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附榮德生像，共224頁。
眾所周知，史學家錢穆(1895-1990)在抗戰結束之後，並未隨西南聯大的解散復員歸返北京大學，而是僻居雲南，隨後又到昆明五華書院及無錫江南大學教書。錢氏選擇在江南大學這座新創的學校並非毫無理由，除了無錫是其家鄉，有「以報鄉里」心態外，更重要乃係敬仰該校創辦人、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榮德生(1875-1952)。據錢穆的回憶錄稱：「其日常談吐誠懇忠實，絕不染絲毫交際應酬場中聲口，更不效為知識份子作假斯文態，乃儼若一不識字不讀書人，語語皆吐胸臆，如見肺腑」，對榮氏深表尊敬，不言而喻。
身為江蘇無錫人的榮德生，是二十世紀知名的麵粉、棉紗商人。毛澤東(1893-1976)曾言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直到現在，榮家仍在中國政經界位居舉足輕重的位置，對地方社會影響甚鉅。這本《樂農自訂行年紀事》，原係他個人私自刊印的回憶錄，僅分贈親友紀念之用，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非惟可推見近代中國實業發展的縮影，也是一部內容相當豐富的地方社會史資料。所謂「樂農」者，乃作者由商轉入實業，事業幾滿半天下，但未嘗忘農，標示以望子孫不忘農，事事勤儉以傳後世。
以下舉幾處我所見《行年紀事》中深具史料性質的地方，嘗試說明該書意義。第一是榮德生雖以經商起家，然清季紳商階層的興起，實為一重要史學之課題，歷來討論者甚多。榮氏以「實官異路」一詞，維妙維肖地點出那時紳商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所扮演的地位與角色。換言之，面臨時代的衝擊下，這群平日倚靠實業起家的商人，地位其實與過去的四民之末大相逕庭，已經兼具「官」的內涵；所不同的，並非從傳統功名而獵取社會地位而已。
其次，榮氏之所以倚賴麵粉、棉紗等實業發跡，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項重大的關鍵。根據書中言及，榮眼見戰爭陡起，更認為民生必需品不可或缺，積極放手發展，故能獲致企業成功。研究中國如何能推展國貨，擺脫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侵略問題，榮德生的例子似乎可窺見當中變化。
再者，關於北洋政府乃至北伐期間的見聞，本書也有幾個例子頗有意義。如稱曹錕(1862-1938)賄選前後，吳佩孚勢力之大，「以居仁堂為辦公處，即清慈禧太后(1835-1908)辦公處，無人可到，足見地位之高，權利之盛」。又像是北伐期間，工人氣焰之高，為過去所無；榮書有言「種種不合理，殊覺難處」，且「出品退化，牌子跌落，作工者不為怪」，可知工運屢屢發生之所自。
抗戰與國共內戰間的社會生活內容，亦是本書描寫的重點之一。榮德生有言：孤島上海裡許多住民，經世變而人心更易，自私者多，直道者少。有的人甚至以謠言賺取暴利，不顧廉恥。即便到汪政權成立的南京政府，各物統制，使得物價飛漲。更增添鋌而走險者想要獲取大利之機會。國共內戰迅速使得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蓋「接收」時俱改為「國營」，並未償還原來擁有的人，造成許多「與民爭利」的說法，更使得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破產。
此外，本書偶有弦外之音，足資見證。譬如在1893年十九歲時，榮氏因學習經商嘗至香港，寫下幾句有關當地的印象：「初見之，如到外國，滿山燈火，可觀者惟三條馬路，名上環、中環、下環，已有上山吊車。公園以西，一片荒山，對面九龍，人亦極少，祇划船來往。夜間出外，必執燈籠，路不拾遺。」短短幾句，也具體而微地呈現晚清的香港景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