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筆生涯二十年

張丕介，《粉筆生涯二十年》，香港：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12期特載抽印本，1970。附錄牟潤孫〈張丕介博士墓表〉，共63頁。
在我讀過的回憶文字中，這本小書算是很特別。首先，它只是一篇長文，登錄作者個人工作的生活經驗片段，不過這並非是有系統的內容，而且放在學術刊物之中。其次，本「書」不完全純粹屬於「回憶」而已，其實還帶有一種類似「反省」的思考。
作者張丕介(1905-1970)，字聖和，山東館陶人。1920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三師範，在校求學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擔任起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聯絡員。此後，張氏歷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重要職務，像是改組委員會兼宣傳部長、「清黨」委員、指導委員兼宣傳部長等職。1928年冬，張前往德國弗萊堡(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大學深造，1935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的他則是平步青雲，先後參加設計連雲港，後又受聘於南通學院農科。抗戰爆發後，張丕介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農業教育委員會專任委員。不久，參與創立「西北農學院」，曾任該院教授兼訓導長及經濟系主任。1939年夏，參與組織華西墾殖公司。1940年至1945年，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其間曾被貴州大學借聘為農學院院長兼農經系主任；又參加創辦中國地政研究所，並任董事兼教育及土地經濟組主任；當選為土地改革協會第一屆常務理事；主編《土地改革半月刊》。直到1949年，張始定居香港，與徐復觀(1903-1982)、錢穆(1895-1990)共同創辦《民主評論》，及亞洲文商專科夜校；後者改名為新亞書院，王任教達二十年，並歷任新亞書院總務長、經濟學系主任、新聞學系主任、商學及社會學院院長等職。1970年5月28日在九龍病逝。
《粉筆生涯二十年》寫的是從南通學院開始的教學經歷。作者約略劃分為五部分：「濠上一年」、「西北去來」、「雲貴高原」、「從南泉到湯山」、「飄零篇」。當中有若干充滿史料價值的部分。第一、張氏回憶到自己初次教學的經驗，由於主要學習的內容都在國外獲得，一旦回國執教，為求易懂和吸引學生，不免將歷經「知識中國化」的過程。尤其是社會科學的部分，用他的說法，係一種「歸化」的方式。譬如作者言及，最初乃採用翻譯，嘗試想要把外國的知識經驗運用到中國來。然而，卻必須大量蒐集中國的資料，以做為內容。類似張的經驗，我記得蔣廷黻(1895-1965)、何廉(1895-1975)都有過，不可不說是那時留學生的普遍現象。這樣的「知識轉移」過程到底帶給近代中國多大的影響？相信這是一處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
第二處可以留心的問題，是1930-40年代戰爭期間的教育銜接。作者張丕介在這段時期，曾經參與「西北農學院」，感觸尤深。像他說到，受到戰事影響，沿海學校被迫遷移至內地，導致人事關係空降，派系糾葛不清，這些都進一步使得政府公信不彰。加以教科書教材缺乏、教員生計難以維持、訓導制度的出現等因素，結果均讓學生普遍對執政統治者的印象不佳，埋下日後學潮迭起的後果。研究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史課題的學者，此亦為相當有意思的內容，值得細思。
當然，張氏在戰爭期間國家政府對於邊疆問題的思考，也是本「書」很精彩的部分。例如他有西北調查旅行，撰有《墾殖政策》一書。由於參與戰爭與戰後土地問題的討論，地政也是他相當關心的課題，曾有相關的書籍和翻譯。可惜的是，這些在國共內戰激化下完全毫無用處，亦是國民政府挫敗的主因。
張丕介在書中最後一部份，簡略談及《民主評論》的發刊與新亞書院的創始；雖然內容不甚詳細，可是做為1950年代香港傳遞中國文化傳統的一處園地，讀者不妨由此繼續探索，追尋蛛絲馬跡。

我一生的經歷

王紹齋，《我一生的經歷》，出版項不詳，1993。附照片兩張，共39頁。
最近因為政府即將撥放消費卷，各行各業蓄勢待發，紛紛提出促銷方案，鼓動消費；於是社會上有少數的幾位文藝人士，也來呼籲「以卷購書」。買書固為好事一樁，但要真正能碰到有好書來買的機會，恐怕還不算太多。當書友唐老闆刻正在他鄉書肆狂覽群書之際，碰巧在上週我也值此良機。於是乎，痛下斥資選了數本，準備過年時在家細讀。《我一生的經歷》即是當中新購進的一本少見的回憶錄。
作者王紹齋(1904-1993後)，原籍浙江紹興，自祖父時代便已寄居於江西南昌。本書約兩萬五千字，詳載王氏個人經歷，其中不乏有趣的過程和價值的史料。例如，作者就讀的心遠中學，校長即知名的熊育錫(字純如)。熊為嚴復(1854-1921)學生，1910年代末期兩人論學書札，後來經《學衡》刊出，屢引轟動。1932年，中日兩國外交緊張，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王氏任市長吳鐵城(1888-1953)麾下秘書，負責「公民訓練」，即秘密進行召集壯丁之意。書中還談及上海成為「孤島」時的敵後活動。
1940年，王紹齋轉往後方重慶，至中央信託局服務，期間曾奉調中央訓練團受訓。作者也提到重慶的鼠虐之患，幾乎生活受其影響；而一般人家中豢養貓隻，更不敢讓牠吃鼠，因為老鼠身上細菌極多，恐食後暴斃。這種情形也進一步造成貓隻身價扶搖直上，成為有錢富人的新寵。對抗戰後方的生活史而言，此不啻為野史之一章。
另一值得留意的是，作者長期與俞鴻鈞(1898-1960)共事，深知其人性格，有《俞鴻鈞傳》可證。但本書也提到俞氏對張靜愚解職一事，導致日後和陳誠(1898-1965)產生芥蒂。後來1958年，俞任行政院長拒絕監察院約詢而被迫辭職，根據王的看法，也與陳的交惡不無關係。

七十回憶

李喬苹，《七十回憶》，臺北：作者刊行，1964。附照片若干，共80頁。
談起李喬苹(1895-1981)這個人，知道他的生平經歷者或許並不太多；但若講到近代對中國化學史料的發掘、蒐集、整理與研究，李可謂有開先鋒之路的貢獻。其一生著作：《有機化學工業》、《無機化學通論》、《中國化學史》、《中國近代化學史料》等書，尤其是教科書《高中化學》、《初中理化》，曾多次再版，對臺灣中學的化學教育，影響甚鉅。
李氏是福建閩侯人，其父李世暢為閩浙總督署總書。他自幼聰穎好學，11歲入閩侯西城小學堂學習。1909年小學尚未畢業時，就考取福建三牧坊高等學堂(原全閩大學堂)。該校分文、實兩個學科，他上了實科的預備班，次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升入正科。為振興中國工業，他立志學工，於是年秋，同薩本鐵(1900-1987)、孫昌籛等人北上求學，考取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學習應用化學。1915年7月以優秀成績畢業。此後改用喬苹名。
《七十回憶》還記載了許多以往未聞的軼事。譬如：有關1916年北京舉辦第一屆的文官考試情形，作者曾參與其間，後來他默記考試題目為「通其變使民不倦說」及「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論」。據本書所稱，當時一般民間風氣，仍未脫科舉的「遺毒」，兄長見作者順利通過，皆目之「已得官」。其次，1937年7月，北平、天津兩地相繼淪陷於日軍之手，李喬苹率家族身隱故都。本書敘及他與同時期的知識分子忍辱偷生的歲月。由於這項因緣，遂使李氏日夕寖饋於北平圖書館，結果寫成《中國化學史》一書。在抗戰結束的前夕，英國人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與作者有機會結識，也每每對其化學史知識，深深吸引折服，讚譽有加。此也促使《中國化學史》英文版的誕生。
再者，書中提到內弟陳聲聰(1897-1987)，亦為福建閩侯人，即撰寫《兼于閣詩話》，1930年代與湯用彬一齊編寫《舊都文物略》的那位。這是讀此書時意外的發現。
本書係由網購而得，雖薄薄一冊，然索價不斐，要400元。所幸網路略查，圖書館大多所藏為作者化學著作，此回憶錄尚不可多得。

八十自述

繆任樑，《八十自述》，臺北：譚四強等刊行，1985。附照片12頁，共113頁。
繆任樑(1905-1995後)為廣東五華人。父親曾任梅縣地方法院院長，大概受到家風所影響，繆氏也選擇以法律就讀；後來1931年，繆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法律系，服務於軍、政、法界。當時在他同學中，還有日後成為中華民國第六任副總統的謝東閔(1908-2001)。
1932年夏天，由於同宗繆培南(1895-1970)刻意栽培下，作者於是奉調為國民政府第一級團軍第一教導師政治訓練處訓育科長。在1936年「寧粵分裂」結束後不久，廣東方面奉命組織軍事考察團，繆任樑也參與其中。途中他曾至山東濟南，本來素聞省府主席韓復榘(1890-1938)的治理甚有規模，然繆氏親見卻覺並非如此。據《八十自述》稱：當時韓氏見面時頻頻咳嗽，且隨意吐痰於地氈，令其頗覺「為一省的主席，歡宴場合，應宜莊重，表示敬客，而不講衛生禮貌，似有藐視客人之嫌，也失了其本身的尊嚴」，以小見大，預知將來韓必誤事。
抗戰軍興，繆氏旋即擔任軍務工作，身兼第十二集團軍業務會報和總理紀念週的紀錄。從作者書裏所言：戰爭之際，日人為刺探軍情，四處尋訪網羅情報，甚至還有專門收買文字紙籮等廢紙，藉由蒐集字紙研判軍情。1945年3月起，繆晉升為少將參議。未幾，日本戰敗投降，為了因應廣東東江地區軍事的管理，作者於是受命洽商接收事宜。1946年初，第三補給區接著成立，繆也負責軍用物資的運送和配給工作。
如此補給的工作，長達一年後始奉令裁撤。繆任樑於是轉任司法工作，擔任廣州高等特種法庭審判官。此一新設的司法機關乃為「適應戡亂時期各地需要」，審理重大刑事案件，如叛亂、匪諜、搶劫，甚至有關擾亂治安金融等。書中所舉的是1948年1月，廣州市民抗議香港政府勒遷九龍城民房事件，結果審判決定「依法公訴不受理」成立。該事件雖平和落幕，卻也顯現國共內戰酣熱之際，法律層面如何波及政治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和影響。

汪宗海人生八十年

汪宗海，《汪宗海人生八十年》，臺北：福聲出版社，1988。附個人照片一張，共38頁。
本書又名「汪鯤八十自述」。作者原名汪江水(1909-)，福建惠安人。這部篇幅甚短的小書，雖然以「八十」為名，其實記的主要是抗戰期間的敵後間諜活動。由於汪氏父親曾參與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因此藉由長輩的人際關係，1934年時作者加入廈門剛成立的「水警第二大隊」，擔任特務長一職。嗣後，因「七‧七」事變發生，水警隊撤退改編，汪改加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閩南站，成為行動組隊員，長達七、八年之久。這段期間的工作，乃奉層峰命令，進行掌握「淪陷區」的情報，破壞敵人軍事活動，並刺殺「漢奸」與日軍敵酋。
書中曾談到幾次「制裁」敵後「漢奸」及日人事蹟經過，如：1939年9月12日陸軍特務機關長田村豐崇(1904-1939)案、1940年1月8日黃蓮舫案、1940年3月21日殷雪圃案等，均可知廈門地區的間諜內容性質。然而對汪宗海而言，最值得稱述的諜報工作，係刺殺日人澤重信(1900-1941)一事。據書中指稱，澤重信為日本派駐華南地區特務工作的最高負責人，能操閩南語，對閩南當地深諳事務，並結交廣泛。初由臺灣總督府派往廣東及東三省，參與情報蒐集活動，後來調升為駐廈門特派員，以「全閩新日報社」為機關。因為該人頗有計畫促成「華南國」之準備，故重慶國府命令限期將他暗殺。汪氏承接該命令，籌畫許久，終將澤重信擊斃。此事轟動一時，一位遜清的進士林騷還特意撰寫對聯「五步濺血笑大索，一鳴驚人氣有餘」來褒揚。其中相關過程，俱在本書詳細描寫。換言之，以做為敵後間諜活動史之參考，這也是一部值得閱讀的書。
我手邊的這部書為作者簽贈本，寫有「翼雲先生留念 汪宗海敬贈 七十七年夏」等幾字。

老古董

唐魯孫，《老古董》，臺北：大地出版社，1980。共276頁。

這其實是系列叢書中的一部。作者唐魯孫(1908-1985)，原籍長白，寄籍北京，為滿洲鑲紅旗人。他是位相當博聞強記的作家，擅長描寫美食，成名作包括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三天的〈吃在北平〉。由於生在清末，故能從族人口中得知許多滿清大內的種種事物，化為文字，如數家珍地娓娓道來。1976年起，唐氏陸續寫就《中國吃》、《南北看》、《天下味》、《故園情》等小品文書籍，深富趣味；尤其關於北京社會生活的點點滴滴，最令人難以忘懷，當中甚至不乏珍貴史料價值的見聞。

本書《老古董》，敘述的即是民國初年北京各項掌故軼聞，還有許多難得的旗人生活面貌。諸如「紮絨花」這項手工藝裝飾品，有分「細作」和「普通」兩類；後者多提供廟集一般人購買，前者則是王府、勳戚、名門之用。即連上海的杜月笙(1888-1951)，以戲曲著名的梅蘭芳(1894-1961)，都是其愛用者。另外民初北洋政府的「早衙門」情況，於六、七、八月一律只在早上七點到下午一點上班工作。等到時間一過，公務員多半不願頂著火毒的太陽返家，反倒是各自尋求品茗和納涼，以度炎炎酷暑。西鶴年和同仁堂兩家著名的中藥鋪，作者也有非常詳盡的內容介紹。

在描寫有關北京旗人的生活裏，我最有興趣的是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的各種傳說。像是書中說他喜愛養小狗，乃源自清廷宮內養狗的風氣使然；甚至因為英文老師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緣故，曾養有十多隻洋狗。另外，莊士敦為傳授遜帝英文，也想出「英文字接龍」的益智遊戲，方法是隨便以一本英文書，找某字為代表，開頭的人舉該字最後一字母，負責接下一字的人，必須舉此字母為先的單字，如此直到輪到的人接不下去為止。至於簡單描述清東陵被盜經過，唐氏以寶熙(1871-1930)的《東陵日記》原蹟印本改寫，讀來文字引人入勝，即使沒看過原文的人，亦能從本書雋永的文字書寫裏窺知一二。

還有兩段軼事，未必係屬真實，可聊備一格，以供參考。一是有關李蓮英(1848-1911)傳說，說著名飯館「東興樓」乃其投資股權之店；又謂溥儀大婚時，為縮減開支，裁撤御膳房，改由「東興樓」包飯。李氏於清室易屋前夕即告死亡，此則見聞容或不確。另一則是關於清遺民劉世珩(1875-1926)之子劉公魯(1901-1937)，平日喜歡蒐羅小型唾壺，藏有百餘隻之多。

黃炎培日記摘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黃炎培日記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共209頁。

兩年前，有位中國的朋友告訴我：刻在整理將出版的黃炎培(1878-1965)文字裏，其日記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值得留心。沒想到，這一晃已經超過兩年，卻還遲遲不見出版。今年六月自己在搬書之際，無意間想起之前曾買到的《黃炎培日記摘錄》，於是隨手讀來，深感興味，值得在此推薦。

黃是江蘇川沙人，畢生奉獻於職業教育的工作。後來他參加政治活動，最令人的醒目就是在1941年時，與沈鈞儒(1875-1963)、張瀾(1872-1955)等人共同籌組發起「中國民主政治同盟」，嗣後更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在共產黨在中國勝利、國民政府輾轉遷臺後，黃氏初係居留在香港，後來則受邀返回北京，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民主」人士的代表。這部《黃炎培日記摘錄》內容，主要乃關於1937年至1949年間思想和活動，特別是國民參政會的活動與議案情形尤多。

綜觀日記，可以藉此窺見一位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洪流和環境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譬如言及黨義∕主義對近代中國民眾的生活危害之深，然國府卻屢以實施「訓政」為由，將三民主義視為最高鵠的，並且罔顧民權的意義。蔣介石便在於國民參政會嘗有發言：「學校機關勸人入黨是好意，入黨是國民義務。憲政實行之後，當然是多黨制，但訓政時期則否。各黨派只要不違反三民主義，政府定扶助之。」如果對照到現今臺灣社會瀰漫一股以黨領政的氣氛，不禁要覺得彷彿是歷史悲劇的重演了。

至於戰爭期間，軍官∕軍人的地位提高，權勢擴張，導致風氣敗壞，也是頗值注意的現象。這樣的情形甚至讓原本屬於施教環境的學校，幾乎淪為政治教條與宣傳的場域，有人即提到當時辦學之難有三：一為軍事教官之驕蹇，二係黨部與三青團間排擠，三是經費甚窘，無從獲得。觀乎前兩項，頗能見得政治力影響教育園地。而且壓迫愈深，反使一般百姓噤若寒蟬，無意參與政治，遂有離心離德的情況產生。黃氏日記記載成都茶館酒肆尚有「莫談國事」之禁條，可見情形一斑。

此外，「黨化」的現象還影響到學術圈。朱家驊(1893-1963)任中研院院長，早為時人詬病，日記轉述傅斯年(1896-1950)的話，說「公推三人候選，請政府擇一任命。政府則派朱家驊，以其為黨員，而三人非黨員也。」相信現存的「傅斯年檔案」定能顯示此事件始末。又書中有親訪共區延安之始末，可與作者另一本《延安歸來》相互參照；戰後的「清查敵偽財產團」，頗令人質疑，蓋因無須接受參政會或立法機構審查，有人疑為主事者係軍政大員，或黨國要人緣故；商人走私渡黃河，必先賄賂守軍，不料共軍喬裝走私商人，竟一舉殲滅地方守軍。諸如這些許多點滴，不啻可做為研究1940年代中國的參考，亦能見當時社會情況。

孫元良詩存

孫元良，《孫元良詩存》，臺北：張萬明刊行，1994。隨書附圖若干，共84頁。

前些時候偶在書店見到《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係由某家出版社再版。有書商願意賠錢來經營文史書籍的流傳，可謂功德無量，善事一樁。於是遂又憶起自己去年曾在中研院圖書館裏讀到另一本奇特書名《地球人孫元良日常事流水記》。我自己則有次跟唐老闆到「古今書廊」開張的新店中尋寶，也見到孫元良(1904-2007)的詩存，經過網路查詢，僅中壢的中央大學圖書館有藏，甚覺珍貴，故特此介紹。

孫氏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四川華陽。他的一生多采多姿，是黃埔軍校和國民黨歷史的寫照，不但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還曾參加過北伐、抗日、國共內戰等重大戰役。中華民國政府曾頒贈陸軍二級上將，不過有個綽號「孫飛將」，乃共黨諷刺他不以逃跑為恥。孫氏後代也相當知名，其子孫祥鍾，即藝名「秦漢」的電影明星。

《孫元良詩存》乃隨詩有「附記」，當中有兩則深具史料價值。藉此舉出略為說明。第一例是〈戰白雲山〉，記黃埔軍校東征之役。作者時任第一旅第二團第一營第一連的上尉連長，詩作以寫實的方式呈現。又有〈悼廖黨代表二首〉，孫氏當時以腳疾住院，廖仲愷(1877-1925)被刺殺之初，也是最先目睹其遺容之人。

春泥館隨筆

黃曾甫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室委員會主編，《春泥館隨筆》，長沙：編者印行，1990。附作者八十肖像一張、勘誤表，共205頁。

此書原為《長沙文史資料》增刊，共分四卷，分別題為「雪泥鴻爪」、「前輩流風」、「湘故軼聞」、「藝海鉤沉」。作者黃曾甫(1912-2001)，長沙人，同時是一位實業家和文史專家。他在1935年自湖南大學畢業後，歷任中學教員、隱儲女校校長、《湖南戲報》主編等職。抗日戰爭初期，黃氏任長沙市戲劇界的抗敵後援會主席。40年代後，先後合資在長沙、貴陽、重慶經營捲煙廠、火柴廠、錢莊等，任董事長、總經理、廠長等職，曾任長沙市私營煙廠聯誼會主任、長沙市商會常務理事。1949年，面對國共內戰情勢，黃則選擇參加湖南的「解放」活動。1950年任長沙市工商聯籌委會秘書長，次年將所經營的湘中火柴廠捐獻給長沙市人民政府生產教養院。後在市民政局、文化局任職。1957年錯定為「右派」，直至1978年始遭平反。晚年時，黃曾甫從事文史研究，曾任長沙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兼職副主任，是民建長沙市委顧問。

《春泥館隨筆》是一部地方耆老記載湖南省的筆記著作。「雪泥鴻爪」主要是描述當地地方名勝，像是城隍廟信仰與各地「八景」；又包括名人舊居，如革命元老黃興(1874-1916)的故居與祠堂。「前輩流風」記載作者親見親聞的名人掌故，內含政治的譚延闓(1880-1930)、馬寅初(1882-1932)、唐有壬(1893-1935)，學術的楊端六(1885-1966)、周鯁生(1889-1971)，報界的劉鼒和(1870-1929)，法界的陳長簇(1876-1960)，商界的曹商隱(1894-1965)等。「湘故軼聞」則涉及社會現象，如最早在長沙設立的鄉村女學堂、國民革命軍的〈會師武漢歌〉。最後的「藝海鉤沉」，寫的是關於影劇往事，包括京劇、湘劇、新式話劇、昆腔等人事物。

除了增添吾人對湘省地方清末民初的文史情況瞭解外，我覺得書中最值得參考之處，是關於1920年代「北伐」的內容。眾所周知，湖南在「北伐」期間因共產黨屢屢發動農民暴動，所以受創最鉅。由於當時作者還只是一名在私立青年中學就讀的學生，故於社會上發生若干事情和印象，能以平常的心理敘及，且相當深刻，故在隨筆裏娓娓道來，頗可吸引讀者。

還有一則何鍵(1887-1956)治理湖南時採用「游行廣告稅」的內容，讀來相當令人噴飯。所謂「游行廣告」者，泛指任何可以達成宣傳效果的「廣告」，皆須按規定繳納稅金：如以人肩負廣告牌示、馬車或汽車上有廣告字樣等，均一律必須納稅。此舉惹來不少民怨，也顯示當時地方軍系如何籌資財源，可見一斑。

可惜此書的訛字甚多，有不少重大錯誤。如標題「劉少少誓不帝表」，讀該則的內容可知係為袁世凱(1859-1916)洪憲稱帝一事，應為「誓不帝袁」才是；又如將中共早年創黨名人鄧演達(1895-1931)的「演」字，誤植為「滨」，類此甚多不一而舉。

湘雅摭殘

不著撰人，曾卓、丁保赤標點，湖南圖書館藏，《湘雅摭殘》，長沙：岳麓書社，1988。共858頁。

湖南非但有多位名人之外，該省由於文風薈萃，亦孕育不少的學者詩人。我手邊的這本《湘雅摭殘》，就是登錄有清代道光至民國初年，由文人詩詠的作品八千首舊體詩史料集。據該書的「出版說明」指稱，編者對於所錄各詩家的身世、經歷皆有所說明，其中的內容不乏涉及太平天國、義和團、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自立軍、辛亥革命、洪憲帝制及民初軍閥割據等情形，或親躬其役，或多有耳聞；有許多文人的詩集雖然無從得見，但透過本書的抄錄，卻可以留下痕跡，還有重要史實。

雖然傳統社會文士的舊體詩，篇帙相當眾多，而且內容經常難於窺探，非有相當的古典知識素養不可。但我私意認為：若是有人可以披沙檢金，找尋當中深具意義的部分，不妨亦能提供偌大助益。像是本書便具有如此功能，我自己曾因而獲益甚多。此處略舉幾位我所得見的清遺民說明。第一位是長沙人黃昌年，曾任光緒年間翰林，書中說他「鼎革歸里，高隱深山，不履城市。惟愴懷故園，感傷時亂。」載有〈新萬古愁詞〉，堪稱詩史。內云：「錦繡神皋，卻被那眾乖龍無端翻攪。新簇簇，戴一頂洋裝帽，提一個軟皮包，說是國民榮耀。程度也增高，要這虛矯。新進士你作甚麼偽經考，名孝廉你創甚麼國民報，老狀頭你上甚麼荐賢表」，「南北郊，吹洋號，東南陵，修鐵道，學堂齊設大中小，殿廷也要個指揮刀。游學生，拿腔調，警察兵，苛屎尿，無非剽竊外國的皮毛」，語帶諷刺形容那些清末新政下百官與社會各界醜陋的樣態。黃並在民國後曾經任職「船山學社」社長。

另一位陳嘉言(1851-1934)，係衡山人，民國後也參與「船山學社」，卒年八十餘。辛亥革命後有多首詩作述說自己心境，如〈辛亥冬自漳州棄印還湘舟泊昭潭〉有句曰：「東陵明歲瓜田守，故國新添一老農」；〈辛亥冬月感作〉云：「睡起西山滿蕨薇，今人歌笑昔人非」，充斥黍離之悲。

還有位湘鄉人傅毓湘(1845-1922)，據稱「鼎革歸里，不聞理亂」，生前自定葬地，並撰墓聯云：「梅花明月幽人宅，蘭芷香風故國魂」，並有〈過栗里懷靖節〉，以效陶淵明(365-427)自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