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難餘錄

劉禹輪，《患難餘錄》，臺北：清流出版社，1973。共170頁。附照片若干張。
有關陳立夫(1900-2001)親筆撰寫封面題籤的書，我也蒐到過幾本。就我的印象中，陳氏屢為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題字，因此還頗為常見。記得十年前，太座的前老闆也曾親向陳求得潤筆，並表褂於辦公室的牆上。那時我總覺得此人的字實在不怎麼樣，卻不懂為何有那樣多的人有興趣？直至現在，仍時時感到如此。
劉禹輪(1904-？)，廣東大埔人。早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在家鄉組反共自衛團，後就讀廣州中山大學畢業。1936年，劉氏離粵入京，擔任中央黨部組委會，負責僑區黨務。1939年，奉命接任廣東豐順縣縣長，直至抗戰勝利。勝利復員，劉以地利之便，執教並兼任私立華僑大學總務長，到1949年9月逃離廣州，改至香港，後又轉徙臺灣。晚年在苗栗從事教育工作，擔任後龍初中的老師，又接辦苗栗商職。
這本回憶錄寫得相當簡略，約有幾處可談。首先，作者因為長期擔任教職，故多語及年幼時教育狀況，頗可參考。譬如，民國初年師資貧乏，學校除少數一、二位外，均係私塾出身，無法講授算數及自然等科，唯有國文而已。最值得談的是1930年代的中山大學，劉氏非但是該校學生，也加入反共行列。他的敘述也能夠看到早期的國共爭鬥。第二，作者提到中央訓練團第一期受訓情形，學員在結束後分派各省市，負責民眾動員事宜。嗣後，劉氏便奉令至豐順縣視事。我認為那是戰時國府進一步擴大內政統治正當性的方式，深值注意。有意思的是，豐順位居粵東，緊鄰日軍「淪陷區」，可謂為「前線」，既有日軍的侵略危險，又有共黨的游擊迫擾。
此書外間尚不易見，僅印1000冊，且無側標顯示。我查了一下網路的「臺灣大學圖書館整合查詢服務」系統，僅發現高雄中山大學圖書館有藏而已。在此也要順便感謝古本書店主人小高，因為他多方地努力尋書，才能留下諸多文化遺產，供我們這些蠹魚以解書饑。

老君廟的故事

劉默，《老君廟的故事》，臺北：華僑文化出版社，1979。附照片若干張，共266頁。
另一位經常替書名封面題籤的人，是張大千(1899-1983)。記得小的時候，某家無線電視台有個節目，以倡導及推動社會善良風氣為主；該節目的名稱即請張氏公開題名，並在每次節目開始之前播放，令我印象頗為深刻。而民初書法界有所謂「南張北溥」的說法，可知張氏的書畫，亦堪稱一絕。這次所介紹的《老君廟的故事》，即由張所法書題字。
本書作者劉話難，生卒不詳，「劉默」係其筆名，晚年居住在臺灣苗栗，嘗任私立聯合工專副教授。書中講的是關於作者在抗戰期間於老君廟工作的點滴紀錄。眾所周知，該地以生產石油著名；早在1936年時，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1888-1985)便和美國美孚公司(Mobil Co.)洽商合作開發西北五省的油礦，後來美孚派員探勘，調查認為希望不大。1938年，由於國民政府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沿海油運無法進行，加上需求油料孔急，遂決定成立甘肅油礦籌備處，對玉門油礦進行探勘，沒想到竟在老君廟處發現石油源頭，開創舉世瞠目的輝煌成就。玉門油礦結果提供了戰爭期間西北後方運輸最重要的維持工作。搭上這班採油的列車，劉氏於是成為早期來到老君廟的第一批人士，見證了此一歷史的時刻。
劉話難以一位油礦同仁之姿，寫下許多豐富而有趣的見聞。譬如說，身處西北邊區，大批外來的採油者，必然會引起當地原住民的反抗，故有哈薩族結隊出沒，任意搶劫行商車輛，「西北人之怕哈薩，猶如北方人之怕狼」，確為真實寫照。同時為了因應政府派員前來採油的這群人，諸多相關措施及政策，透過作者筆下也能瞭解一二。像是蔣介石(1887-1975)曾在1942年8月底蒞礦視察，顯見重視之意；又邊區物資供應不易，探勘人員的糧食接由省府撥給，並按官價，是以遠較民間社會便宜；為了平撫單身男性前來工作，油礦籌備處也招考女性醫護、家政、技術人員，藉以沖淡性別失衡的問題，也發生許多愛情故事，締結不少婚姻。最令人深富趣味的一段，提到老君廟山上第一宿舍，其第一號房間，素為光棍結婚專用，據稱至到戰爭勝利前，已有近二十對的新人出入該舍。
除了描寫老君廟採油的工作外，這部書也紀錄下很多不知名的「油人」故事，包括他們當時日常生活起居、休閒消遣、乃至於辦報活動等。值得注意的是，這群「油人」日後還成為國民政府「接收」時很重要的技術人員。例如，抗戰勝利後，東北和臺灣石油工業之接管，多半與他們有關。作者即是隨著特派員孫越崎(1893-1995)調往東北，負責將原來的鞍山和阜新煉油廠「接收」。
作者在本書各篇文章均係獨立寫成，彼此間雖互有重複，但大體可讀。由於在老君廟工作期間，劉氏得逢至敦煌石窟洞遊覽，結識張大千，故而爰請其題籤書名。

從軍三十年

劉子清，《從軍三十年》，鳳山：黃埔出版社，1954。共224頁。
在我蒐書的記憶裏，有幾位名家經常為人書寫封面題籤，于右任(1879-1964)算是最常看到的之一。幾乎許多民國時期的軍政人員，都不免會找他來替自己撰題書名，增添光彩；而他的書法，也因此飽受許多藏家的喜愛。這本《從軍三十年》，便是我所藏的其中一部。
劉子清(1905- )，江西樂平人，黃埔軍校第2期步科畢業。他的一生主要係在軍旅方面，抗戰時曾擔任川陝鄂邊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第四十四軍政治部主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一廳副廳長。後來1949年到臺灣，任國防部中將參議，1964年退役。
本書敘述了劉氏早年入黨和參與軍事戰役的經過，由於身為第2期黃埔學生，身份特殊，故其經歷可視為瞭解黃埔軍校生活的一重要側面。舉凡東征、北伐、抗日，黃埔軍系究竟扮演何種地位和角色，不妨從書中可略知一二。此外，此書亦能做為國共早期內爭的一部信史，尤其是政治部的宣傳工作，劉子清著墨甚多，儘管有其立場，卻頗能窺探日後國共消長之關鍵。
我試舉幾例，說明該書意義之所在。首先，在黃埔軍校初辦時期，學校招考新生往往只能倚靠兩種管道進行：一是各地的秘密黨部組織，一是假借城市中的學校，舉辦招生考試。像作者即是先行在家鄉入黨，然後逕至上海大學報考，最後至廣東受訓。可以說，這幾乎是當時吸收鄉村過剩勞動人口，投入軍旅的主要方式。劉氏便提到：他到廣州後，對每隔一兩條街就有「總司令部」的情況，頗感訝異。我的理解是黃埔軍校既是從類似的手法中建立起來，而黃埔軍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更由於主義信仰的政治宣傳之故。
其次，作者喜愛文墨，書中屢錄有所做詩詞若干，皆與時事環境有關。例如，在抗戰前，劉已至陝西、四川等地考察，寫有〈夏日苦雨〉，反映自己身負政治宣傳任務，然而遭川軍領導人劉湘(1890-1938)所擯斥，無從完成中央命令的苦悶。又有〈四十初度有作四首〉，寫的是抗戰在後方重慶平居讀書之樂，卻又顯示自己政治生涯遭受冷落之意。〈抗戰勝利後由漯赴漢車中錄三首〉則預估中日戰事結束，另一場亂事即將興起，作者也親歷徐蚌會戰悲慘的一幕。
最後，身為國民黨軍要員的劉子清，曾記敘大量有關抗戰的檄文和資料，尤其是《在前線八個月》，親述了自己1938年5月25日自成都出發參加武漢保衛戰的經過。在該文中，他引用大量戰地的記錄，如實地反映了當時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情況，結果之後有意出版，卻在審查中以「語句間尚有欠妥之處」，「對我軍敗退之情形暨散兵軍紀之不良以及政工人員之不能吃苦等，似文嫌有過甚之處」各項原因，被國民政府委員會政治部禁止出版。此事後來也記載於本書之中，劉氏言「當時以種種的考慮，並未出版，至今還留在書箱中，讓它發霉。」不過，這一批未曾面世的文稿，卻出現在最近的北京中國書店，等待拍賣(引自網頁：http://www.zgsd.net/p_73182.shtml)，未知何故？該批文稿另外包括有四幕話劇劇本〈前途〉及《論文存稿》、《雜著存稿》、《清園詩稿》、《愚者之見》等6部份，均為作者於1936-1938年所著。值此憑弔劉氏之際，甚望有心人能多加留心這批資料，還諸歷史真相。

西潮

蔣夢麟，《西潮》，臺北：中華日報社，1959。附最近照片3張，共210頁。
講到封面書名題籤，自己倒是有一本書值得談談，就是眾所周知的《西潮》。此書有多種刊本，充斥於市，我自己手邊即有兩種。除本書外，尚有比較常見的世界書局版。但必須提出的是，本書的版本外間非惟少見，而且可能還是作者來臺灣後所認可的版本。原因無他，蓋書的封面「西潮」與「蔣夢麟著」，便係由蔣氏親筆所寫。證據是來自我所得到的這一本，內有作者毛筆簽名，與封面字體如出一轍。
按理說，這部書的內容可謂人盡皆知，許多的讀者早在中學時便已讀過，並無介紹的意義。不過，最近幾年來我卻覺得情況好像並非如此。往往自己在教書的時候，偶爾會提到該書所呈現的歷史重要處，卻發現學生們的態度是聽者藐藐，毫無干係。究竟是他們的程度降低了，還是本書實際上已經脫離現實環境的需要？抑或處於今日高唱「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當代社會，「西力衝擊」的說法早成既陳芻狗？
《西潮》的作者蔣夢麟(1886-1964)，浙江餘姚人。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導師便係著名的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返國後的蔣氏，曾經歷任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校長，及教育部部長等職。人們或許比較熟悉蔡元培(1868-1940)在北大校長的事功，卻似乎忽略蔣任17年北大校長的貢獻。
據作者自言：本書撰寫於二次大戰末期，讀者主要針對的是西方歐美的知識界。因此，這部書同時還兼具做為中國導覽的功能，用來爭取盟友的支持。顯然在字裡行間，蔣夢麟對當時敵人日本的描述有其針對性，而對歐美列強的說明則不免「輕輕放過」，有種西力之來與華夏民族主義的崛起之感。唯獨敘及租界時，蔣難免帶有情緒性字眼，陳述洋人的種種惡劣形跡。我認為，要瞭解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心態和情感，此書是不可多得的作品之一。
另外，《西潮》有多處文字都遵循「國民革命」史觀來談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這樣角度的觀察與理解，老實說，在今日學界已經有點過時，但毫無疑問地，卻主導了將近半世紀以來的歷史論述(historical discourse)。換言之，吾人在細讀該書內容時，應該要體認這也是一項時代產物下書寫「過去」的策略。就好比蔣氏主張中西文化折衷的理想一樣，他對自己的「歷史」所抱持的理解或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歷史的內涵，乃至改變歷史的力量。

許寶蘅先生文稿

許寶蘅，《許寶蘅先生文稿》，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附照片及手迹等20幅，共216頁。
清遺民的心態和取向不一，複雜程度遠遠超過我們所理解，這是我在進行研究時特別感到興味的問題。在人類社會中的「認同」，尤其如此，絕對不能以二分法的方式來看待。蓋因有些人往往基於現實環境的改變，於是做出不同於內心決定的作為，必須以「同情的理解」，設身處地去體會。因此，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為什麼」，而不是採取所謂「遊走□□」的字眼做出結論；或許這正是歷史學者跟記者及民代不同之處。就像這本《許寶蘅先生文稿》，即是最佳顯證。
許寶蘅(1875-1961)，字季湘，浙江仁和人。他一生歷經了20世紀中國三次政權更替，很值得關注和理解。許氏是1902年舉人；1907年，由學部保考第一名，任軍機章京；民國以後，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次年至遼寧，任省府秘書長；1930年，任黑龍江省府顧問；1931年返回北京；1932年「滿洲國」建立，再度奔赴東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這部《許寶蘅先生文稿》，收錄有許氏四部分的著作：《巢雲簃詩稿》、《巢雲簃詞稿》、《咏籬仙館別集》及摘抄的《巢雲簃日記》。我之所以說「認同」本身意義的複雜，以許氏來說，他經歷三個不同政權的更替，卻能在各時代安身立命，但這與他內心忠於清室並無扞挌。不過，有意思的是，如果光從表面讀本書的話，肯定無從理解這樣的心態。因為這些文學作品，只會隱約透露類似訊息而已，必須仔細推敲當中來龍始末，若是有其他資料輔助，才能得以大白。
像是文稿中，有〈辛亥紀事〉16首，專述清帝遜位之經過，不啻可視為信史，亦可與遺民羅正鈞(1855-1919)《辛亥殉節錄》、吳慶坻(1848-1922/24)《辛亥殉難記》等書相比擬，因為詞中附錄涉及不少政權轉換之際為清室殉亡的人物。從這一點，可以窺知作者內心的政治傾向。〈丁巳感事〉有句云：「欲舉黃旗竟未成，可憐才調最縱橫」，意指張勳復辟，竟未成功。又〈武進董授經敬賦敬賦四十韻呈三君〉有「南京建新都，朝氣亦頗正」，適逢抗戰勝利後，講的是對國民政府的支持。〈書事〉16首寫抗戰勝利後，國府處理時事失當，遂使中共得利。〈仰放過訪以壽蔡除夕元旦諸作見示，次其元旦詩韻奉報〉、〈浣溪沙〉等屢見歌頌紅朝詩詞，如「革命卅餘年，所為無一好。紅旗突高舉，昏夜始天曉。東風大地吹，北斗眾星繞。新業百廢興，舊污一筆掃」，係解放後才寫的作品。
為什麼一個人會有這樣分歧的「認同」？難道整理者無從判別嗎？本書顯然是有意「為賢者諱」，刻意留下許多蛛絲馬跡，以待後人追索。譬如，最引人爭議的部分，是參與滿洲建國一事，在書中難以察覺。〈八十生日諸戚友賜賀招邀宴集，惠以詩詞玩好果食，賦此致謝，并以述懷〉則有附註，說自己「乙酉在長春，八月七日歸來，未遇八日之變」，當中「乙酉」，係指1945年；至於人在長春，全因在「滿洲國」任職之故。對照《康德元年版滿洲國名士錄》可知，許氏嘗任宮內府總務處長，如此一來，自是在「滿洲國」崩潰前夕離開「新京」長春。但通觀全書，我們實難窺測其中一二，若非留心字句，斷難得知。
最後，此書還有兩點可談，以資紀念。一、這部書因為難得，印數僅1000冊，是經由北京的馬先生介紹，由作者後人致贈，特此誌謝。二、本書題籤由名書法家啟功(1912-2005)所寫，甚具別緻。啟功本人即愛新覺羅氏後代，但據其自傳稱，不願以滿人之姓冠名，亦與擺脫20世紀滿人在東北建國一事有關。「認同」之複雜，由此亦見一例。

往事

毛彥文，《往事》，臺北：作者刊行，1989。附錄〈悼君毅〉等12篇文章及照片38幅，共300頁。
差不多在一年前，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從上海某出版社的編輯寄來。對方說：經潘學長的介紹，想找我幫忙影印一本女性回憶錄。知道書名後，我便通知那位編輯先生，自己身邊恰巧有此書，可代為略盡棉薄之力。不料沒過多久，對方便匆忙回信，謂坊間已有簡體字書出版。嗣後某日，我曾在「萬卷樓」偶然看到；記得重新出版的「導讀」，係由羅姓老師撰筆，值得一讀。這本書就是毛彥文(1898-？)的《往事》。
或許有人會納悶：毛彥文何許人也？幹嘛上海的編輯要苦苦尋其回憶錄？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因為陳寅恪(1890-1969)的名人熱潮，而使得創辦清華國學院的吳宓(1894-1978)備受矚目。這位經營1920年代反對「新文化運動」刊物《學衡》的學者，日記隨之由後人整理出版公開，造成轟動。尤其他的婚姻及戀情，也因此讓人重新憶起。毛彥文即是吳宓當時苦戀的對象之一；後來毛氏與政壇名人熊希齡(1867-1937)締結姻緣，兩人年歲相差33歲，更引來社會一陣關注。光是這麼豐富的內容情節，教人不想讀她的回憶錄也難。
不過，當我讀其回憶文字後，倒覺得表兄朱君毅才令毛氏刻苦銘心。對於《往事》，不妨應該從女性的角度來解析，可能會有更多的想像空間。非惟情感方面如此，包括女性如何參與公共空間的活動，甚至是投身政治，本書其實有相當的篇幅可供吾人探究。
至於我的這本毛氏回憶錄，其實是碩士指導教授吳老師所贈的。原因是早在碩士修課時，我便寫了一篇關於吳宓的不成熟報告；當時吳的日記尚未出版，資料甚少，師長因此留下印象。之後當兵期間，百無聊賴，每每尋書解悶。有次返校與吳老師閒談，老師提及刻正寫一篇關於吳宓的感情和時代關係的文章。他因為對毛女士充滿興趣，透過私人管道而索得未公開出版的本書。說著說著，老師一時興起，索性便將書送給我。謹誌此段緣由，以解讀書莘莘之樂。
在結束之前，無意間搜索到沈衛威有篇訪問毛女士的文章(http://www.gmw.cn/CONTENT/2004-06/18/content_45049.htm)。可以確知的是，毛氏年歲已高壽破百。但沈文裏苦苦追問毛、吳兩人情愫關係，被回以「無聊、無聊」，像今日狗仔追求那些私領域的新聞一般，不免有管見之譏。因為此事在鄙人看來，已成過往雲煙，無關歷史的重要與否。

荷堂詩話

陳聲聰，《荷堂詩話》，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6。附作者照片及手迹各一，共185頁。
陳聲聰(1897-1987)，字兼與，號壺因、荷堂，係清舉人陳壽璚(1873-1991)之侄。陳氏畢業於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科，曾任福建省直接稅局局長、財政部專門委員。1949年解放後，被聘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期間還任中華韻文學會副理事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由於早年在京時，陳即以書法名於時，工詩詞，亦擅畫蘭竹、山水，因此頗具盛譽。
本書實為《兼于閣詩話》之續編，在作者歿後才出版。詩話一類的體裁，已有淵源，在近代中國而言，像陳衍(1856-1937)《石遺室詩話》、楊鍾羲(1865-1940)《雪橋詩話》、狄葆賢(1875-1921)《平等閣詩話》、陳詩(1864-1943)《尊瓠室詩話》皆是。讀詩話有幾種好處：第一、它算是詩集的一種綜合性資料和介紹，透過詩話作者的纂輯和解讀，我們可以迅速理解古典文體中撰寫人想要表達的情境。第二、詩話偶有藝文掌故穿插期間，不妨可視為一種史料。第三、詩是傳統社會識字階層的一種重要利器，用來表達個人情緒，甚至維繫人際關係。有的詩人經常以歷史事件做為題材，如果想要理解傳統和古典社會人們的心態，整合集體現象的詩話算是具有相當意義的資料。以清代而言，如林昌彝(1803-1876)的《射鷹樓詩話》，專記鴉片戰爭時期詩歌，堪稱研究該時期最佳的史料之一。
陳聲聰的這部《荷堂詩話》，所記均為清季民國以來人物，雖以人記詩，然重要性已遠遜於《兼于閣詩話》。儘管如此，作者因涉有解放後人物事蹟，仍具價值。譬如，寫有許多南社舊事的鄭逸梅(1895-1992)，被江亢虎(1883-1954)戲稱為「無冕帝王」；黃璠於中日戰爭期間，憤於日人橫暴，輒入晉察冀的「民主根據地」，日日寫詩，著有《游擊草》，描述中共在邊區活動狀況；又屢言及無錫國學專修館門生，如沈熙乾、楊廷福、江辛眉等人活動。
另外，多提到陳氏家鄉人物，為外界鮮知。像葉葱奇(妻鄭文淵)，乃為鄭孝胥之婿，長期居上海而不出，1949年後有雜文在香港《大公報‧藝林》；又如福州人黃葆戊(1880-1968)，居上海數十年，為商務印書館所出書題簽，當反右整風雲湧之際，黃自言「半生舊社會人，有如一塊破布，五顏六色，今欲將其染紅，亦黝不新鮮」，可識其況。
我之所以識得陳聲聰，乃因讀鄧雲鄉(1924-1999)書，涉及《舊都文物略》編纂過程，始悉其人。至於《荷堂詩話》，則是在2004年至上海時，在某家地方不大的二手書店中購得。雖然對我來說，《兼于閣詩話》更有益於研究，但本書其實也增添不少對當代人物軼事的瞭解。

何鍵‧王東原日記

高原、陳永芳編輯，《何鍵‧王東原日記》，出版地不詳：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附照片、原稿5張，共337頁。
根據編輯說明，這部日記的原稿是藏於湖南省的檔案館，歷經編者整理後出版。何鍵(1885-1956)、王東原(1898-1997)兩人在民國先後曾任湖南省主席，後來均隨國府遷臺，度過晚年。由於兩人以反共著稱，換言之，此書乃遺留在大陸的「罪證」，以毫無刪減的方式保留下來，成為史料。
兩人日記的時間範圍是：何氏為1931年3月至1932年9月，王氏為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大致來說，主要涵蓋1930年代上半葉。因為兩人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該書內容遂成為一部理解訓政時期國府在湖南統治的最佳寫照。細讀書中文字，可以探究國民黨是如何來進行掃除共產勢力，以及同時推動恢復「傳統」精神，做為鞏固政權和凝聚統治向心力的方式。舉例來說，運用關、岳二聖的民間祭祀信仰，藉以提倡道德，便係何鍵最常留意的部分。就我所知，上海復旦大學有某位博士的學位論文特別對此著墨甚多，頗值關注。
至於王東原日記的部分，有處很可提出：他在1934年夏天參加第二期軍官訓練團，以往對這方面的瞭解並不太多。可是，透過王的日記，卻傳達以往我們不知的內容。像是將每日講師上課的內容，做簡要摘述；還有讀《國聞周報》、《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實際》，包含整個基層軍官對於地方統治的看法；當然還有國府的反共策略，如何處置共黨人員。
何、王二人平日生活也有值得深究的地方。他們都追慕曾國藩的事功；每天早上都會練拳、刀劍；甚至重視《論語》一類典籍等等。何鍵日記中更有推動促進「社會忠義」一語，可以覘見此時期的風氣和現象。
這本書能夠提供的訊息還相當地多，是檢討1930年代中國政治與文化不可多得的資料。儘管兩名作者均屬國府高層人員，但仍能從他們的字裡行間，窺探時代環境，因此值得一讀再讀。

草堂之靈

楊鈞，《草堂之靈》，長沙：岳麓書社，1985。共337頁。
我最開始認識此書，是因為在博士班一年級時，讀劉聲木(1878-1950)的《萇楚齋隨筆》而來，深覺書名有趣。後來，經查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有1928年的線裝本，便親自到館一閱。這部點校本則是我日後在網路上有機會拍購得到的。
楊鈞(1881-1940)，字重子，湖南湘潭人。現在知道這號清末民初存在的人恐怕不多。其實楊氏的堂兄楊度(1874-1931)，即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眾所周知的政治人物。楊度在歷史上定位可謂毀譽參半，既是湖南名士王闓運(1833-1916)的得意弟子，又曾是支持立憲的維新人物，後來領銜主持籌安會要恢復帝制，晚年加入共產黨。他的一生角色多變，正為轉型時代中國人思想激進的代表。相較起來，作者楊鈞就顯得人生際遇沒那麼豐富；然而，也因為堂兄的關係，他的筆記內容見聞廣闊，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楊氏對書畫、金石、詩文略精擅長，故書中有不少篇幅談相關內容。譬如書法，本書有〈說永字〉、〈論執筆〉、〈說篆〉、〈記硯〉等，表達個人見解。又如李瑞清(1867-1920)、曾熙(1861-1930)的書畫家的軼事，多所外間未見。當然，對於同是湖南人的王闓運，《草堂之靈》更紀錄了許多不見於王氏個人著作的言論和看法。
楊鈞的書內多警語，而且讀來甚有意思。像是言及李瑞清「鬻賣筆墨，同於賣身，為儒生之慘事」；又讀書「求學者必須求不同於時人，而後乃進而求之不同於古人。不同於古人尚易，不同於時人實難」，蓋因易受風氣影響；言民國建立，「無真可認」等等皆是。
另一值得提的是，此書出版不久前，湖南當地士紳老輩遭逢「丁卯年運」，多被赤黨戕害。這件事造成的心理創傷及影響，也在作者筆下略見一二。其中有段在葉德輝(1864-1927)被害前夕，楊氏亦飽受囹圄痛楚，寫來「恐怖」猶如歷歷在目，可說是第一手最原始的心態史料。

三十自傳

張永明，《三十自傳》，臺北：作者刊行，1959。共16頁。
張永明(1911-1983)，福建武平人。原名維烈，字煥光，號永明。張氏6歲入小學讀書，畢業後升學廣東蕉嶺中學及長汀福建省立第七中學，1930年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國學系。他一生以教育為志業，所記也與此有關。
這部《三十自傳》，其實早已在1939年寫就完成。後來作者1947年東渡臺灣，先後在臺北師範學校、建國中學、臺北師專、華僑中學、臺南女中、國立藝專以及東吳大學等校擔任講師、教授等職，並出任臺灣教育部專員。晚年期間，決定將書重新釐定，付印刊行。張氏特別請來董作賓(1895-1963)以甲骨文字的書法來撰寫封面。
綜觀張永明的生平自述，有兩點值得一記：其一、作者在大學畢業後，遊歷長安、洛陽、開封、杭州、北京、南京等各地，輾轉13省，飽覽風光名勝。這段期間，他寫〈西北遊歷日記〉，分刊於《西北日報》。本書並有張的詩作數首，描寫了所經歷的地方。
另一件事係張氏在1936年，因駐軍陳千里旅長之荐，任福建省保安處政治部秘書。結果他眼見「同仁勾心鬥角、互相排擠之現象，自覺政治場合，實與個性不宜」，故數月後辭官歸去，轉任省立永安師範教師。
由於作者在當時華北屢屢撰文，因此稍具知名，甚至名字還被日本的橋川時雄(1894-1982)收入《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張的治學嚴謹，教學認真負責，深受學生愛戴，但因秉性耿介，終生不得志，雖滿腹經綸，卻未能於政界久留。去臺灣後也未再另立家室，晚景淒涼，曾自作「孤孤單單人一個，冷冷清清屋兩間」一聯自嘲。1983年8月30日，張永明病逝於臺大附屬醫院，終年74歲。由於當時親屬尚不能赴臺奔喪，其喪事全由旅臺的武平同鄉會料理。1990年，遺骨遷回家鄉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