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2-21

三原鴻寶

臺北中華粥會編,《三原鴻寶》,臺北:編者印行,1966。共20頁,含照片若干。
國民政府遷臺後,跟隨而來的黨國要員及文化界名人,為了繼續維繫彼此的關係和情感交流,紛紛以各種形式、組織等進行活動。譬如「畫會」、「筆會」、「粥會」便是當中最為活躍的團體。位居臺北的「中華粥會」即是其一。
中華粥會原是一個文人團體。1922年間,上海有十多名喜歡吃粥、品茗,且氣味相投的讀書人相互為伴,每隔幾天就邀至「樂天茶館」泡茶聊天。當中主要召集人丁福保(1874-1952)於是開始約集,以每週一改往丁家吃粥,以「一鍋熱粥,四碟小菜」起始。1924年,由吳敬恆(1865-1953)、李煜瀛(1881-1973)、孫揆均(1856-1930)、丁寶書(1866-1936)等正式以粥會的方式創始,首開「以粥會友、以文會友」之風氣,自此成為文化人士之雅集。
相當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看似一個鬆散自在、無組織規章的社團,竟然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大約直到1941年左右,因為上海淪陷於日軍的手中才導致中斷。嗣後不久,吳敬恆懸念「淪陷區」的老友丁福保等人安危,即在大後方「國統區」的重慶,重新召開第二代的粥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華粥會部份的粥友陸續來臺,一開始時生活尚且無著,無暇顧及雅聚。等到1958年的冬天,適逢吳敬恆逝世五週年之後,某日在吳氏的衣缽弟子狄膺(1895-1964)向沈映冬(1905-2006)提議下,終於恢復。當時學者及文化人如黎東方(1907-1998)、熊式一(1902-1991)、郎靜山(1892-1995)、劉太希(1899-1989)都是粥會忠實的粥友。當然,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均在國民政府擔任重要的黨職或公職。據悉該會完整的資料,現存國史館內,計有約千萬卷的檔案,而粥友「其中因有重大事功而經政府『宣付國史』的就有將近五十人」。
《三原鴻寶》是臺北粥會所發行的一冊專刊,內容以紀念于右任(1879-1964)為主。當中除了有該會會員紀念文字外,還存有于氏晚年筆墨及照片多幅。如要瞭解于右任和中華粥會在臺灣活動種種點滴,此冊頗能提供一二見證,深具史料價值。尤其于氏書法堪稱一絕,早負聲名;我曾在老師的辦公室見到數幅,自己雖有興趣,則無財力蒐購。本書倒不失另一「辦法」,得見多人翰墨,更何況還有封面的李煜瀛法書。

2009-02-12

報人生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自述

顧執中,《報人生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自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共918頁。
過去幾年,我在上課談「近代中國專業化社會的形成」時,特別關注到傳統「文人」角色如何歷經蛻化,進而成為專業記者的問題,因此對該行業的回憶資料也相當留心。講到以「記者」為身份及主題的類似書籍,包天笑(1876-1973)的《釧影樓回憶錄》及續集最為膾炙人口,其他如陶菊隱(1898-1989)、徐鑄成(1907-1991)、陳紀瀅(1908-1997)、金雄白(1904-1985)等不乏可見,相關研究討論近年來亦頗多。記得2004年有次在南京舊書肆偶見《報人生涯》,篇幅甚鉅,粗略一翻覺得有趣,故購回展讀。
此書的作者顧執中(1898-1995),號效湯,上海人。1919年中學畢業,後在東吳大學肄業。1923年任上海《時報》記者。1927年改任上海《新聞報》記者。1928年,利用業餘時間在上海創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顧氏參加「教師救國會」和「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1934至1935年期間,他曾出訪歐洲及蘇聯、美國、日本等地。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屢屢參與反日言論,在1940年8月時遭到日偽特務狙擊負傷,直到9月才輾轉到抗戰大後方。1942年時,顧執中又在重慶續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44年赴印度,在加爾各答僑報《印度日報》任社長兼總編輯。戰爭結束後,1946年回上海,續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到北京,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編審。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特邀理事,首都新聞學會顧問。仍經常為報刊撰稿。著有《西行記》、《到青海去》、《東北籲天錄》、《報海雜憶》等,並將《封神演義》譯成英文。199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顧執中從事新聞教育工作近60年,培養了大批新聞專業人才,是有影響力的新聞教育家。《報人生涯》敘述了一位經歷二十世紀的記者,如何因應時代所帶來的變局。全書只談1949年前生平瑣事。有幾項重點是我隨手摘錄下來:首先,作者與其父親的出身,恰巧反映那些不上不下的識字階層,在清末民初社會中的困苦處境;特別是居住在上海租界,生活費用昂貴,舉步維艱境況。他個人因為屢屢找不到出路,漸漸才倚靠賣文為活,摸索出記者的職業。此外,以「後見之明」為名,顧氏並對租界生活有許多負面的印象,彷彿那裏是罪惡的淵藪所在。
第二處值得留意地方,係顧執中早年參加教會活動,促使他文字中頗多有關租界教會活動與影響的內容。其中,他在景林堂(為紀念傳教士林樂知[1836-1907]所建)擔任董事,還認識了宋耀如(1866-1958)一家,且很早便識得宋美齡(1897-2003)。
然而我深覺此書最珍貴之處,乃在於顧執中長期對新聞記者及事業的觀察體會。尤其他曾待過《時報》、《新聞報》、《印度日報》等,有著與他人完全不同的經歷,甚至於對新聞的抱負。這裏姑舉兩例,以概其餘。一、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前夕,顧氏以上海記者身份,前往北京,嗅到各路軍系內鬥情形;書中他便提到:蔣介石(1887-1975)、馮玉祥(1882-1948)、閻錫山(1883-1960)入京各有千秋,頗有象徵意義,彼此間相互爭持,也預示日後中原大戰一觸即發。二、對日抗戰之前,顧氏以記者身份,屢往各地考察,亦為國聯的李頓(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 1876-1947)調查團兩位隨行記者之一。在上海成為「孤島」之際,他因從事抗日活動,成為日軍狙擊的對象。甚至顧創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以學習新聞專業為科目,納入教育和輿論透明做為考量。
顧執中種種行徑,使得他日後成為左派分子,亦係國民黨的眼中釘。有意思的是,他身為錢大鈞(1893-1982)的連襟,竟無任何姻親關係可供支援,遂使在抗戰期間兩子女相繼在十天內因貧病而過世,不可不謂人間慘事。總之,雖然本書有多處頗有「自白」的味道,觀點可能站在中共政權的立場,但還不失為一本翔實回憶錄,值得多方考究。

2009-02-11

黎錦熙紀事詩存

黎錦熙著,黎澤渝編,《黎錦熙紀事詩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附照片2張、〈黎錦熙先生年譜〉,共224頁。
曾在民國史上發起「國語運動」的黎錦熙(1890-1978),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國語運動史綱》,在1934年出版,介紹了自清末以來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及大眾語運動的始末、性質、範圍、目的、理論、方法和綱領,是部瞭解中國國族主義和語文間關係的入門之作。除了身為語文學家、積極提倡國語統一之外,黎氏的生平還相當值得留心;他曾經在民國初立不久,將章回小說《西遊記》納入教科書課本,引來譁然;也與中共領導者毛澤東(1893-1976)同鄉,俱為湖南湘潭人,並且據稱遺有將近八十年的日記等資料,可添現代中國學術史一筆豐富的面相。
我所購得的《黎錦熙紀事詩存》,內容範圍主要係1932年至1978年間,涵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解放等時段,乃《劭西詩存》、《廿年紀事詩存》兩書合成,另加上補闕遺詩。此書最值得稱頌之處,係每詩另附加「原注」,又有「今按」,足以證徵始末。
略舉所見幾處深具史料價值和意義的部分,以饗讀者:一、1937年「八‧一三」戰後,上海淪陷日軍之手,成立偽政權組織。但日人「以華制華」,深知借用傳統資源之重要,故改稱上海市政府為「大道市政府」,市旗更以太極圖為象徵。二、對日抗戰期間,大量人口遷徙內地,昔日荒蕪的部落,轉而成為人口聚集的城鎮,陝西雙石舖即為顯例,故有云:「抗戰歷五載,鄉鎮成名都」。三、四川後方在戰時,一般民營工業因受限制,往往無力發展,多併於官辦。可是黎錦熙詩注稱「實豪門主之」,即統治當局所控制。四、抗日結束後民生蕭條,導致百姓怨聲載道。像是他回鄉時「同車者不滿戰後措施,無勝利感」;又地方本以慶祝抗日勝利為由舉辦龍舟競賽,但卻因參加者意見不合而作罷,頗可見基層社會之狀況。
黎的文字不算多,當中最值得留心的,是關於他所撰寫的〈錢玄同傳〉;其次,要瞭解他個人思想始末,另有《黎錦熙著述目錄》可供詳參,同時亦能得知現代學術與政治問題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