陳伯陶紀念集》,香港:編者刊行,1997。共106頁,附圖照若干。
圖像資料經常對歷史研究有莫大的助益;人們通過一張照片或是實物,往往可以呈現出文字所無法言喻和形容的一面。拜科技之賜,我們現在教學及研究都可以藉此讓史學有更突破的發展。尤其是對我個人而言,中國近現代史領域裏能夠援用大量的圖片、實景實物等,更可豐富本來看似難懂甚至無趣的歷史風貌。這本以陳伯陶(1855-1930)為主的畫集,便是一個顯證。
陳氏字子礪,別署礪道人、九龍真逸,廣東東莞人。他是我所研究清遺民中相當知名的人物,終生著述甚豐,有《孝經說》、《勝朝粵東遺民錄》、《宋東莞遺民錄》、《明季東莞五忠傳》、《瓜廬文賸》、《陳文良公集》等。這部書冊是我在2005年春末到香港蒐集資料時,承賴恬昌教授不棄所賜贈。編者乃陳伯陶之孫,將家藏數種手稿、圖像,配合實地拍攝的照片,以中、英兩種語文方式來呈現。此外,書並以圖版紙印刷,整體說來相當精美,易於閱讀。
本書內容多為實物拍攝,其中有清末的遺物,像是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賜字,李鴻章(1823-1901)、翁同龢(1830-1904)的照片,彌足珍貴。當然也有民國以後部分,這些對理解忠清遺民的心態甚有幫助。舉例來說,有1922年遜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所賜的「玉性松心」、「忠肝古誼」匾額,係由另一廣東遺民朱汝珍(1870-1942)所寫。此時清室業已退位,而陳伯陶仍能與紫禁城內宮來往,政治傾向俱可明見。還有一張為1920年代在香江諸位清室遺民的合照,其內更不乏留辮示忠的人。
紀念集裏還特別附上陳氏民國後對於宋王臺和侯王古廟的實景,這兩處都有紀念碑銘文字。2005年,經香港友人陪同前往,我有幸到該地考察。那天傍晚,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我們還至深水埗桂林路61至65號的新亞書院舊址,觀看昔日牟宗三教書的涼亭;晚間則飽餐一頓,談天說地,好不愜意。治學倘能時時如此,夫復何求?順此表達我對香江舊友的衷心感謝之意。

2008-06-03

我的生活史

馬五先生,《我的生活史》,臺北:自由太平洋出版社,1965。共177頁。
「馬五先生」即是雷嘯岑(1896-1982),湖南嘉禾人。這位知名的國民黨員,一生有著豐富的經歷;他最主要的工作都在辦報執筆和從宦,但仕途顯然並未順遂。本書共分為三部分談雷氏的「生活史」:家庭生活、學校生活、社會生活。家庭部分談到清末民初的湖南生活,鄉紳在地方擔任的角色和地位;學校生涯有絕大部分言及日本早稻田留學時代,也描述1920年代留日學生的活動;至於社會部分,講的是關於從政的各地見聞。
由於長期擔任下層幕僚,雷氏對國民黨的觀察可謂相當深入;像他提及的幾位人物,頗和我們過去的理解有所出入。譬如,雷留日時晤見戴季陶(1891-1949),對其印象頗為不佳;胡漢民(1879-1936)與李烈鈞(1882-1946)私下宿嫌憎恨已久,藉故爭鬥;劉文典(1889-1958)個性直拗,被蔣介石(1887-1975)撤職安徽大學校長,反映國民黨政治文化;薛篤弼(1890-1973)以治理西北軍的經驗,搬至內政部來實施;戰爭結束後,雷以個人名義親自探視「漢奸」周佛海(1897-1948)等等。根據作者所言,自己平生有三位「伯樂」,即李烈鈞、楊永泰(1880-1936)、陳誠(1898-1965)。李氏早年政治失勢,使得雷嘯岑毫無奧援。楊永泰雖然對雷照顧有加,然亦使雷被視為「政學系」,屢遭打壓。陳誠在臺灣對雷氏表達關切之意,卻無法喚回作者的政治熱情。
這部《我的生活史》的另一特點,是雷氏曾擔任湖北行政督察專員,深入民間生活。因為三年間地方行政官的資歷,使得作者確立反共態度,更知基層社會的公道是非。我認為書中描寫行政專員的工作,頗可見微知著,擴大瞭解1930年代國民政府如何進行有效的民間管理和地方自治。此書尚可配合雷氏另一本回憶錄《憂患餘生之自述》(1982)來讀,但兩者還有些許不同。如後者較晚出版,許多內容比較簡略;而且,屬於禁忌的話也都已經可以暢談。像是提到張國燾(1897-1979)在香港生活;親共的宮崎龍介(宮崎滔天[1871-1922]之子)一度有意訪問臺灣等等。
最令我感興趣的一則軼事,是譚延闓(1880-1930)回憶清遺民李瑞清(1867-1920)的書法。李謂自己的法書,無一字不似古人,頗有自得意味;而好友曾熙(1861-1930)卻潑盆冷水,說:「所以無一筆是你的啊!」李、曾兩人均為名書畫家張大千(1899-1983)之師,但此則藝文故事也顯露雙方在書法的認知。
雷嘯岑一生的著作甚多,除了前述以外,幾年來我先後在古本攤上購得的還有《卅年動亂之中國》、《海嘯廔談薈》、《詹詹錄》、《新世說》、《自由人語》、《政海異聞與麻將藝術》、《人鑑及新官僚的嘴臉》等書。容後再行介紹。
無論如何,《我的生活史》內容直率坦然,係不可多得的回憶錄資料,難怪後來有龍文出版社願意重新將之排印。不過,因為龍文版需以成套的方式購買,價格其實不斐。所幸有機會我能在網路見到,立刻標得,僅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