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

張挺、江小蕙箋注，《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附錄：江紹原致周作人信，共451頁。
本書原先是在《新文學史料》中連載發表，內容為周作人(1885-1967)於1925年至1936年間，陸續致江紹原(1898-1983)的信件，共約110封。書中有四點我想提出來談談。
第一、關於「北伐」後故都北京教育界的接收狀況，兩人書信裡對此表達不滿和交換意見。譬如「北平大學」的成立，將原來北京大學及其他學校合併，頗引爭議，「平津等黨部反對大學區制」。對於南方軍人北來後跋扈的情況，周氏更是直言：「丘8橫行，更甚于張老帥時」。
其次是對蔡元培(1868-1940)等新文化運動名人的態度。周作人認為：1920年代的蔡氏早已脫離了身為知識階層的品格，說他喜於做官；而深入北大校務之際，「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即是顯例。胡適(1891-1962)則是當時北京大學的「太上院長」，身居北大要職，用人需通過其意見。至於顧頡剛(1893-1980)的學問，本該有所成就，但為人「喜任事以至僨事，殊可惜也」。周氏的觀察，在今日後見之明看來，似乎有若干印證。
第三處我覺得深具史料意義的，是兩人對民俗學的認識與學術交往，書信也能略見梗概。當中有多處文字，涉及周、江二人對人類社會民俗的體會和討論，係探究1920-30年代民俗學在中國學術史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最後，周、江兩人通信時因分隔兩地，頗能嗅出南北對時事問題的差異。大致看來，周作人雖身處北方，但始終頗有忌憚，反不若江紹原在南方(廣州、杭州)的自由度高。觀察周氏的信，為求避免通訊檢查造成任何結果，屢以暗號展示，而江氏則是毫無隱瞞，直言無諱。
除了信的內容外，最吸引我個人的地方，則是這部書首附有周作人書信印鉥，像是「會稽周氏」、「苦茶庵」、「山上水手」、「知堂禮讚」、「難明白」等印樣。這些字體相當細緻，也同樣反映了周氏生活的另一面：冷淡中帶有豐沛的熱情感。
結束本文前請容我說明：最近由於忙著撰寫會議論文與他事，故暫緩介紹自己藏書。書友唐老闆屢以「硯台無墨」譏之。值此唐老闆博論口試之日，趁勢宣告復出行筆，也順祝他一切答問成功，攻無不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