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軺小記

楊亮功，《星軺小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共133頁。
這部小書所記內容是抗戰期間(1938-1944)奉使巡察紀行之作。作者楊亮功(1895-1992)，名保銘，字亮功，安徽省巢縣人。1920年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1921年任安徽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後留學美國，兩年後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1927年獲紐約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年返回中國任河南開封第五中山大學教授兼文科主任，6月並任胡適主持的吳淞中國公學副校長。1930年任安徽大學校長。1931年因開除學生引起風波，轉任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1933年擔任監察委員。中日戰起，楊氏擔任皖贛監察使，由於地處戰區，重要城市及交通路線多陷敵軍日人之手，他奉命前往探查民情輿論，先後共四次。
《星軺小記》雖為日記的方式記載，可是接連提及地方社會在戰爭期間發生的各種實際情況，包括國家政府如何來進行控制等相關問題。我讀了本書後，有如下印象：首先，地方政府往往為求自保，經常違法收捐徵役，引來嚴重的民怨。譬如書內萬載縣當地，壯丁的訓練多在農忙期間舉行，有失古人不違農時之意。楊亮功對此表示：「予沿途所聞所見虐待壯丁之事，不一而足，中央既鞭長莫及，予屢向地方軍政當局建議，亦殊少效果。」第二處值得留意的地方是關於地方軍事武力。本來，散兵游勇原為穩定社會的主要助力，然而歷經戰爭紛亂，卻反而成為破壞秩序的主要來源。書中屢言邊境伏莽為患，又稱有某補訓團，近駐山口，紀律甚壞，地方苦之。過去形容「夜不閉戶，雞犬不驚」的情況，現在亦復如此，但卻是「已無戶可閉，亦無雞犬可驚」，即因地方軍隊肆虐後結果。換言之，真正造成動亂的未必全是日軍帶來的人禍，反倒是潛藏在地方的軍事武裝組織。
再者，在空間政治學的因素下，戰爭也促使出現所謂「三不管地帶」，並產生前所未見的社會改變。像是為求躲避戰亂，昔之荒村反成今日新市，變為百姓聚集之所，如沈邱、臨泉、太和接壤之區，本屬偏僻小鎮，戰後已成為通商巨城；又如身處省境交界的居民，往往因為戰事帶來行政區域的重劃，致使人民心生不滿，省界糾紛而起，婺源一地即是其例。
最後一點有意思的地方，是關於「淪陷區」百姓的心態。楊氏在日記中提到多處來自「維持會」人員轉述：自己並非願做漢奸，實乃受制於環境所迫使然。言下之意，頗有兩難，既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又得免於蒙受出賣國家之譏。某次，有位「淪陷區」的老婦煮茗待客，作者給紙幣五元，結果婦人堅決拒收，並言：「諸先生為國宣勤，今一杯水猶欲取值，將以老婦人為漢奸耶？」可見「漢奸」一詞之污名，人們每欲自清，成為這些模糊地帶亟待釐清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