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07

我的學徒生活

鄭學稼,《我的學徒生活》,臺北:徵信新聞報,1965。共101頁。
我在碩士班求學時,教「歷史人物與評價」課程的老師便告訴大家:做研究得找「適才量性」的題目,尤其關於人物的研究更是如此。換句話說,探討某些人物∕群體時,研究者本身總得和想要研究的對象有點相通之處,無論個性還是人生態度,如此方能賦予「同情的瞭解」。這句話不僅令我終身受用,還從一位撰寫陳獨秀傳記的學者身上得到印證,那人便是鄭學稼(1906-1987)。
籠統地概括鄭氏終生的身份可能有點困難。他既是一位反共的「自由主義」分子,也曾是位報人,甚至是學者專家。然而,生存在歷經冷戰前後時期的鄭學稼,其實並不太得到時人的欣賞和掌聲。鄭在1950年代執教臺灣大學,僅四年而遭停職;終身未加入國民黨,經常被傳為「托派」分子,死後蔣經國(1910-1988)卻特頒「績學貽徽」輓額,用以表彰其貢獻;李敖(1935- )在回憶錄上說他「讀書這樣少」,可是鄭氏曾翻譯過蘇聯共產黨、日本明治維新等多種書籍。
《我的學徒生活》是作者六十歲時寫的一部回憶錄。嚴格說來,本書主要參考的資料是鄭氏個人日記,另外附有多篇書信。倘若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場,書中倒有幾處可值吾人深思:首先,鄭學稼一生堅持「反共」,從1930年代起便處在國共兩黨文化宣傳及鬥爭的情境中,他的回憶頗能讓我們重回到城市知識階層在兩者間的擺盪。鄭氏原是學經濟學出身,他接觸到當時世界流行所謂「進步」而「激進」的思想學說潮流,自是不可避免;然則他又是自處?中共又是怎樣圍剿像他一類「藍衣社理論家」呢?本書似是不可多得的面向,可供我們參考。
其實就算立場「反共」,鄭學稼也並沒有因此深獲國民黨當局所重用。在黨同伐異的1940至50年代,鄭氏既屢受共黨誣陷,也受國民黨內派系傾軋。他所寫的一本小冊《東方與西方》,內容訴諸於中國成為東方思想領導中心,結果卻在圖書審查時未獲通過,理由係為日本宣傳,耐人尋味。特別是來到臺灣之後,由於極度「恐共」、「反共」的氛圍,「反自由主義」也隱然成為一股相當大的力量,更讓許多知識分子喘不過氣來。書中都有相關說明可供追索。
這本書提到兩個近代史知名人物,作者個人的評價不言可喻。一位是陳獨秀,鄭氏對其推崇備至,儘管1938年初次見面,「他給我深刻的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絕不因為「反共」而貶抑其人。另一位是跟陳氏在新文化運動齊名的胡適(1891-1962)。書中花了不小篇幅描述兩人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那時胡為院長)見面場景。有意思的是,鄭、胡兩人對陳獨秀有著迥然絕異的態度,甚至思想方面也有歧異。譬如,胡適得知鄭氏對日本、歐洲歷史及文學有濃厚興趣,忽然問到「你懂英文嗎?」引來後者的不快,直言「外國語作為做學問的工具,不是拿來哄洋鬼子」相譏。而當鄭氏質問中研院處此「反共階段」,何不多方研究?胡答以「馬列主義不易瞭解,只好他說他們的,我說我自己的」充數。最後,鄭氏以拿人錢財為由,暗諷中研院難有知識和思想獨立之時,胡氏則不答。這唯一的一次見面,雙方話不投機,更凸顯作者個人心態和處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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