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硯齋所見藏書目

紹唐詩存

2009-06-28T10:09:00.000-07:00

李建興，《紹唐詩存》，臺北：作者印行，1961。共82頁，附：〈勞資合作歌〉。
熟悉臺灣近代礦業史的人，大概都不會忘卻李建興(1891-1981)這號人物。他是臺北縣平溪鄉人，以煤礦起家而步入政壇。而這部《紹唐詩存》，不僅是有關呈現李氏個人的生平與詩詞而已，無疑也是一部活生生的歷史資料。
早在1916年，李建興隻身前往瑞芳鎮侯硐的「福興炭鑛」擔任書記(即文書雇員)，當時是「一月薪金拾五元，天天工作晝連昏」。由於李氏的個性刻苦耐勞，勤奮不懈地處理礦坑的內外事務，因此深為股東器重，便邀其入股，並賦予經理職位。至是李建興更為奮發，每日與礦工為伍，悉心鑽研冶礦的技術。然好景不常，1919年，該礦卻被日商「三井鑛山」所併購。李建興受到強烈的民族意識驅使，拒習日文，導致備受歧視；嗣後某次因日人結算工資時，溢付三千八百餘元之鉅，而他凜於不義之財不取的古訓，悉數予以歸還，始獲日人另眼相待，有〈璧還鉅款〉詩記載。由於他的堅忍不拔精神，任勞任怨，於是承包工作的範圍一再擴大，終於在煤礦業裡嶄露頭角，且於平溪擔任協議會員，處理地方事務。
1935年間，「三井炭礦」以煤源枯竭，無意繼續開採，遂將礦權讓渡給李氏經營。於是李成立「瑞三礦業」公司，督率家人共同開鑿。結果「瑞三礦業」是續將下層及最下層的煤藏加以開採，所獲煤質均遠較上層為佳，因而賺取鉅資，奠定了李家今日的基業。但這樣的盛況也惹來日人妒嫉，乃於1940年5月27日，一舉將他昆仲及員工百餘人，以「通謀祖國」的罪嫌，予以拘捕繫獄。李的詩中自言「弟兄坐獄五年悲」，而其三弟李建炎──亦即前立法委員李儒聰的父親，因不堪酷刑，死於獄中，至於員工株連死難者，更達七十餘人。李建興本人則直至1945年8月26日，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布無條件投降，始獲釋出獄，據詩下附文云：體重僅46公斤。
終戰後臺灣「光復」，李建興奉命出任瑞芳鎮長，正式開啟他的政壇生涯。1946年8月，李氏與當時臺籍名流士紳籌組「光復致敬團」，赴南京晉見總統蔣介石(1887-1975)，轉致省民擁戴之赤誠，並拜會中央各部會首長，表達愛國熱誠。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李時在臺灣省訓練團受訓任班長，親至臺北市中山堂處理委員會，挺身疾呼破除省籍隔閡。後來李氏又出面安撫瑞芳鎮民，還謁見啣命來臺灣的國防部長白崇禧(1893-1966)，分析致亂原因係出於誤會，應速從寬發落，以安民心，結果獲白氏採納。由於李建興有到過南京的經歷，使他得以在事件發生後能夠安然度過，成為歷史的見證者。儘管本書出版時所展現的態度和立場，是把動亂肇事歸咎於「盲從之徒」，不見得全然客觀公平：可是書內有多首詩均記載事件的始末，並詳加錄有他個人活動，不妨可做為「二‧二八」之重要史料。
未幾，更由於李建興的臺籍身份和膽識，益發為國民政府所器重。在此期間，國府欲行「接收」日產煤礦，統一經營，李氏更籌組「租包聯誼會」，建議循合法機制和管道，讓予民營。1950年2月，當局曾有意命他出任臺北市長，但他卻以才輇謙辭，故改聘他為省府顧問。不久又發表為臺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之職，並於同年8月30日，獲蔣介石召見勗勉。
《紹唐詩存》另外還有值得提出的，是附錄的一篇〈勞資合作歌〉。該詩歌撰於1916年李建興創設「瑞三礦業」之後，以臺語的問答體寫成；不過做為民俗歌謠的資料，這也是一首相當反映社會現象之作，特別關於實業家和從業員間的關係。
關於李氏的生平紀事，網路上也有人編纂過他的簡要年譜，可供參考(http://www.jfps.tpc.edu.tw/gafn/016.htm，載於2009/6/28)，惜其止於1944年。最後，本書雖係作者私下流傳，卻另有龍文出版社的1992年版。

歸程

2009-06-26T08:42:00.000-07:00

釋聖嚴，《歸程》，臺北：東初出版社，1968。附照片若干，共236頁。

甫於今年過世的宗教界領袖釋聖嚴法師(1931-2009)，其噩耗在舊曆年傳開後，曾引發各方媒體大幅報導其消息。剎時之間，許多素所知名的政經、產業、藝能等界人士，紛紛出面，訴說及頌揚聖嚴法師平日為人的處事形跡，乃至推崇其倡導「心六倫」主張。我個人對於宗教理念，其實並無特別的信仰和研究興趣，倒是對社會上普遍對宗教人物的歌功頌德現象，反而深覺不妥，寧可以一般常人的態度視之。因為，人之所以成為「人」，不在其最終能否具有高尚品德，進一步變成萬眾擁戴的對象，而是從平凡之生活中鍛鍊一己能量，成為社會所用。若是一味想要追求揚名立萬，不免熱中浮名，可能失去了本來做人的原則和意義。用釋聖嚴自己講過的話：「人間的安立，如果人人是大人偉人，究竟要誰來做小人物呢？」相信如今在天之靈的宗教大師，必能同意我的這番淺見。
釋聖嚴本係江蘇南通人，俗名張志德。這本《歸程》，寫於38歲時，乃是關於他早年生涯的一部回憶錄。如果不以宗教宣傳的角度來看待，該書實際上可視為一位青年怎樣在中國社會裡求得生存的寫照。更確切說，書中也展現佛教在基層社會的力量，乃至對青年所發揮的影響。初步翻閱本書，可以發現：儘管已經是1930年代後的中國社會，然而由於外患、內亂頻仍，戰禍接連不斷，除了軍人外，僧侶可能仍是最好的職業選擇之一。像是第五章裡頭有段話，最能反映當中心態：「說良心話，我的父母讓我去狼山出家，並不是由於佛法的理由，鄉下人根本就沒有通過半句佛法，那能懂得什麼是出家的勝義呢？僅知道狼山是個錢山，狼山的和尚是財神，所以，送兒子去狼山出家，就等於送兒子去登天享福。」無疑點出時人投靠僧侶的內在緣由。
該書雖以一位方外僧侶的視野，看待將近四十年來的生活體驗，可是仍有許多深具歷史意義的觀察，值得省思，此處略舉一二。首先，作者比較南通狼山當地歷經日軍與國共兩方統治，言及彼此的差異。由於多數日人虔誠信仰佛教，故尚能保護佛教道場，反而國共軍隊因為長期士氣低落，「動輒就是打罵；對我們出家人也很不客氣，好像我們和尚也是他們的仇敵」，國軍部隊是想盡辦法掃蕩、搜刮，新四軍則是積極進行瘋狂的暗殺行動，壓制反對勢力。這種強烈的對比，使得戰爭結束後，「淪陷區」的佛教人士反而心懷過去。所以，釋聖嚴也不禁發出：「我們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原因雖多，這也該是主要的因素之一。」
《歸程》的另一特點，是花費大量文字描述作者在1949至1960年間投入軍旅的歷程。這段期間的生命「造化」，不僅是他個人來臺灣的一項重要契機，而且也頗能反映當時社會現象。因為對前途的茫然，聖嚴法師決定還俗來臺。那時他奮不顧身投入軍中，擔任通信連士官，面對各種煎熬挑戰，卻也具體而微地顯現國民政府遷臺初期的各種困境。像是登船來臺灣之際，有女子以跟上船來，不管矜持及羞恥與否，換衣、如廁均拋開尊嚴，無視異性之存在；又軍人的待遇甚薄，且為了吸收「知識青年」從軍，軍位的授階根本不管有無能力，逕由文書上士直接認定，說了便算。我認為只要細讀這段軍旅十年的憶述，頗能為國府來臺初期外省籍人士之生活軼事，增添幾許豐富的內容。

枝巢九十回憶篇

2009-06-18T16:15:00.000-07:00

夏仁虎，《枝巢九十回憶篇》，香港：癸卯[1963]年刊本。附：夏仁虎先生遺像、陳一峯跋語，共13頁。
上週六，母校系上召開學術研討會，我赴往報告昔日的舊稿文章，有幸得與評論人劉老師在吃飯時閒談。劉老師向以廣蒐人物的法書而知名，據其言：身邊藏有蔣介石(1887-1975)、馮玉祥(1882-1948)、胡適(1891-1962)等許多名人的手稿文字，且由於住在人權鬥士柏楊(原名「郭定生」，1920-2008)家樓下，還曾獲其贈書，聽起來令人豔羨。談話間，恰巧言及枝巢子的《舊京瑣記》，乃記載清末民初北京一地重要的典籍。我則順便提到，自己還藏有該位作者的回憶文章，似乎外間並不易得。而且，該書封面還有一項特點，即是名人章士釗(1881-1973)所題簽。
「枝巢子」即夏仁虎(1874-1963)，江蘇江寧人，字蔚如。他的別號甚多，枝巢子為其一，尚有嘯庵、枝巢、枝翁、枝巢盲叟等，是名作家何凡(夏承楹的筆名，1910-2002)之父親。此書係據夏氏九十歲時的口述，由其子夏承棟筆錄而成。
該書主要以五言詩為主，附有註釋文字。夏仁虎入官之初，遭逢戊戌政變，隨後清末新政伊始，先後參與商部、郵傳部等公務，均不得志。辛亥革命後，民國建立，夏氏則入北洋政府擔任官僚，然而面對政局未定，江河日慼，「惟有仰屋嘆」。嗣後，因為結識朱啟鈐(1872-1964)與「中國營造學社」的關係，夏仁虎也開始加入到維護北京舊都古物之列，並在北大、師大兩校裡執教。1930年代，中日兩國戰事起，夏遂委身於北京內隱居，向不與人外接，唯有賦詩以諷時人不知氣節。
這首長詩也述及國民政府在戰爭結束後至華北地區「接收」景況，因為許多舉措不善，造成民怨沸騰。如有詩謂：「接收諸大員，意氣高萬丈；但為掘藏來，疾痛復誰管？戰後民食艱，五三是何面？購糧需露宿，終以水激散。」當中「五三是何面」，意指為何不得知，尚祈能人為我解答。至於「購糧需露宿，終以水激散」，則有註云：「琉璃廠各書舖紙舖皆改為糧食店，購糧者中夜即往候。至次日中午，難得升斗，不肯散去。警察用自來水龍沖激，使淋漓而散。」
因為只是短短的回憶文字，夏仁虎對其個人生涯頗多隱諱，實有深究之處甚多。林海音(1918-2001)曾有文字記載涉及，讀者不妨參考。

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2009-06-16T10:35:00.000-07:00

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附榮德生像，共224頁。
眾所周知，史學家錢穆(1895-1990)在抗戰結束之後，並未隨西南聯大的解散復員歸返北京大學，而是僻居雲南，隨後又到昆明五華書院及無錫江南大學教書。錢氏選擇在江南大學這座新創的學校並非毫無理由，除了無錫是其家鄉，有「以報鄉里」心態外，更重要乃係敬仰該校創辦人、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榮德生(1875-1952)。據錢穆的回憶錄稱：「其日常談吐誠懇忠實，絕不染絲毫交際應酬場中聲口，更不效為知識份子作假斯文態，乃儼若一不識字不讀書人，語語皆吐胸臆，如見肺腑」，對榮氏深表尊敬，不言而喻。
身為江蘇無錫人的榮德生，是二十世紀知名的麵粉、棉紗商人。毛澤東(1893-1976)曾言他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直到現在，榮家仍在中國政經界位居舉足輕重的位置，對地方社會影響甚鉅。這本《樂農自訂行年紀事》，原係他個人私自刊印的回憶錄，僅分贈親友紀念之用，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非惟可推見近代中國實業發展的縮影，也是一部內容相當豐富的地方社會史資料。所謂「樂農」者，乃作者由商轉入實業，事業幾滿半天下，但未嘗忘農，標示以望子孫不忘農，事事勤儉以傳後世。
以下舉幾處我所見《行年紀事》中深具史料性質的地方，嘗試說明該書意義。第一是榮德生雖以經商起家，然清季紳商階層的興起，實為一重要史學之課題，歷來討論者甚多。榮氏以「實官異路」一詞，維妙維肖地點出那時紳商在政府和社會之間所扮演的地位與角色。換言之，面臨時代的衝擊下，這群平日倚靠實業起家的商人，地位其實與過去的四民之末大相逕庭，已經兼具「官」的內涵；所不同的，並非從傳統功名而獵取社會地位而已。
其次，榮氏之所以倚賴麵粉、棉紗等實業發跡，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項重大的關鍵。根據書中言及，榮眼見戰爭陡起，更認為民生必需品不可或缺，積極放手發展，故能獲致企業成功。研究中國如何能推展國貨，擺脫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侵略問題，榮德生的例子似乎可窺見當中變化。
再者，關於北洋政府乃至北伐期間的見聞，本書也有幾個例子頗有意義。如稱曹錕(1862-1938)賄選前後，吳佩孚勢力之大，「以居仁堂為辦公處，即清慈禧太后(1835-1908)辦公處，無人可到，足見地位之高，權利之盛」。又像是北伐期間，工人氣焰之高，為過去所無；榮書有言「種種不合理，殊覺難處」，且「出品退化，牌子跌落，作工者不為怪」，可知工運屢屢發生之所自。
抗戰與國共內戰間的社會生活內容，亦是本書描寫的重點之一。榮德生有言：孤島上海裡許多住民，經世變而人心更易，自私者多，直道者少。有的人甚至以謠言賺取暴利，不顧廉恥。即便到汪政權成立的南京政府，各物統制，使得物價飛漲。更增添鋌而走險者想要獲取大利之機會。國共內戰迅速使得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蓋「接收」時俱改為「國營」，並未償還原來擁有的人，造成許多「與民爭利」的說法，更使得百姓對政府的信任破產。
此外，本書偶有弦外之音，足資見證。譬如在1893年十九歲時，榮氏因學習經商嘗至香港，寫下幾句有關當地的印象：「初見之，如到外國，滿山燈火，可觀者惟三條馬路，名上環、中環、下環，已有上山吊車。公園以西，一片荒山，對面九龍，人亦極少，祇划船來往。夜間出外，必執燈籠，路不拾遺。」短短幾句，也具體而微地呈現晚清的香港景貌。

廣陵小唱

2009-06-12T09:40:00.000-07:00

楊祚杰，《廣陵小唱》，臺北：揚州鄉訊雜誌社，1977。共73頁。
研究歷史課題，如果素材愈是多元，便愈能呈現各種不同社會面向。邇來對於民間竹枝詞的關注和使用，即是顯例。探討成都社會的王笛先生，其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一書中，也採用了大量竹枝詞的史料，因而廣受好評。我自己留意到這方面資料，其實是在就讀博士班期間。前陣子購買到的這本《廣陵小唱》，也是與此相關文體之一。
可是《廣陵小唱》還有另一功能。雖然它是一部紀錄民國揚州社會景況的竹枝詞資料，但究其實，該書「回憶」的性質大於呈現實際內容的意義。作者楊祚杰，江蘇江都人，生年約自1907年起(據他的著作《八十自選集》刊於1987年推定)，卒年不詳。據書中兩篇自序斷定，這是楊氏「身羈海隅，不忘故土」之作，大有憶述和夾議近代史蹟的意味。
全書共分兩輯：《憶江南》和《揚州竹枝詞》，分別各100首。《憶江南》內容主要係歌詠揚州當地的四季三節民俗，乃至鄉間社會之景物特產；《揚州竹枝詞》則是記載民國時期史事與人物，涉及辛亥革命、北伐、抗日等各階段。就史料的價值而言，後者似乎較高，實則未然。若以研究民俗或地理的角度來看，前者亦能提供不少基層社會的傳統儀式、文化，足堪進一步深究，端看研究者的出發點而論。
這裡略舉所見有意義的部分，以饗讀者。其一、〈上茶館〉有云：揚州點心，聞名全國，其中茶館分三類。一為麵館，可以叫菜；一為茶館，以點心為主；另一為花園茶社，陳列四時名卉，如「富春」、「頤園」等。茶社是民間社會的寫照之一，茶客亦以類聚，如律師、記者、教員、商人等，各集一間。「富春」門前之長廊，多屬地方士紳，晨茗一壺，直留至下午復飲。古董商每攜書畫古玩來此求售，俗因戲稱之為「鄉賢祠」。
其二、揚州在國民革命北伐期間，屢為孫傳芳(1885-1935)和北伐軍相互爭持的場域，書中有多首竹枝詞以此為背景說明。像是孫軍在揚州時，大肆捕捉國民革命軍及黨員，尤以遇有「蓄髮趨時」之青少年為目標，故人人自危，無不剃頭，儼若在家的和尚。
其三、北伐及中原大戰後，國民政府開始推行「黨治」，由地方黨部配合政策實施改造。揚州當地也有若干相呼應的「黨治」工作，如1931年，揚州接收舊皇宮，改建中山紀念堂，由王柏齡(1889-1942)主其事。王氏並以紀念革命烈士熊成基(1887-1910)為由，創建「熊園」(現為揚州工人療養院一帶)，將原皇宮大殿移至他處，一磚一瓦悉仍舊材。另一則是關於江蘇省府要求各縣土地陳報，目的為求順利進行清丈，然地方上的地主頗不願配合，導致反抗情形滋生，揚州城南首先發難，嗣後土地問題更蔓延至各區。在此，黨部身負重責，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有幾首竹枝詞反映如此課題。
其四是關於抗戰期間的揚州境況。譬如樊川居於江都、泰縣、高郵三地交界，1938年春節時由於中日兩軍戰事，難民麕集於此，故而造就市面繁榮景象，一時有「小上海」之譽。當日軍在此佔領重要城鎮時，四鄉頓成無政府狀態，地方人士於是組成鄉兵自衛，大刀會便趁勢而興。本書有幾處憶及揚州地方在日人、秘密會社、黨部游擊隊組織之間互相角力的情況，頗能提供研究抗戰期間「敵後」區之參考。

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

2009-06-06T01:01:00.000-07:00

張挺、江小蕙箋注，《周作人早年佚簡箋注》，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附錄：江紹原致周作人信，共451頁。
本書原先是在《新文學史料》中連載發表，內容為周作人(1885-1967)於1925年至1936年間，陸續致江紹原(1898-1983)的信件，共約110封。書中有四點我想提出來談談。
第一、關於「北伐」後故都北京教育界的接收狀況，兩人書信裡對此表達不滿和交換意見。譬如「北平大學」的成立，將原來北京大學及其他學校合併，頗引爭議，「平津等黨部反對大學區制」。對於南方軍人北來後跋扈的情況，周氏更是直言：「丘8橫行，更甚于張老帥時」。
其次是對蔡元培(1868-1940)等新文化運動名人的態度。周作人認為：1920年代的蔡氏早已脫離了身為知識階層的品格，說他喜於做官；而深入北大校務之際，「觀蔡公近數年『言行』，深感到所謂晚節之不易保守」，即是顯例。胡適(1891-1962)則是當時北京大學的「太上院長」，身居北大要職，用人需通過其意見。至於顧頡剛(1893-1980)的學問，本該有所成就，但為人「喜任事以至僨事，殊可惜也」。周氏的觀察，在今日後見之明看來，似乎有若干印證。
第三處我覺得深具史料意義的，是兩人對民俗學的認識與學術交往，書信也能略見梗概。當中有多處文字，涉及周、江二人對人類社會民俗的體會和討論，係探究1920-30年代民俗學在中國學術史發展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最後，周、江兩人通信時因分隔兩地，頗能嗅出南北對時事問題的差異。大致看來，周作人雖身處北方，但始終頗有忌憚，反不若江紹原在南方(廣州、杭州)的自由度高。觀察周氏的信，為求避免通訊檢查造成任何結果，屢以暗號展示，而江氏則是毫無隱瞞，直言無諱。
除了信的內容外，最吸引我個人的地方，則是這部書首附有周作人書信印鉥，像是「會稽周氏」、「苦茶庵」、「山上水手」、「知堂禮讚」、「難明白」等印樣。這些字體相當細緻，也同樣反映了周氏生活的另一面：冷淡中帶有豐沛的熱情感。
結束本文前請容我說明：最近由於忙著撰寫會議論文與他事，故暫緩介紹自己藏書。書友唐老闆屢以「硯台無墨」譏之。值此唐老闆博論口試之日，趁勢宣告復出行筆，也順祝他一切答問成功，攻無不克。

一個二等兵的回憶

2009-03-15T03:47:00.000-07:00

宋受祥，《一個二等兵的回憶》，臺北：正文書局，1979。附國軍軍事著作金像獎證書及近影一幅，共304頁。
初次看到這本書的封面，便覺得挺為特別，係抗戰期間「十萬青年十萬軍」之軍徽。作者宋受祥(1923/24-1998在世)，福建政和人。我翻遍了有關宋氏的資料，幾乎都知之甚微；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後來他隨國民政府來臺後，還曾擔任過臺灣省立竹山高級中學的人事室主任。
這位曾經是「二等兵」回憶的主要內容，涉及到作者以21歲加入軍隊，並身歷徐蚌會戰等重大戰役。整部書最多著墨之處，在於國共內戰的細節，還有國民政府各處陸續撤退的情形。宋氏指稱，由於中日兩國戰爭期間，敵後地區日軍佔領主要城市和交通運輸線，次要城鎮則為偽政權所管轄，至於廣大內地農村則是由中共盤據滲透，是以國府「接收」策略集中在城市地區，忽略改編「偽軍」，造成戰後中共迅速將其納入，國共態勢逆轉。作者屢以自己的經驗證實。相對應之下，老百姓不堪其擾，「一國三公」和「一家三主」情況讓民眾無所適從，處境悲慘自然倍感艱辛，反政府的情緒不禁油然而生。
《一個二等兵的回憶》也檢討了國府「接收」措施的錯誤。譬如以東北而言，派出的人員形同多頭馬車，既有行營、保安司令部、資源委員會等，卻不敢啟用「淪陷區」原來的行政人員，一律令其棄置解散。舊有的行政系統連根拔起後，新的組織制度尚不能入軌道，使得人們內心不安，社會動盪。於是陷落中共之手，也就不令人意外。
我身邊的該書，頁首有手寫文字若干：「民國三十四年，余在青年軍二○九師六三九團機三連任訓導幹事。本書作者宋受祥即在第三排為列兵。本書第八至十三節，即為當年駐紮瑞金及別軍福州調駐蕭山、龕山時之紀實。卅五年夏間余即復員返鄉。世權補記。」

我的學徒生活

2009-03-07T05:12:00.000-08:00

鄭學稼，《我的學徒生活》，臺北：徵信新聞報，1965。共101頁。
我在碩士班求學時，教「歷史人物與評價」課程的老師便告訴大家：做研究得找「適才量性」的題目，尤其關於人物的研究更是如此。換句話說，探討某些人物∕群體時，研究者本身總得和想要研究的對象有點相通之處，無論個性還是人生態度，如此方能賦予「同情的瞭解」。這句話不僅令我終身受用，還從一位撰寫陳獨秀傳記的學者身上得到印證，那人便是鄭學稼(1906-1987)。
籠統地概括鄭氏終生的身份可能有點困難。他既是一位反共的「自由主義」分子，也曾是位報人，甚至是學者專家。然而，生存在歷經冷戰前後時期的鄭學稼，其實並不太得到時人的欣賞和掌聲。鄭在1950年代執教臺灣大學，僅四年而遭停職；終身未加入國民黨，經常被傳為「托派」分子，死後蔣經國(1910-1988)卻特頒「績學貽徽」輓額，用以表彰其貢獻；李敖(1935- )在回憶錄上說他「讀書這樣少」，可是鄭氏曾翻譯過蘇聯共產黨、日本明治維新等多種書籍。
《我的學徒生活》是作者六十歲時寫的一部回憶錄。嚴格說來，本書主要參考的資料是鄭氏個人日記，另外附有多篇書信。倘若不是站在作者的立場，書中倒有幾處可值吾人深思：首先，鄭學稼一生堅持「反共」，從1930年代起便處在國共兩黨文化宣傳及鬥爭的情境中，他的回憶頗能讓我們重回到城市知識階層在兩者間的擺盪。鄭氏原是學經濟學出身，他接觸到當時世界流行所謂「進步」而「激進」的思想學說潮流，自是不可避免；然則他又是自處？中共又是怎樣圍剿像他一類「藍衣社理論家」呢？本書似是不可多得的面向，可供我們參考。
其實就算立場「反共」，鄭學稼也並沒有因此深獲國民黨當局所重用。在黨同伐異的1940至50年代，鄭氏既屢受共黨誣陷，也受國民黨內派系傾軋。他所寫的一本小冊《東方與西方》，內容訴諸於中國成為東方思想領導中心，結果卻在圖書審查時未獲通過，理由係為日本宣傳，耐人尋味。特別是來到臺灣之後，由於極度「恐共」、「反共」的氛圍，「反自由主義」也隱然成為一股相當大的力量，更讓許多知識分子喘不過氣來。書中都有相關說明可供追索。
這本書提到兩個近代史知名人物，作者個人的評價不言可喻。一位是陳獨秀，鄭氏對其推崇備至，儘管1938年初次見面，「他給我深刻的印象，在於青菜粗飯，態度誠懇，和有與眾不同的主張」，絕不因為「反共」而貶抑其人。另一位是跟陳氏在新文化運動齊名的胡適(1891-1962)。書中花了不小篇幅描述兩人在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那時胡為院長)見面場景。有意思的是，鄭、胡兩人對陳獨秀有著迥然絕異的態度，甚至思想方面也有歧異。譬如，胡適得知鄭氏對日本、歐洲歷史及文學有濃厚興趣，忽然問到「你懂英文嗎？」引來後者的不快，直言「外國語作為做學問的工具，不是拿來哄洋鬼子」相譏。而當鄭氏質問中研院處此「反共階段」，何不多方研究？胡答以「馬列主義不易瞭解，只好他說他們的，我說我自己的」充數。最後，鄭氏以拿人錢財為由，暗諷中研院難有知識和思想獨立之時，胡氏則不答。這唯一的一次見面，雙方話不投機，更凸顯作者個人心態和處事風格。

永豐鄉人行年錄

2009-03-01T06:30:00.000-08:00

甘孺，《永豐鄉人行年錄》，出版地不詳：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共127頁。

兩週前，出版社編輯臨時給我一封電郵，希望我在即將出版的新書封底介紹部分，稍做增飾。他的來信是這麼寫：「老闆說，本書簡介中，請加上幾個書中重要人物的名字，書會更好賣。」當時我毫不思索寫下幾位清遺民的名字。不過，我內心考量的是：如果一位對近代中國歷史有相當程度瞭解的人，他會希望想知道哪些人物是在堅持忠清或主張復辟的名單中？在思考作者和讀者雙贏的同時，腦海中我首先出現的是羅振玉(1866-1940)和王國維(1877-1927)兩人。

這部《永豐鄉人行年錄》，我大概差不多是在碩士班時便已知曉，可是第一次有機會讀它，卻在剛念博士班之際。那時我選修了陳老師的「中國中古社會與文化」，實在不知該以哪個題目做為學期報告。恰巧《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甫出版，在各種條件都已成熟下，於是決定寫個跟清末民初「敦煌學」歷史有關的短文，以羅振玉和王國維兩人為題。因此，《永豐鄉人行年錄》便成為一本不得不參考的必備書籍。也由於開了個頭，才能順利進入到清遺民的世界。

本書作者甘孺，其實是羅繼祖(1913-2002)的字，他是羅振玉的孫子。羅氏本身也是位著名的宋史、遼史專家，參與過《宋史》點校本工作。他亦嘗出版過多本以祖父為中心的書，當中最膾炙人口的，恐怕是《王國維之死》，輯錄了各家對王氏自殺的說法，並一一給予論評。他的立場當然是主要為了洗刷羅振玉向王國維逼債，導致王氏自殺之說。不過，從家譜的角度視之，羅繼祖對各種有關祖父的軼事，其實無形中也提供了許多讓我們瞭解羅振玉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從這方向來看，《永豐鄉人行年錄》無疑是羅振玉的自傳〈集蓼篇〉外，最有系統也最值得留意的一部書。此外，該書還兼具三項特色，讀者不可不識。

第一、晚清史事及時代問題，行年錄中皆已敘及。譬如1896年，羅振玉於中日甲午戰後，創設學農社，考究中西農務方面的知識；又設辦東文學社，影印日本學者那珂通世(1851-1908)的《支那通史》，可謂開啟先鋒。另外，關於清季「新政」推行各項教育方針，影響深遠，羅振玉也是參與其中的一員；如是時張之洞(1837-1909)嘗有意辦存古學堂，便詢及於羅氏意見。

其次是關於近代學術史的研究，本書更能顯現羅振玉個人的重要歷史地位。像是對敦煌文物的搶救、殷墟甲骨的挖掘和考釋，書中都有簡要的說明，可供進一步探索。而羅繼祖對先祖學術成就之措意，亦由此可知。行年錄可以說為我們理解羅氏終生學問，掌握了大致的輪廓。至於金石古器物學問如何過渡成為現代專業學術，又如何受到東瀛學者青睞與推崇，羅振玉既是箇中靈魂人物，此書自然不能不讀。

最後，書中也透露許多遜帝身旁遺民相互爭鬥而暗潮洶湧的情形。對掌握民國史外一章而言，其實本書也提供許多線索，可以思考以往為人忽略之處。

此書雖以繫年的體裁編就，然標示遜國後以中華民國年份稱之，若以遺民自視的羅振玉來說，當然不符其「仇亭老民」的心態。另外，該書也有繁體字版，名為《羅振玉年譜》，係羅氏後人在台增補而成。我最初所見便是此一版本；不過，「增補」的內容相當有限。

三原鴻寶

2009-02-21T19:32:00.000-08:00

臺北中華粥會編，《三原鴻寶》，臺北：編者印行，1966。共20頁，含照片若干。
國民政府遷臺後，跟隨而來的黨國要員及文化界名人，為了繼續維繫彼此的關係和情感交流，紛紛以各種形式、組織等進行活動。譬如「畫會」、「筆會」、「粥會」便是當中最為活躍的團體。位居臺北的「中華粥會」即是其一。
中華粥會原是一個文人團體。1922年間，上海有十多名喜歡吃粥、品茗，且氣味相投的讀書人相互為伴，每隔幾天就邀至「樂天茶館」泡茶聊天。當中主要召集人丁福保(1874-1952)於是開始約集，以每週一改往丁家吃粥，以「一鍋熱粥，四碟小菜」起始。1924年，由吳敬恆(1865-1953)、李煜瀛(1881-1973)、孫揆均(1856-1930)、丁寶書(1866-1936)等正式以粥會的方式創始，首開「以粥會友、以文會友」之風氣，自此成為文化人士之雅集。
相當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看似一個鬆散自在、無組織規章的社團，竟然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大約直到1941年左右，因為上海淪陷於日軍的手中才導致中斷。嗣後不久，吳敬恆懸念「淪陷區」的老友丁福保等人安危，即在大後方「國統區」的重慶，重新召開第二代的粥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華粥會部份的粥友陸續來臺，一開始時生活尚且無著，無暇顧及雅聚。等到1958年的冬天，適逢吳敬恆逝世五週年之後，某日在吳氏的衣缽弟子狄膺(1895-1964)向沈映冬(1905-2006)提議下，終於恢復。當時學者及文化人如黎東方(1907-1998)、熊式一(1902-1991)、郎靜山(1892-1995)、劉太希(1899-1989)都是粥會忠實的粥友。當然，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均在國民政府擔任重要的黨職或公職。據悉該會完整的資料，現存國史館內，計有約千萬卷的檔案，而粥友「其中因有重大事功而經政府『宣付國史』的就有將近五十人」。
《三原鴻寶》是臺北粥會所發行的一冊專刊，內容以紀念于右任(1879-1964)為主。當中除了有該會會員紀念文字外，還存有于氏晚年筆墨及照片多幅。如要瞭解于右任和中華粥會在臺灣活動種種點滴，此冊頗能提供一二見證，深具史料價值。尤其于氏書法堪稱一絕，早負聲名；我曾在老師的辦公室見到數幅，自己雖有興趣，則無財力蒐購。本書倒不失另一「辦法」，得見多人翰墨，更何況還有封面的李煜瀛法書。

報人生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自述

2009-02-12T09:57:00.000-08:00

顧執中，《報人生涯：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自述》，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共918頁。

過去幾年，我在上課談「近代中國專業化社會的形成」時，特別關注到傳統「文人」角色如何歷經蛻化，進而成為專業記者的問題，因此對該行業的回憶資料也相當留心。講到以「記者」為身份及主題的類似書籍，包天笑(1876-1973)的《釧影樓回憶錄》及續集最為膾炙人口，其他如陶菊隱(1898-1989)、徐鑄成(1907-1991)、陳紀瀅(1908-1997)、金雄白(1904-1985)等不乏可見，相關研究討論近年來亦頗多。記得2004年有次在南京舊書肆偶見《報人生涯》，篇幅甚鉅，粗略一翻覺得有趣，故購回展讀。

此書的作者顧執中(1898-1995)，號效湯，上海人。1919年中學畢業，後在東吳大學肄業。1923年任上海《時報》記者。1927年改任上海《新聞報》記者。1928年，利用業餘時間在上海創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顧氏參加「教師救國會」和「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1934至1935年期間，他曾出訪歐洲及蘇聯、美國、日本等地。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屢屢參與反日言論，在1940年8月時遭到日偽特務狙擊負傷，直到9月才輾轉到抗戰大後方。1942年時，顧執中又在重慶續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1944年赴印度，在加爾各答僑報《印度日報》任社長兼總編輯。戰爭結束後，1946年回上海，續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到北京，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編審。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特邀理事，首都新聞學會顧問。仍經常為報刊撰稿。著有《西行記》、《到青海去》、《東北籲天錄》、《報海雜憶》等，並將《封神演義》譯成英文。199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顧執中從事新聞教育工作近60年，培養了大批新聞專業人才，是有影響力的新聞教育家。《報人生涯》敘述了一位經歷二十世紀的記者，如何因應時代所帶來的變局。全書只談1949年前生平瑣事。有幾項重點是我隨手摘錄下來：首先，作者與其父親的出身，恰巧反映那些不上不下的識字階層，在清末民初社會中的困苦處境；特別是居住在上海租界，生活費用昂貴，舉步維艱境況。他個人因為屢屢找不到出路，漸漸才倚靠賣文為活，摸索出記者的職業。此外，以「後見之明」為名，顧氏並對租界生活有許多負面的印象，彷彿那裏是罪惡的淵藪所在。

第二處值得留意地方，係顧執中早年參加教會活動，促使他文字中頗多有關租界教會活動與影響的內容。其中，他在景林堂(為紀念傳教士林樂知[1836-1907]所建)擔任董事，還認識了宋耀如(1866-1958)一家，且很早便識得宋美齡(1897-2003)。

然而我深覺此書最珍貴之處，乃在於顧執中長期對新聞記者及事業的觀察體會。尤其他曾待過《時報》、《新聞報》、《印度日報》等，有著與他人完全不同的經歷，甚至於對新聞的抱負。這裏姑舉兩例，以概其餘。一、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前夕，顧氏以上海記者身份，前往北京，嗅到各路軍系內鬥情形；書中他便提到：蔣介石(1887-1975)、馮玉祥(1882-1948)、閻錫山(1883-1960)入京各有千秋，頗有象徵意義，彼此間相互爭持，也預示日後中原大戰一觸即發。二、對日抗戰之前，顧氏以記者身份，屢往各地考察，亦為國聯的李頓(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Bulwer-Lytton, 1876-1947)調查團兩位隨行記者之一。在上海成為「孤島」之際，他因從事抗日活動，成為日軍狙擊的對象。甚至顧創辦「民治新聞專科學校」，以學習新聞專業為科目，納入教育和輿論透明做為考量。

顧執中種種行徑，使得他日後成為左派分子，亦係國民黨的眼中釘。有意思的是，他身為錢大鈞(1893-1982)的連襟，竟無任何姻親關係可供支援，遂使在抗戰期間兩子女相繼在十天內因貧病而過世，不可不謂人間慘事。總之，雖然本書有多處頗有「自白」的味道，觀點可能站在中共政權的立場，但還不失為一本翔實回憶錄，值得多方考究。

黎錦熙紀事詩存

2009-02-11T07:06:00.000-08:00

黎錦熙著，黎澤渝編，《黎錦熙紀事詩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附照片2張、〈黎錦熙先生年譜〉，共224頁。
曾在民國史上發起「國語運動」的黎錦熙(1890-1978)，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國語運動史綱》，在1934年出版，介紹了自清末以來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及大眾語運動的始末、性質、範圍、目的、理論、方法和綱領，是部瞭解中國國族主義和語文間關係的入門之作。除了身為語文學家、積極提倡國語統一之外，黎氏的生平還相當值得留心；他曾經在民國初立不久，將章回小說《西遊記》納入教科書課本，引來譁然；也與中共領導者毛澤東(1893-1976)同鄉，俱為湖南湘潭人，並且據稱遺有將近八十年的日記等資料，可添現代中國學術史一筆豐富的面相。
我所購得的《黎錦熙紀事詩存》，內容範圍主要係1932年至1978年間，涵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解放等時段，乃《劭西詩存》、《廿年紀事詩存》兩書合成，另加上補闕遺詩。此書最值得稱頌之處，係每詩另附加「原注」，又有「今按」，足以證徵始末。
略舉所見幾處深具史料價值和意義的部分，以饗讀者：一、1937年「八‧一三」戰後，上海淪陷日軍之手，成立偽政權組織。但日人「以華制華」，深知借用傳統資源之重要，故改稱上海市政府為「大道市政府」，市旗更以太極圖為象徵。二、對日抗戰期間，大量人口遷徙內地，昔日荒蕪的部落，轉而成為人口聚集的城鎮，陝西雙石舖即為顯例，故有云：「抗戰歷五載，鄉鎮成名都」。三、四川後方在戰時，一般民營工業因受限制，往往無力發展，多併於官辦。可是黎錦熙詩注稱「實豪門主之」，即統治當局所控制。四、抗日結束後民生蕭條，導致百姓怨聲載道。像是他回鄉時「同車者不滿戰後措施，無勝利感」；又地方本以慶祝抗日勝利為由舉辦龍舟競賽，但卻因參加者意見不合而作罷，頗可見基層社會之狀況。
黎的文字不算多，當中最值得留心的，是關於他所撰寫的〈錢玄同傳〉；其次，要瞭解他個人思想始末，另有《黎錦熙著述目錄》可供詳參，同時亦能得知現代學術與政治問題之一二。

粉筆生涯二十年

2009-01-20T09:15:00.000-08:00

張丕介，《粉筆生涯二十年》，香港：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12期特載抽印本，1970。附錄牟潤孫〈張丕介博士墓表〉，共63頁。
在我讀過的回憶文字中，這本小書算是很特別。首先，它只是一篇長文，登錄作者個人工作的生活經驗片段，不過這並非是有系統的內容，而且放在學術刊物之中。其次，本「書」不完全純粹屬於「回憶」而已，其實還帶有一種類似「反省」的思考。
作者張丕介(1905-1970)，字聖和，山東館陶人。1920年考入山東省立第三師範，在校求學期間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擔任起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聯絡員。此後，張氏歷任國民黨山東省黨部重要職務，像是改組委員會兼宣傳部長、「清黨」委員、指導委員兼宣傳部長等職。1928年冬，張前往德國弗萊堡(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大學深造，1935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的他則是平步青雲，先後參加設計連雲港，後又受聘於南通學院農科。抗戰爆發後，張丕介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農業教育委員會專任委員。不久，參與創立「西北農學院」，曾任該院教授兼訓導長及經濟系主任。1939年夏，參與組織華西墾殖公司。1940年至1945年，在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其間曾被貴州大學借聘為農學院院長兼農經系主任；又參加創辦中國地政研究所，並任董事兼教育及土地經濟組主任；當選為土地改革協會第一屆常務理事；主編《土地改革半月刊》。直到1949年，張始定居香港，與徐復觀(1903-1982)、錢穆(1895-1990)共同創辦《民主評論》，及亞洲文商專科夜校；後者改名為新亞書院，王任教達二十年，並歷任新亞書院總務長、經濟學系主任、新聞學系主任、商學及社會學院院長等職。1970年5月28日在九龍病逝。
《粉筆生涯二十年》寫的是從南通學院開始的教學經歷。作者約略劃分為五部分：「濠上一年」、「西北去來」、「雲貴高原」、「從南泉到湯山」、「飄零篇」。當中有若干充滿史料價值的部分。第一、張氏回憶到自己初次教學的經驗，由於主要學習的內容都在國外獲得，一旦回國執教，為求易懂和吸引學生，不免將歷經「知識中國化」的過程。尤其是社會科學的部分，用他的說法，係一種「歸化」的方式。譬如作者言及，最初乃採用翻譯，嘗試想要把外國的知識經驗運用到中國來。然而，卻必須大量蒐集中國的資料，以做為內容。類似張的經驗，我記得蔣廷黻(1895-1965)、何廉(1895-1975)都有過，不可不說是那時留學生的普遍現象。這樣的「知識轉移」過程到底帶給近代中國多大的影響？相信這是一處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
第二處可以留心的問題，是1930-40年代戰爭期間的教育銜接。作者張丕介在這段時期，曾經參與「西北農學院」，感觸尤深。像他說到，受到戰事影響，沿海學校被迫遷移至內地，導致人事關係空降，派系糾葛不清，這些都進一步使得政府公信不彰。加以教科書教材缺乏、教員生計難以維持、訓導制度的出現等因素，結果均讓學生普遍對執政統治者的印象不佳，埋下日後學潮迭起的後果。研究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史課題的學者，此亦為相當有意思的內容，值得細思。
當然，張氏在戰爭期間國家政府對於邊疆問題的思考，也是本「書」很精彩的部分。例如他有西北調查旅行，撰有《墾殖政策》一書。由於參與戰爭與戰後土地問題的討論，地政也是他相當關心的課題，曾有相關的書籍和翻譯。可惜的是，這些在國共內戰激化下完全毫無用處，亦是國民政府挫敗的主因。
張丕介在書中最後一部份，簡略談及《民主評論》的發刊與新亞書院的創始；雖然內容不甚詳細，可是做為1950年代香港傳遞中國文化傳統的一處園地，讀者不妨由此繼續探索，追尋蛛絲馬跡。

我一生的經歷

2009-01-13T10:25:00.000-08:00

王紹齋，《我一生的經歷》，出版項不詳，1993。附照片兩張，共39頁。
最近因為政府即將撥放消費卷，各行各業蓄勢待發，紛紛提出促銷方案，鼓動消費；於是社會上有少數的幾位文藝人士，也來呼籲「以卷購書」。買書固為好事一樁，但要真正能碰到有好書來買的機會，恐怕還不算太多。當書友唐老闆刻正在他鄉書肆狂覽群書之際，碰巧在上週我也值此良機。於是乎，痛下斥資選了數本，準備過年時在家細讀。《我一生的經歷》即是當中新購進的一本少見的回憶錄。
作者王紹齋(1904-1993後)，原籍浙江紹興，自祖父時代便已寄居於江西南昌。本書約兩萬五千字，詳載王氏個人經歷，其中不乏有趣的過程和價值的史料。例如，作者就讀的心遠中學，校長即知名的熊育錫(字純如)。熊為嚴復(1854-1921)學生，1910年代末期兩人論學書札，後來經《學衡》刊出，屢引轟動。1932年，中日兩國外交緊張，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王氏任市長吳鐵城(1888-1953)麾下秘書，負責「公民訓練」，即秘密進行召集壯丁之意。書中還談及上海成為「孤島」時的敵後活動。
1940年，王紹齋轉往後方重慶，至中央信託局服務，期間曾奉調中央訓練團受訓。作者也提到重慶的鼠虐之患，幾乎生活受其影響；而一般人家中豢養貓隻，更不敢讓牠吃鼠，因為老鼠身上細菌極多，恐食後暴斃。這種情形也進一步造成貓隻身價扶搖直上，成為有錢富人的新寵。對抗戰後方的生活史而言，此不啻為野史之一章。
另一值得留意的是，作者長期與俞鴻鈞(1898-1960)共事，深知其人性格，有《俞鴻鈞傳》可證。但本書也提到俞氏對張靜愚解職一事，導致日後和陳誠(1898-1965)產生芥蒂。後來1958年，俞任行政院長拒絕監察院約詢而被迫辭職，根據王的看法，也與陳的交惡不無關係。

七十回憶

2009-01-10T08:39:00.000-08:00

李喬苹，《七十回憶》，臺北：作者刊行，1964。附照片若干，共80頁。
談起李喬苹(1895-1981)這個人，知道他的生平經歷者或許並不太多；但若講到近代對中國化學史料的發掘、蒐集、整理與研究，李可謂有開先鋒之路的貢獻。其一生著作：《有機化學工業》、《無機化學通論》、《中國化學史》、《中國近代化學史料》等書，尤其是教科書《高中化學》、《初中理化》，曾多次再版，對臺灣中學的化學教育，影響甚鉅。
李氏是福建閩侯人，其父李世暢為閩浙總督署總書。他自幼聰穎好學，11歲入閩侯西城小學堂學習。1909年小學尚未畢業時，就考取福建三牧坊高等學堂(原全閩大學堂)。該校分文、實兩個學科，他上了實科的預備班，次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升入正科。為振興中國工業，他立志學工，於是年秋，同薩本鐵(1900-1987)、孫昌籛等人北上求學，考取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學習應用化學。1915年7月以優秀成績畢業。此後改用喬苹名。
《七十回憶》還記載了許多以往未聞的軼事。譬如：有關1916年北京舉辦第一屆的文官考試情形，作者曾參與其間，後來他默記考試題目為「通其變使民不倦說」及「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論」。據本書所稱，當時一般民間風氣，仍未脫科舉的「遺毒」，兄長見作者順利通過，皆目之「已得官」。其次，1937年7月，北平、天津兩地相繼淪陷於日軍之手，李喬苹率家族身隱故都。本書敘及他與同時期的知識分子忍辱偷生的歲月。由於這項因緣，遂使李氏日夕寖饋於北平圖書館，結果寫成《中國化學史》一書。在抗戰結束的前夕，英國人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 1900-1995)與作者有機會結識，也每每對其化學史知識，深深吸引折服，讚譽有加。此也促使《中國化學史》英文版的誕生。
再者，書中提到內弟陳聲聰(1897-1987)，亦為福建閩侯人，即撰寫《兼于閣詩話》，1930年代與湯用彬一齊編寫《舊都文物略》的那位。這是讀此書時意外的發現。
本書係由網購而得，雖薄薄一冊，然索價不斐，要400元。所幸網路略查，圖書館大多所藏為作者化學著作，此回憶錄尚不可多得。

八十自述

2009-01-09T14:21:00.000-08:00

繆任樑，《八十自述》，臺北：譚四強等刊行，1985。附照片12頁，共113頁。
繆任樑(1905-1995後)為廣東五華人。父親曾任梅縣地方法院院長，大概受到家風所影響，繆氏也選擇以法律就讀；後來1931年，繆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法律系，服務於軍、政、法界。當時在他同學中，還有日後成為中華民國第六任副總統的謝東閔(1908-2001)。
1932年夏天，由於同宗繆培南(1895-1970)刻意栽培下，作者於是奉調為國民政府第一級團軍第一教導師政治訓練處訓育科長。在1936年「寧粵分裂」結束後不久，廣東方面奉命組織軍事考察團，繆任樑也參與其中。途中他曾至山東濟南，本來素聞省府主席韓復榘(1890-1938)的治理甚有規模，然繆氏親見卻覺並非如此。據《八十自述》稱：當時韓氏見面時頻頻咳嗽，且隨意吐痰於地氈，令其頗覺「為一省的主席，歡宴場合，應宜莊重，表示敬客，而不講衛生禮貌，似有藐視客人之嫌，也失了其本身的尊嚴」，以小見大，預知將來韓必誤事。
抗戰軍興，繆氏旋即擔任軍務工作，身兼第十二集團軍業務會報和總理紀念週的紀錄。從作者書裏所言：戰爭之際，日人為刺探軍情，四處尋訪網羅情報，甚至還有專門收買文字紙籮等廢紙，藉由蒐集字紙研判軍情。1945年3月起，繆晉升為少將參議。未幾，日本戰敗投降，為了因應廣東東江地區軍事的管理，作者於是受命洽商接收事宜。1946年初，第三補給區接著成立，繆也負責軍用物資的運送和配給工作。
如此補給的工作，長達一年後始奉令裁撤。繆任樑於是轉任司法工作，擔任廣州高等特種法庭審判官。此一新設的司法機關乃為「適應戡亂時期各地需要」，審理重大刑事案件，如叛亂、匪諜、搶劫，甚至有關擾亂治安金融等。書中所舉的是1948年1月，廣州市民抗議香港政府勒遷九龍城民房事件，結果審判決定「依法公訴不受理」成立。該事件雖平和落幕，卻也顯現國共內戰酣熱之際，法律層面如何波及政治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和影響。

汪宗海人生八十年

2009-01-05T07:44:00.000-08:00

汪宗海，《汪宗海人生八十年》，臺北：福聲出版社，1988。附個人照片一張，共38頁。
本書又名「汪鯤八十自述」。作者原名汪江水(1909-)，福建惠安人。這部篇幅甚短的小書，雖然以「八十」為名，其實記的主要是抗戰期間的敵後間諜活動。由於汪氏父親曾參與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因此藉由長輩的人際關係，1934年時作者加入廈門剛成立的「水警第二大隊」，擔任特務長一職。嗣後，因「七‧七」事變發生，水警隊撤退改編，汪改加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閩南站，成為行動組隊員，長達七、八年之久。這段期間的工作，乃奉層峰命令，進行掌握「淪陷區」的情報，破壞敵人軍事活動，並刺殺「漢奸」與日軍敵酋。
書中曾談到幾次「制裁」敵後「漢奸」及日人事蹟經過，如：1939年9月12日陸軍特務機關長田村豐崇(1904-1939)案、1940年1月8日黃蓮舫案、1940年3月21日殷雪圃案等，均可知廈門地區的間諜內容性質。然而對汪宗海而言，最值得稱述的諜報工作，係刺殺日人澤重信(1900-1941)一事。據書中指稱，澤重信為日本派駐華南地區特務工作的最高負責人，能操閩南語，對閩南當地深諳事務，並結交廣泛。初由臺灣總督府派往廣東及東三省，參與情報蒐集活動，後來調升為駐廈門特派員，以「全閩新日報社」為機關。因為該人頗有計畫促成「華南國」之準備，故重慶國府命令限期將他暗殺。汪氏承接該命令，籌畫許久，終將澤重信擊斃。此事轟動一時，一位遜清的進士林騷還特意撰寫對聯「五步濺血笑大索，一鳴驚人氣有餘」來褒揚。其中相關過程，俱在本書詳細描寫。換言之，以做為敵後間諜活動史之參考，這也是一部值得閱讀的書。
我手邊的這部書為作者簽贈本，寫有「翼雲先生留念汪宗海敬贈七十七年夏」等幾字。

老古董

2009-01-02T08:15:00.000-08:00

唐魯孫，《老古董》，臺北：大地出版社，1980。共276頁。

這其實是系列叢書中的一部。作者唐魯孫(1908-1985)，原籍長白，寄籍北京，為滿洲鑲紅旗人。他是位相當博聞強記的作家，擅長描寫美食，成名作包括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三天的〈吃在北平〉。由於生在清末，故能從族人口中得知許多滿清大內的種種事物，化為文字，如數家珍地娓娓道來。1976年起，唐氏陸續寫就《中國吃》、《南北看》、《天下味》、《故園情》等小品文書籍，深富趣味；尤其關於北京社會生活的點點滴滴，最令人難以忘懷，當中甚至不乏珍貴史料價值的見聞。

本書《老古董》，敘述的即是民國初年北京各項掌故軼聞，還有許多難得的旗人生活面貌。諸如「紮絨花」這項手工藝裝飾品，有分「細作」和「普通」兩類；後者多提供廟集一般人購買，前者則是王府、勳戚、名門之用。即連上海的杜月笙(1888-1951)，以戲曲著名的梅蘭芳(1894-1961)，都是其愛用者。另外民初北洋政府的「早衙門」情況，於六、七、八月一律只在早上七點到下午一點上班工作。等到時間一過，公務員多半不願頂著火毒的太陽返家，反倒是各自尋求品茗和納涼，以度炎炎酷暑。西鶴年和同仁堂兩家著名的中藥鋪，作者也有非常詳盡的內容介紹。

在描寫有關北京旗人的生活裏，我最有興趣的是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的各種傳說。像是書中說他喜愛養小狗，乃源自清廷宮內養狗的風氣使然；甚至因為英文老師莊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緣故，曾養有十多隻洋狗。另外，莊士敦為傳授遜帝英文，也想出「英文字接龍」的益智遊戲，方法是隨便以一本英文書，找某字為代表，開頭的人舉該字最後一字母，負責接下一字的人，必須舉此字母為先的單字，如此直到輪到的人接不下去為止。至於簡單描述清東陵被盜經過，唐氏以寶熙(1871-1930)的《東陵日記》原蹟印本改寫，讀來文字引人入勝，即使沒看過原文的人，亦能從本書雋永的文字書寫裏窺知一二。

還有兩段軼事，未必係屬真實，可聊備一格，以供參考。一是有關李蓮英(1848-1911)傳說，說著名飯館「東興樓」乃其投資股權之店；又謂溥儀大婚時，為縮減開支，裁撤御膳房，改由「東興樓」包飯。李氏於清室易屋前夕即告死亡，此則見聞容或不確。另一則是關於清遺民劉世珩(1875-1926)之子劉公魯(1901-1937)，平日喜歡蒐羅小型唾壺，藏有百餘隻之多。

黃炎培日記摘錄

2008-12-23T06:25:00.000-08:0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黃炎培日記摘錄》，北京：中華書局，1979。共209頁。

兩年前，有位中國的朋友告訴我：刻在整理將出版的黃炎培(1878-1965)文字裏，其日記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值得留心。沒想到，這一晃已經超過兩年，卻還遲遲不見出版。今年六月自己在搬書之際，無意間想起之前曾買到的《黃炎培日記摘錄》，於是隨手讀來，深感興味，值得在此推薦。

黃是江蘇川沙人，畢生奉獻於職業教育的工作。後來他參加政治活動，最令人的醒目就是在1941年時，與沈鈞儒(1875-1963)、張瀾(1872-1955)等人共同籌組發起「中國民主政治同盟」，嗣後更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在共產黨在中國勝利、國民政府輾轉遷臺後，黃氏初係居留在香港，後來則受邀返回北京，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民主」人士的代表。這部《黃炎培日記摘錄》內容，主要乃關於1937年至1949年間思想和活動，特別是國民參政會的活動與議案情形尤多。

綜觀日記，可以藉此窺見一位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洪流和環境中所遭遇到的種種問題。譬如言及黨義∕主義對近代中國民眾的生活危害之深，然國府卻屢以實施「訓政」為由，將三民主義視為最高鵠的，並且罔顧民權的意義。蔣介石便在於國民參政會嘗有發言：「學校機關勸人入黨是好意，入黨是國民義務。憲政實行之後，當然是多黨制，但訓政時期則否。各黨派只要不違反三民主義，政府定扶助之。」如果對照到現今臺灣社會瀰漫一股以黨領政的氣氛，不禁要覺得彷彿是歷史悲劇的重演了。

至於戰爭期間，軍官∕軍人的地位提高，權勢擴張，導致風氣敗壞，也是頗值注意的現象。這樣的情形甚至讓原本屬於施教環境的學校，幾乎淪為政治教條與宣傳的場域，有人即提到當時辦學之難有三：一為軍事教官之驕蹇，二係黨部與三青團間排擠，三是經費甚窘，無從獲得。觀乎前兩項，頗能見得政治力影響教育園地。而且壓迫愈深，反使一般百姓噤若寒蟬，無意參與政治，遂有離心離德的情況產生。黃氏日記記載成都茶館酒肆尚有「莫談國事」之禁條，可見情形一斑。

此外，「黨化」的現象還影響到學術圈。朱家驊(1893-1963)任中研院院長，早為時人詬病，日記轉述傅斯年(1896-1950)的話，說「公推三人候選，請政府擇一任命。政府則派朱家驊，以其為黨員，而三人非黨員也。」相信現存的「傅斯年檔案」定能顯示此事件始末。又書中有親訪共區延安之始末，可與作者另一本《延安歸來》相互參照；戰後的「清查敵偽財產團」，頗令人質疑，蓋因無須接受參政會或立法機構審查，有人疑為主事者係軍政大員，或黨國要人緣故；商人走私渡黃河，必先賄賂守軍，不料共軍喬裝走私商人，竟一舉殲滅地方守軍。諸如這些許多點滴，不啻可做為研究1940年代中國的參考，亦能見當時社會情況。

孫元良詩存

2008-12-17T05:08:00.000-08:00

孫元良，《孫元良詩存》，臺北：張萬明刊行，1994。隨書附圖若干，共84頁。

前些時候偶在書店見到《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係由某家出版社再版。有書商願意賠錢來經營文史書籍的流傳，可謂功德無量，善事一樁。於是遂又憶起自己去年曾在中研院圖書館裏讀到另一本奇特書名《地球人孫元良日常事流水記》。我自己則有次跟唐老闆到「古今書廊」開張的新店中尋寶，也見到孫元良(1904-2007)的詩存，經過網路查詢，僅中壢的中央大學圖書館有藏，甚覺珍貴，故特此介紹。

孫氏原籍浙江紹興，生於四川華陽。他的一生多采多姿，是黃埔軍校和國民黨歷史的寫照，不但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還曾參加過北伐、抗日、國共內戰等重大戰役。中華民國政府曾頒贈陸軍二級上將，不過有個綽號「孫飛將」，乃共黨諷刺他不以逃跑為恥。孫氏後代也相當知名，其子孫祥鍾，即藝名「秦漢」的電影明星。

《孫元良詩存》乃隨詩有「附記」，當中有兩則深具史料價值。藉此舉出略為說明。第一例是〈戰白雲山〉，記黃埔軍校東征之役。作者時任第一旅第二團第一營第一連的上尉連長，詩作以寫實的方式呈現。又有〈悼廖黨代表二首〉，孫氏當時以腳疾住院，廖仲愷(1877-1925)被刺殺之初，也是最先目睹其遺容之人。

春泥館隨筆

2008-12-15T07:37:00.000-08:00

黃曾甫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長沙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室委員會主編，《春泥館隨筆》，長沙：編者印行，1990。附作者八十肖像一張、勘誤表，共205頁。

此書原為《長沙文史資料》增刊，共分四卷，分別題為「雪泥鴻爪」、「前輩流風」、「湘故軼聞」、「藝海鉤沉」。作者黃曾甫(1912-2001)，長沙人，同時是一位實業家和文史專家。他在1935年自湖南大學畢業後，歷任中學教員、隱儲女校校長、《湖南戲報》主編等職。抗日戰爭初期，黃氏任長沙市戲劇界的抗敵後援會主席。40年代後，先後合資在長沙、貴陽、重慶經營捲煙廠、火柴廠、錢莊等，任董事長、總經理、廠長等職，曾任長沙市私營煙廠聯誼會主任、長沙市商會常務理事。1949年，面對國共內戰情勢，黃則選擇參加湖南的「解放」活動。1950年任長沙市工商聯籌委會秘書長，次年將所經營的湘中火柴廠捐獻給長沙市人民政府生產教養院。後在市民政局、文化局任職。1957年錯定為「右派」，直至1978年始遭平反。晚年時，黃曾甫從事文史研究，曾任長沙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兼職副主任，是民建長沙市委顧問。

《春泥館隨筆》是一部地方耆老記載湖南省的筆記著作。「雪泥鴻爪」主要是描述當地地方名勝，像是城隍廟信仰與各地「八景」；又包括名人舊居，如革命元老黃興(1874-1916)的故居與祠堂。「前輩流風」記載作者親見親聞的名人掌故，內含政治的譚延闓(1880-1930)、馬寅初(1882-1932)、唐有壬(1893-1935)，學術的楊端六(1885-1966)、周鯁生(1889-1971)，報界的劉鼒和(1870-1929)，法界的陳長簇(1876-1960)，商界的曹商隱(1894-1965)等。「湘故軼聞」則涉及社會現象，如最早在長沙設立的鄉村女學堂、國民革命軍的〈會師武漢歌〉。最後的「藝海鉤沉」，寫的是關於影劇往事，包括京劇、湘劇、新式話劇、昆腔等人事物。

除了增添吾人對湘省地方清末民初的文史情況瞭解外，我覺得書中最值得參考之處，是關於1920年代「北伐」的內容。眾所周知，湖南在「北伐」期間因共產黨屢屢發動農民暴動，所以受創最鉅。由於當時作者還只是一名在私立青年中學就讀的學生，故於社會上發生若干事情和印象，能以平常的心理敘及，且相當深刻，故在隨筆裏娓娓道來，頗可吸引讀者。

還有一則何鍵(1887-1956)治理湖南時採用「游行廣告稅」的內容，讀來相當令人噴飯。所謂「游行廣告」者，泛指任何可以達成宣傳效果的「廣告」，皆須按規定繳納稅金：如以人肩負廣告牌示、馬車或汽車上有廣告字樣等，均一律必須納稅。此舉惹來不少民怨，也顯示當時地方軍系如何籌資財源，可見一斑。

可惜此書的訛字甚多，有不少重大錯誤。如標題「劉少少誓不帝表」，讀該則的內容可知係為袁世凱(1859-1916)洪憲稱帝一事，應為「誓不帝袁」才是；又如將中共早年創黨名人鄧演達(1895-1931)的「演」字，誤植為「滨」，類此甚多不一而舉。

湘雅摭殘

2008-12-10T04:46:00.000-08:00

不著撰人，曾卓、丁保赤標點，湖南圖書館藏，《湘雅摭殘》，長沙：岳麓書社，1988。共858頁。

湖南非但有多位名人之外，該省由於文風薈萃，亦孕育不少的學者詩人。我手邊的這本《湘雅摭殘》，就是登錄有清代道光至民國初年，由文人詩詠的作品八千首舊體詩史料集。據該書的「出版說明」指稱，編者對於所錄各詩家的身世、經歷皆有所說明，其中的內容不乏涉及太平天國、義和團、甲午戰爭、戊戌變法、自立軍、辛亥革命、洪憲帝制及民初軍閥割據等情形，或親躬其役，或多有耳聞；有許多文人的詩集雖然無從得見，但透過本書的抄錄，卻可以留下痕跡，還有重要史實。

雖然傳統社會文士的舊體詩，篇帙相當眾多，而且內容經常難於窺探，非有相當的古典知識素養不可。但我私意認為：若是有人可以披沙檢金，找尋當中深具意義的部分，不妨亦能提供偌大助益。像是本書便具有如此功能，我自己曾因而獲益甚多。此處略舉幾位我所得見的清遺民說明。第一位是長沙人黃昌年，曾任光緒年間翰林，書中說他「鼎革歸里，高隱深山，不履城市。惟愴懷故園，感傷時亂。」載有〈新萬古愁詞〉，堪稱詩史。內云：「錦繡神皋，卻被那眾乖龍無端翻攪。新簇簇，戴一頂洋裝帽，提一個軟皮包，說是國民榮耀。程度也增高，要這虛矯。新進士你作甚麼偽經考，名孝廉你創甚麼國民報，老狀頭你上甚麼荐賢表」，「南北郊，吹洋號，東南陵，修鐵道，學堂齊設大中小，殿廷也要個指揮刀。游學生，拿腔調，警察兵，苛屎尿，無非剽竊外國的皮毛」，語帶諷刺形容那些清末新政下百官與社會各界醜陋的樣態。黃並在民國後曾經任職「船山學社」社長。

另一位陳嘉言(1851-1934)，係衡山人，民國後也參與「船山學社」，卒年八十餘。辛亥革命後有多首詩作述說自己心境，如〈辛亥冬自漳州棄印還湘舟泊昭潭〉有句曰：「東陵明歲瓜田守，故國新添一老農」；〈辛亥冬月感作〉云：「睡起西山滿蕨薇，今人歌笑昔人非」，充斥黍離之悲。

還有位湘鄉人傅毓湘(1845-1922)，據稱「鼎革歸里，不聞理亂」，生前自定葬地，並撰墓聯云：「梅花明月幽人宅，蘭芷香風故國魂」，並有〈過栗里懷靖節〉，以效陶淵明(365-427)自許。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

2008-12-02T08:26:00.000-08:00

蕭瑜，《我和毛澤東行乞記》，香港：明窗出版社，1988。共311頁。
近代中國的湖南一直是很特殊的地理區域。除了著名的「湘軍」外，湖南也是唯一支持清季戊戌變法的省分；而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該省的「農民運動」風潮最為浩大，造成多名的地方士紳接連慘遭整肅致死。非惟如是，湖南還曾「出產」了多位影響現代中國的名人，像曾國藩(1811-1872)、胡林翼(1812-1861)、譚嗣同(1865-1898)、黃興(1874-1916)、楊度(1875-1931)、譚延闓(1880-1930)、蔣廷黻(1895-1965)等。當然最廣為人們熟知的，就是被譽稱為「打天下的光棍」毛澤東(1893-1976)。
有關毛澤東個人生平和傳奇，始終充滿謎般的色彩。尤其是對毛氏早年活動，知悉內情的人則更少。這部《我和毛澤東行乞記》，似乎提供給我們許多精彩而不為人知的一面，充分展現青年毛澤東的思想和行為。
作者蕭瑜(1894-1976)，又名子昇，字旭東，湖南湘鄉人。青年蕭氏其實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就讀時，與毛澤東、蔡和森(1895-1931)號稱「湘江三友」，廣受注目。1918年4月，三人又發起成立「新民學會」，由蕭擔任總幹事。不久他赴往法國勤工儉學，亦是湖南當地主要的策動者之一。在1924年回國後，蕭瑜先後任中法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華北大學校長等，此外也加入國民黨，參與政治活動。1949年，蕭氏跟隨國府前往臺灣，後來從事於教育工作和事業，最後移民在烏拉圭去世。
根據蕭氏自詡：本書是「記述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誕生和有組織的發展」之著作。從作者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毛氏那種個性偏執、平日不拘小節、又喜爭鬥、相信「征服」別人才具有德行等性格。非惟如此，書中還透露許多不為人知的秘辛。譬如，有湖南第一師範的「孔夫子」稱號楊昌濟(1871-1920)，原先打算將女兒楊開慧(1901-1930)嫁給作者，惜作者已先婚，故締造毛澤東與楊家的婚姻。此外，蕭氏談及蔡和森，說他「為人缺少創發力和推動力，又不願在任何事上求助於人」。講到楊度(1874-1931)，認為某些程度確實影響了同鄉的毛澤東，這點倒是極少有人提及。1914年「新民學會」的組成，乃至分裂的經過，作者也提供了相當充分的說明。
1916年暑假，蕭瑜臨時起意，決定以行乞的方式到各地基層體驗生活。這項空前的作法引來毛澤東的高度興趣，兩人遂結伴而行。該趟「行乞旅行」，不但增加了雙方的瞭解，也促使毛日後思想的激進化，成為加入共產黨的契機。作者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其中經過，並詳述毛何以未曾參與留法勤工儉學理由，還有關於與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經歷。
《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最先是在1959年由英文寫成，當然原來所設定的讀者群，係以洋人為主。因此，內容不免深具「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色彩，讀者亦能從序言委請知名的國際作家林語堂(1895-1976)來寫，可以窺知一二。

關於美國兵

2008-11-22T12:36:00.000-08:00

黃裳，《關於美國兵》，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7。共142頁。

美國跟中國的外交關係，從上個世紀以來便處於千絲萬縷的情緒之中。一方面，近代的中國和美國關係密切，無論在學術、思想、政治、社會、經濟等各層面均影響至深；另一方面，美國在廿世紀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性格也讓中國深受其害，基於反殖民的要求，內部始終民眾有反對的聲浪出現。這部《關於美國兵》，便以此為題材，在國共內戰期間成為相當引人注目的著作。

作者黃裳(1919-)，原名容鼎昌，回族，祖籍山東益都，出生於河北井陘。黃裳是其筆名。他曾在南開中學和交通大學就讀；1943年至1946年間，先後出任美軍翻譯，奔波於成都、重慶、昆明、印度等地。在1946年後，黃裳定居上海，直至1956年期間，又任《文匯報》記者、編輯、編委，擔任上海電影系統創作所編劇、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上海文聯委員等職，著有大量散文。

本書主要乃作者根據自己任職美軍翻譯工作的回憶而成。究其實，有幾點現象深值注意：首先，雖然站在描述美軍立場，不過有時也提及中國內部統治當局的情況。譬如提到「中央訓練團」的設置，說明國民政府透過新成立的組織∕制度，進一步強化和鞏固思想統治；作者對此情況頗感「不屑」。又如派遣至印度的滇緬遠征軍，無論長官或士兵，皆比照美國軍人生活；儘管未必全然一致，但待遇都較「大後方」的軍人為優，更遑論前線作戰的部隊。

其次，黃裳顯然對美國兵的看法與態度是愛恨交織的。因為這些美軍，使得他的人生有機會碰觸、甚至瞭解到那些深層的「洋人生活形態」，結識許多來自遠方的朋友；不過，更多時候作者也特別感受到中國人對美國人過度奉承阿諛，以致屢屢帶來情勢的誤判。此外，我覺得作者筆下描述的洋人洋將，也能特別糾正以往我們的誤解。

總之，《關於美國兵》是一本反映時代的著作；既可做為近代中美關係之一章，又能藉此深入瞭解中國進行抗日戰事的動員和準備情形。其實臺灣在終戰後的1950年代初期，仍受美援所資助及影響，若能比較兩者之關係，說不定可窺探國府對於內在結構所出現的變遷為何。

最後我還要提到：本書亦為朱伯父藏書。惟書名扉頁有鋼筆字「蕭荻兄正之作者特贈三十六年四月五日」，我估計極可能是朱伯父購自臺北的舊書攤。能夠在多年後獲得黃裳致贈他人之書，巧合不可不謂有緣矣！

生平自述

2008-11-20T09:11:00.000-08:00

黃造雄，《生平自述》，竹南：作者刊行，1963。附照片2張，共43頁。
在這本短薄而約二萬多字的小冊子中，身為浙江義烏人的作者黃造雄(1901-1989)，寫下了他前半生不平凡的遭遇。黃氏原名兆榮，1920年代因追隨國民革命，被軍閥孫傳芳(1885-1935)追緝而改今名。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他曾任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又上海市教育會理事長，終生參與黨務和教育工作，直到國府遷臺還任國民大會代表。
《生平自述》提到了幾點作者值得被紀錄的史實。第一、他說到農村底下的士紳行為過於跋扈，基於改造社會的心態，求學時有意投考法政學科，目的是為了「改良」社會。儘管後來黃氏的工作走向有了變化，不過見微知著，頗能印證當時一般青年的心態，何以對法政充滿興趣及信心。其次是黃造雄投考瀋陽高等師範學校，書中有二至三頁描述學生生活情節，頗可參考。原因係1920年代時，北洋政府教育經費短絀，各省辦學均自行籌措經費，獨東三省在張作霖(1875-1928)統治下，可稱優渥。此外，黃氏在畢業後也並未留居東北，反而為了響應革命，南返加入黨務工作。
第三處有關本書作者生平最重要的事蹟，乃參與創辦私立君毅中學。該校係國民革命北伐時，上海市黨部工業部的張君毅為黨捐軀，結果由作者與周致遠等人發起紀念緣故，嗣後則又在杭州設置分校。而本書作者黃造雄是在周氏辦校積勞成疾去世後，旋任校長，貢獻出力最多；直迨來臺，君毅中學仍於苗栗復校，現刻在竹南鎮公義路245號。由於該中學本以紀念黨員而設，自然辦學和日後國府的黨化教育有關，而許多黨國名人均是該校董事，像于右任(1879-1964)、潘公展(1894-1975)、吳開先(1898-1990)等；至於畢業的學生出路，據書中所稱，30年代大多投考軍校或航空學校。等到上海經日軍攻陷而成「孤島」，許多肄業的校友，多加入「戰時工作服務隊」，為抗日蒐集情資。換言之，君毅中學在中日兩國戰爭期間，身負教育文化抗戰的地下工作之責。
這本書最後需要指出來的，是作者附錄的〈奉教育部令第三次返滬從事地下工作被捕慘痛追記〉，詳述個人在二戰期間所受的種種虐刑，包括：電擊、灌水、飛機刑、老虎凳刑等。該篇長文頗能為敵後工作人員的一段辛酸血淚史略做註腳。

家住書坊邊

2008-11-15T16:28:00.000-08:00

林海音，《家住書坊邊》，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7。附照片若干，共279頁。

既然談到林海音(1918-2001)，那麼索性介紹她的另一本回憶錄——《家住書坊邊》。「書坊」係指著名的文物市場「琉璃廠」，內容講的是作者早年居住在北京這個古都，對於相關人物、環境與景物等各方面的憶述。不過，書中當然不止只有北京歲月的一段，還涉及到諸多豐富的事蹟，增添我們對林氏個人精彩生平的瞭解。

例如作者的父親林煥文(1889-1931)，一生經歷頗值稱述。他曾擔任新埔公學校老師，深深影響了當時還是學生、後來成為知名的作家吳濁流(1900-1976)；此外，又參與過1924年在北京召開的「華北臺灣人大會」，對臺灣的「治警事件」表示抗議。另一位花費不少篇幅描寫的人物是夏仁虎(1874-1963)，提到其〈枝巢九十回憶篇〉這首自傳詩，還有他的退宦生活著作等。多年前我讀過夏氏的《舊京瑣記》，此書則給我更多夏私人生活裏的材料。

而林海音最被人廣為傳頌的小說《城南舊事》，可以從《家住書坊邊》得知她許多寫作素材得力之所在。有意思的是，林氏年輕時當過報社記者，她筆觸下有關北京∕北平市井風貌的描述，有別於文學小說部分，回憶錄無疑可以給我們更確切的圖像。

除了作者個人憶述外，本書另有友朋的回憶文字，頗值參考，可進而瞭解其人其性。

剪影話文壇

2008-11-14T06:40:00.000-08:00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附照片若干，共276頁。
有關臺靜農(1902-1990)為人題籤封面的書，我的印象並不算多。他的書法也是獨具一格，始終深受行家所喜愛。這裏要介紹的《剪影話文壇》，便係當中一部相當暢銷的小品，還獲選1984年臺灣最具影響力的十本書之一。
作者林海音(1918-2001)女士，原名林含英，臺灣苗栗人。林氏最為人熟悉的事蹟有三：第一是她在1960年以小說《城南舊事》而聞名。該書乃關於林海音童年在北京生活的五則小故事，後來曾改編成電影。第二是隔年，林最先提出「純文學」這個概念，倡籲要以不含政治及商業目的來創作文學，而具體的表現是成立純文學出版社，創辦《純文學雜誌》，結果培育無數青年作家，影響臺灣文壇甚鉅。最後，林海音令人稱羨是與筆名「何凡」的夏承楹(1910-2002)共組家庭。夏家為書香門第，夏承楹本人非惟《聯合報》主筆，其父親即為鼎鼎大名的《舊京瑣記》作者夏仁虎(1874-1963)。
本書能夠獲致時人欣賞，約有幾項特點。首先，以作者在文化界的人際關係，撰寫她所熟識的文壇作家軼事，可謂得心應手，而且入木三分。於此，讀者可以窺探戰後臺灣文藝活動的情形，許多內容都極具價值，不乏史料的意義。其次我認為最值得的地方，是林氏獨具匠心，保存大量的影像資料。誠如她在書中提及：由於喜愛拍照，照片簿於是成為作者的「資料庫」；作者是用這些剪影紀錄為主，配合回憶文字而成，隨之下筆。換言之，這部書非僅具有回憶錄的性質而已，更重要的是挖掘林內心潛藏思維，並不預設任何敘事陳述，每篇文字各自獨立，卻又彼此相關。無怪乎臺靜農對此彌足珍貴的照片，直稱「這也是一種文獻」。
當我讀到林海音一次次談到自己所認識的文壇友朋時，彷彿以前國文課本熟悉的作家名字，又紛紛從腦中浮現出來。林語堂(1895-1976)、蘇雪林(1897-1999)、謝冰瑩(1906-2000)、凌叔華(1900-1990)、林良(1924-)、琦君(1917-2006)等人的生活側面，透過文字重新讓人有更深的認識。當然，過去我所一知半解的文化傳奇人物，也藉著本書可以細細品嚐咀嚼，摩娑其人當年景象。像是曾在武昌街擺書攤的詩人周夢蝶(1921-1980)，書中有他的兩張照片，一睹其風采。《兒子的大玩偶》作者黃春明(1935-)則是類似的情形。令人驚訝的是，還有機會看到今日頗具爭議的《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年輕時的照片。
《剪影話文壇》也提供了數則掌故，可供進一步探索。譬如，1951年有「臺灣青年文化協會」，舉辦夏季鄉土文史講座，參加的人俱為社會青年，講師有楊雲萍、黃得時、陳紹馨、戴炎輝、方豪等；社會流行的「湘女多情」一語，原因係指湖南當地女性喜嫁為軍人之妻，而外省籍軍人駐紮湖南，多娶湘女，故乃讚美湘女情意緣故；1948年5月5日在上海舉辦第七屆「全國運動會」，華北、東北因國共內戰，軍事告急，兩地選手無法籌錢前來，結果海軍出面免費載送。等會後結束，海軍以另有任務不再負責接送，遂使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夏承楹出面呼籲援助北方選手，最後圓滿達成。我覺得這些零星的故事，似乎可以加以發揮，或能從中得其歷史意義。

澳門雜詩圖釋

2008-11-12T08:56:00.000-08:00

汪兆鏞著，葉晉斌圖釋，《澳門雜詩圖釋》，澳門：澳門基金會，2004。附圖若干，共161頁。
今晚與唐老闆言及「客家」一詞和研究，偶爾想起：清遺民亦有多人在民初時由於政治認同和經濟因素，不得已客居他鄉。是否據此可進而來探求其「客家」的別義，亦未可知。不過，倒是讓我憶及曾經讀到的一本詩集，即汪兆鏞(1861-1939)的《澳門雜詩》。
汪兆鏞本是浙江山陰人，其父親時因為來粵為幕客工作而入籍番禺。他的生平有兩件事最值得稱述：其一、在民國肇建後矢志成為一位忠貞清室的遺民，編纂相關文獻；其二、汪氏有位同父異母的胞弟，非惟在民國時期聲名響亮，並且與他的政治立場完全迥異，便是眾所皆知的汪兆銘(汪精衛, 1883-1944)。《澳門雜詩》主要是汪兆鏞避居澳門不問世事所吟詠的詩集，出版於1918年。此書內容以澳門為主，除了描繪當地的景色名勝外，還透過詩句保留了諸多澳門文史掌故，乃至社會景況，譬如：賭博、賽馬、宗教、花園等等。就這層面而言，雜詩一書卻不啻為重要的澳門史料和文獻。
由於政治態度傾向清室，汪兆鏞在詩集中也屢屢表達對時局的不滿。譬如臨時政府主張廢除讀經，引來爭議，汪氏卻以「禮失而求諸野」感到自幸；而他以歷代遺民自比，有詩曰：「世局滄桑一剎那，當年遺老渺山河。風流文采無人問，搔首斜陽感慨多。」當讀者看到這類文字時，不妨思考一下汪氏躲在屬於洋人統治的澳門租界，究竟他是用怎樣的心情來看待自己的處境呢？相信本書中有很多詩句足可反映其心態。
最有意思的是，我的這本汪氏雜詩，另附有葉晉斌的圖釋，每詩包含配圖，可令讀者一目了然。該版本可能是目前整理最好的一種。書後並有汪兆鏞晚年與家人共同寫真，甚具歷史價值。在此要謝謝香港的朋友曾漢棠先生贈書，他不但長年鑽研相關問題，也對廣東地區的遺老生活瞭若指掌，惠我良多。

侯官謝希安先生年譜

2008-11-11T07:33:00.000-08:00

鄭慶驄等編，《侯官謝希安先生年譜》，1962年鉛印本。附照片1張、遺墨，另有附錄張其淦《清遺民詩‧謝希安》等部分，共81頁。
發現這本小書是我在博士論文寫完之後。有次從某一年譜工具書上查閱得知，沒想到在網路試著尋找，竟然郭廷以圖書館有，於是借來讀讀。日後，透過弟妹居間幫忙，直接在福州購得此書。
謝叔元(1866-1938)，福建侯官人。侯官縣今隸福州，近代中國屢出名人，對思想界產生極大影響的嚴復(1854-1921)，即是眾所周知的例證。謝氏在辛亥鼎革後改名「希安」，蓋仰慕三國時代的管寧(字幼安，158-241)為人，以此自期。此外，年譜說他「杜門不出，改蓄全髮，以甲子紀年」，「全髮」乃相較於民初的斷髮風氣而言，故從心態來說，謝叔元乃係一位忠清遺民。其實在當時的福州，確實出了不少堅持對清室抱持忠貞態度的遺民。像是曾經當過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師傅的陳寶琛(1848-1935)、晚清封疆名吏沈葆楨(1820-1879)之子沈瑜慶(1858-1918)，抑或後來擔任「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1860-1938)，乃至因翻譯西方小說而名噪一時的林紓(1852-1924)，都是顯例。
不過，謝叔元跟這些遺民的作為可謂大不相同。與積極參與復辟活動的情況迥異，他是選擇要避居在家，教育門生研治五經，多番著述，做經典註解。此外，謝氏並時時關心地方上的文廟祀典，還擔任崇孔會支會的副會長。跟山西舉人劉大鵬(1857-1942)自號「夢醒子」一樣，謝也有首〈夢醒〉詩，云：「夢中說夢重重悔，夢醒還留一悔无。好洗此心存密密，休教眾悔集真吾。」從這一角度來看，謝叔元找了條「逸民」的路，做為他反對或不滿民國政府的方式；張其淦(1859-1940)在私下編纂的《清遺民詩》，將不知名謝氏納入名單，不獨實至名歸，也間接證實釐清當中的認同課題，得多方推敲，才足以認可。在我即將出版的書中，其實有許多類似這樣的人物，頗值思考。

鄉土の社

2008-11-07T06:39:00.000-08:00

鐵道省編纂，《鄉土の社》，東京：社團法人日本旅行協會，昭和16[1941]年。附圖若干，共190頁。
近年來，有關戰前日本帝國及其殖民地文化的課題，甚受學界重視，研究成果豐碩，如駒込武的《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即為一例。在思考這些課題時，如果能夠注意到與文化相關的儀式、典禮、圖像、事件、工程設計，乃至建築物等面向，我認為也是值得發展部分。就像這部書《鄉土の社》帶來的啟發一樣，足可供我們做進一步思考。
《鄉土の社》係以介紹日本帝國各處神社為主的小書，內容涉及帝國內約200處的神社，敘述其祭神的經過、祭祀的由來、現狀與相關的記載。每則簡介並標列其地理位置，還有所供奉祭拜的神祇。但是必須指出，該書所披露的神社，範圍大致集中於鐵道的沿線和附近，且以民間人士或地方政府所經營的府縣社、鄉社、村社、無格社為限。另外，根據例言指稱：此書乃是為了太平洋戰爭五年後國民意識，特別在於提供和增進敬神崇祖信念而來。換言之，為了因應戰爭「精神總動員」的需要，本書的編纂其實有其政治的目標及意義——認識祖國。我們亦可以藉此瞭解：日本帝國的國家和基層社會間，究竟是如何進行政治宣傳，並達到強化「君民一體」的手段。
我所謂的「啟發」，指的便是此書不足之處。由於強化「鄉土」意識，那麼透過鐵道省的宣傳，應該可以看到當時日本各地神社「香火鼎盛」之況，很可惜書中並無類似記載。或許，這方面亟待進一步探索。當然，有人也會將神社視為「文化侵略」之一種。我個人認為：本書並無介紹殖民地神社的情況，如果得以進一步擴展，那麼將是項重要的議題。關於此點，還望求教於方家指點一二。

星軺小記

2008-10-23T05:24:00.000-07:00

楊亮功，《星軺小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共133頁。
這部小書所記內容是抗戰期間(1938-1944)奉使巡察紀行之作。作者楊亮功(1895-1992)，名保銘，字亮功，安徽省巢縣人。1920年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1921年任安徽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後留學美國，兩年後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1927年獲紐約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8年返回中國任河南開封第五中山大學教授兼文科主任，6月並任胡適主持的吳淞中國公學副校長。1930年任安徽大學校長。1931年因開除學生引起風波，轉任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1933年擔任監察委員。中日戰起，楊氏擔任皖贛監察使，由於地處戰區，重要城市及交通路線多陷敵軍日人之手，他奉命前往探查民情輿論，先後共四次。
《星軺小記》雖為日記的方式記載，可是接連提及地方社會在戰爭期間發生的各種實際情況，包括國家政府如何來進行控制等相關問題。我讀了本書後，有如下印象：首先，地方政府往往為求自保，經常違法收捐徵役，引來嚴重的民怨。譬如書內萬載縣當地，壯丁的訓練多在農忙期間舉行，有失古人不違農時之意。楊亮功對此表示：「予沿途所聞所見虐待壯丁之事，不一而足，中央既鞭長莫及，予屢向地方軍政當局建議，亦殊少效果。」第二處值得留意的地方是關於地方軍事武力。本來，散兵游勇原為穩定社會的主要助力，然而歷經戰爭紛亂，卻反而成為破壞秩序的主要來源。書中屢言邊境伏莽為患，又稱有某補訓團，近駐山口，紀律甚壞，地方苦之。過去形容「夜不閉戶，雞犬不驚」的情況，現在亦復如此，但卻是「已無戶可閉，亦無雞犬可驚」，即因地方軍隊肆虐後結果。換言之，真正造成動亂的未必全是日軍帶來的人禍，反倒是潛藏在地方的軍事武裝組織。
再者，在空間政治學的因素下，戰爭也促使出現所謂「三不管地帶」，並產生前所未見的社會改變。像是為求躲避戰亂，昔之荒村反成今日新市，變為百姓聚集之所，如沈邱、臨泉、太和接壤之區，本屬偏僻小鎮，戰後已成為通商巨城；又如身處省境交界的居民，往往因為戰事帶來行政區域的重劃，致使人民心生不滿，省界糾紛而起，婺源一地即是其例。
最後一點有意思的地方，是關於「淪陷區」百姓的心態。楊氏在日記中提到多處來自「維持會」人員轉述：自己並非願做漢奸，實乃受制於環境所迫使然。言下之意，頗有兩難，既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又得免於蒙受出賣國家之譏。某次，有位「淪陷區」的老婦煮茗待客，作者給紙幣五元，結果婦人堅決拒收，並言：「諸先生為國宣勤，今一杯水猶欲取值，將以老婦人為漢奸耶？」可見「漢奸」一詞之污名，人們每欲自清，成為這些模糊地帶亟待釐清的課題。

廣東之現狀

2008-09-04T10:14:00.000-07:00

平野健編，《廣東之現狀》，出版地不詳：廣東日本商工會議所，昭和18年[1943]。附圖表若干，另有附錄：1.廣東日常會話；2.日粵商業語；3.廣州市街路名；4.廣東省主要縣名；5.廣州郊外地名；6.名勝史蹟(廣東語名)；7.廣東案內；8.電信電報料金表，共396頁。
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資料異常豐富，除了有關中文的出版之外，日文方面其實亦不可忽略。尤其是日人所進行的學術調查及統計文獻，立場不同，觀點和角度雖異，更顯彌足珍貴。像我手邊的這本《廣東之現狀》，便係數年前的戰利品之一。
這部以廣東為名的文獻，頗能反映1930-40年代廣東省∕廣州市的社會各層動態，而且編者特別注意到戰爭期間部分。像是廣州市1942年時的人口及男女職業分配、在「共榮圈」下文化團體和日語的推動情形、廣東商業和貿易如何支持日軍戰爭活動、華南建設與華僑的關係、廣東的通貨問題、日人在廣東的經濟活動等。我認為最具價值之處是整部書採擷了當時中、日文相關出版品，如《新廣州概要》、《南支調查資料蒐錄》、陶直夫〈支那現段階の土地問題〉等，有些現今恐難見到，凸顯該書重要性。
廣東雖地處沿海省分，然因族群複雜，有福佬、客家、蜑民、苗族、猺人等，故近代以來始終是多方勢力進駐之處。不但洋人在此商業頻繁，政治方面也是值得關注，國共兩黨與西南軍系均在此活動。日人對此投注偌大心力，詳細調查方言、勞動力、工業狀況，以做為支配之運用。但這些紀錄，也為我們提供了堅實的面向，以瞭解戰時日人侵華的策略。
另一項有意義的地方，是本書附有日本在廣東各商社的廣告，其中內容除記載商社住址外，還包括了分店辦公室所在地(支店出張所)，有的遍及滿洲、華北、華中地區，甚至東南亞各國。如果能夠有效地進行統計分析的話，相信對於日本在戰爭期間海外商業及軍勢力滲透，可以提供若干豐富的資訊。
本書購自孔網，價格不斐；首頁並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印。我粗略查了一下，中研院有藏兩本，一是郭廷以圖書館，另一是臺史所；後者以古籍的方式處理。

陳華女士回憶錄

2008-08-28T20:17:00.000-07:00

陳華口述，章君穀紀錄，《陳華女士回憶錄》，臺北：獨家出版社，1989。附照片若干，共703頁。
最近前調查局長葉盛茂以隱匿公文罪遭到起訴，並求刑二年六月，可謂司法史上空前絕後。照鄙人私見，其人固然違反公務倫理，罪當求處；但當中的政治操作明顯，造成壓迫力之大，也僅屬歷史所僅見。於是讓我不禁想起：民國史上著名的特務頭子戴笠(1896-1946)，其下場之悽慘亦復有加，也憶及曾經在昔日所讀的《陳華女士回憶錄》。
這部口述回憶錄說來有點特別。作者陳華(1907-？)，係知名革命黨元老楊虎(1889-1966)之妻，一生也與戴笠淵源甚深。她不獨與戴有兒女情愫存在，亦曾應其所請，至青島監視汪精衛(1883-1944)、孫科(1891-1973)；又在軍統局初辦之期，說服了九名左傾份子投效。然而從身份來看，陳氏的經歷其實非常特殊，因此更增添本書可讀性。
書中涉及幾處內容，頗能令研究者做深入探討。其一、關於楊虎其人生平，因早年參與廣東軍政府，以及後來擔任上海警備司令，故屢與共產黨周旋。特別是「聯俄容共」政策由來與「四‧一二」清黨，作者頗有陳述。章士釗有詩證明陳氏親歷清黨經過。其二、上海在「北伐」時期，當地有三大幫會龍頭「大亨」——黃金榮(1867-1953)、杜月笙(1888-1951)、張嘯林(1877-1940)等人協助，促使國民黨清黨成功，其中經過不乏戲劇性，作者乃因楊虎之故，得以親見。其三、中山艦事件原為無心差柳之事件，乃至寧漢分裂之際，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1)與蔣介石(1887-1975)彼此形同水火，作者都有最第一手的記載。
此外，書裏頗有幾處「秘辛」，道出一位長期非黨員對國民黨歷史的旁側觀察。像是孫中山(1866-1925)，在廣州軍政府歲月屢遭楊希閔(1866-1967)、范石生(1887-1939)等人欺凌，一度想要撞牆自殺；又如黃郛(1880-1936)，身為蔣介石的異姓金蘭，卻始終不願接受入黨，某次在公共場合，見蔣將自己的大頭照與已逝革命元老相列，頗感不屑；軍統局中尚有「興中學會」的小組織，遍及下層軍公教、工商界，甚至黨國元老、名流名媛等；蔣介石之所以能夠成功，就是因為具有不同的領導風格：他在建立黃埔軍校之初，便決定要以全國各地為目標，廣招各省學生，但又以浙江省籍的學生收納為一己心腹。
本書最初乃以單篇文章方式先在《獨家報導》發表，所以體例不太正式，且內容前後頗有倒置。不過，該雜誌能夠邀請到像作者這樣的人士寫回憶文章，已屬不易，值得稱許。嗣後是否還有類似書籍，不得而知，惟一時喧騰的璩□□光碟，亦由該刊發行。臺灣新聞傳媒經營匪易，為求吸引讀眾而日益「墮落」，對照起來，實不難想見。

抗戰八年

2008-08-25T02:35:00.000-07:00

王豫民，《抗戰八年》，中和：作者印行，1974。共304頁。
據作者稱：本書原名「抗戰剿匪之回憶」，蓋因時間涉及1937年7月至1947年3月，有關山東第十五縱隊的活動種種。這部書主要談的內容，關於山東省在抗戰期間與戰後初期國民黨武裝勢力的生存，以及地方黨部在日軍、「偽軍」，還有共黨三方力量下，怎樣達成軍事任務。
王豫民，生卒不詳，山東濟南人。他在「七‧七」事變後不久，即在臨淄組「青年抗戰訓練班」，從事抗日活動。嗣後，屢在敵後地區進行破壞工作，並爭取籠絡地方武裝勢力，希圖突破日軍、「漢奸」等軍事佈局。在書中，作者提到幾項深具意義的內容，頗可做為瞭解敵後歷史之參考。第一、日本所佔的「淪陷區」，多為交通運輸便利往來之處，至於不易達到的窮鄉僻壤，多為游擊勢力、「偽軍」和共黨分子所據。他舉出光是昌邑一地，既有「匪化」之地，亦有「偽化」區域，甚至還有國民黨員老之家鄉，轉而成為敵偽的模範區。有詩云：「滿村五色旗，遍地罌粟花；敵偽模範區，黨國元老家。」
第二、過去戰爭期間，能夠提供軍事人力與否即為致勝關鍵，故屢有搶丁迫役的情況發生。像是書裏言及「三十二年春」，往往是將人擄拐過來以後，除了予以酷刑虐待外，還限令家中的人用錢將之贖回。並且，作者聲稱此為「擄訓政策」；換句話說，搶丁擄人不獨係以增加作戰人力為目標而已，更有藉此進行教化宣導之意。
第三、由於戰事持續，各種策略和說詞層出不窮，又有以「曲線抗戰」之說，做為勸誘投降之略。作者面臨抗戰末期時，即曾被動之以情而煽惑。我們由此亦可見戰爭期間，各方勢力究竟是如何動員來進行政治宣傳，還有透過如此方式，達到擴大非武裝的勝利果實。譬如，為了配合重慶國民政府政策，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也曾在魯北一帶運作，作者參與其中，便係一例。
最後，王氏特別針對所謂戰後魯北「接收」情況，做了深刻地描述，可以從中得悉國共兩方勢力消長之因素。如剛開始，特務人員對駐紮當地的國民黨員及本來的游擊部隊，屢表觀感不佳，作者特別為此提出辯駁，認為游擊部隊才是敵後勝利的關鍵。然而，直到戰後政府進行「剿匪」時，他也嘗向指揮官比喻：「現在剿匪的情勢，正如抗戰期間的情形，大同而小異。共匪譬如過去的游擊部隊，國軍正如以往的日本軍，地方部隊又如過去的漢奸隊」；既然共軍實力跟過去大不相同，一躍取代了本來游擊勢力，可知作者頗有認定「剿匪」之困難。1940年代後期國共內戰，雙方勝負立判，或許不難由此覘之。

唐文治年譜

2008-08-20T08:26:00.000-07:00

唐文治著，唐慶詒續纂，蘇州大學校史編寫辦公室編，《唐文治年譜》，蘇州：編者印行，1984。附照片及原書圖樣，共152頁。
著名的文獻家顧廷龍(1904-1998)，一生也為人題籤封面不少，前幾年有部書即以此為主題出版。由於顧氏的字寫得相當工整，而且別具風格，連我自己亦頗喜歡蒐集。可惜的是太多了，實在買不勝買。這本《唐文治年譜》即為個人所藏其一。
本書究其實，乃《茹經先生自訂年譜》正續篇兩種，另加上顧氏弟子馮振所編的〈茹經先生著作年表〉而成，經由後人點校後發行。書的序文係由學生王蘧常(1909-1989)所撰，云為唐文治120歲的誕辰紀念而印。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江蘇太倉人。他的一生主要分為兩部分：前半生在清季任官，後半生則從事教育工作。《唐文治年譜》由不少人「加工」而成；除了唐氏之子續纂外，馮振在全書中亦有案語，告知讀者在《茹經堂文集》的淵源所自。換言之，讀年譜有助於我們翻覽唐氏文集，做進一步的探究。
這部年譜涉及到幾處史實，我覺得將對瞭解近代中國史頗能提供若干幫助。首先，唐文治在晚清屢歷重大事件，年譜略有陳述，頗可補充。像是庚子拳亂始末，唐刻正地處京津，觀察尤多，這一點他另有專篇在文集裏，也能拿來對照。又由於隨辦各國議和事宜，唐氏獲派日本和德國，因而考察歐洲，後來還以愛新覺羅‧載振(1876-1948)的名義，錄有《英韶日記》一書，描述其中風物。
另一特點是「五‧四」以後，唐文治受邀在無錫創辦國學專修館，成為堅守文化傳統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一處陣營。此一兼具書院性質的教育組織，日後培育不少國學研究人才，在民國學術史的意義上別樹一格。有關此方面的討論甚多，學友小唐近有專書出版，足堪代表，識者可逕往詳參，此不待喋陳。
惟2004年，潘學長在香港某次會議中，詢及唐文治的思想傾向，如何跟那些清遺民∕遺老做一區別？當時我不及詳思，現據年譜容或稍做說明。唐氏曾任清吏，究竟是否具有忠清傾向？就我所知，在辛亥革命之際，唐嘗附名力促清帝退位，可謂為清室罪人，年譜說「後王【祖畬】師深咎余，以為不應列名；沈子封師(按：沈曾桐)亦深以為非，見于辭色」。但是，在唐氏個人書寫中，不難想見頗有懷清之意，溢於言表。譬如，稱呼「國變」；又民國初立，與陸潤庠(1841-1915)殷殷話歸，相對欷噓；刻印《十三經》時，並請遜帝師傅陳寶琛(1848-1935)寫序；清室蒙塵，遜帝被逐紫禁城，唐也發二電致段祺瑞(1865-1936)，爰請保護皇室；革命軍入蘇州，唐氏被以「保皇黨」、「復辟黨」目之；「東陵事件」發生，亦呈文給北京張學良(1901-2001)，要求嚴懲盜犯，並派兵保護。種種行為主張，頗能洞悉其個人心態，乃至社會對其觀感。
然而，唐文治何以終未成為忠清遺民？因為文字資料缺乏，不足顯示，頗難斷定。不過，有意思的是，1920年已屆56歲的唐氏，因為雙目失明，故心態應有所轉向改變，不能不有所注意。在這一年，他投入教育事業和文化活動，設辦國學專修館，時機上其實頗有玄機。我個人大膽的推測是：生理的殘疾或許改變了他對政治方面的看法，甚至是進一步促成堅守文化傳統層面的主要因素。唐氏晚號「茹經」，似能由此理解。總之，「時機」可以說是各種心態「互緣」(梁啟超[1873-1929]語)之下的結果。歷史人物與事件的偶發，也不能不從此一方面來洞覘，甚至觀察體會。

楊森九十

2008-08-16T18:06:00.000-07:00

楊漢渝等編，《楊森九十》，臺北：編者印行，1972。附「壽言特輯」28頁、「生活集錦」照片42頁、《楊森九十憶往》68頁。
替人法書題籤還有位相當知名的人，即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李煜瀛(1881-1973)。李氏乃清末名相李鴻藻(1820-1897)之子。書法有名之一例，是他在北平(今名北京)創辦故宮博物院之初，親筆寫下「故宮博物院」五字做為匾額。那是民國以來形成的一項風氣，但非書法自負者絕不致此。
我自己曾蒐有三本李煜瀛所題字的書，這部《楊森九十》即是一種。全書主要區分為三部分，一是「壽言特輯」，係楊氏70-90歲期間長官友朋所贈的祝壽賀詞；一是「生活集錦」，包括大量楊氏一生的經歷照片；最後是《楊森九十憶往》回憶錄。
楊森(1884-1977)，字子惠，原名淑澤，又名伯堅，四川廣安縣人。1904年，楊森於中學畢業，進入四川陸軍弁目隊。1908年，又到四川的陸軍速成學堂學習，並加入了同盟會。直到1922年，楊氏投靠吳佩孚，任中央軍第16師師長，後則歸國民革命軍。在抗戰初起，他曾率軍赴上海參加淞滬抗戰，幾乎全軍覆沒。後任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十軍軍長、重慶衛戍總司令等職務。楊森一生最為人熟知的，係妻妾成群，兒女眾多。據公開而廣為熟知的妻妾有12位(人稱「渝舍十二釵」)，子女共有43人，以經常忘記子女姓名傳為笑談。他後期以剿共聞名，1949年帶著妻子田衡秋、胡潔玉飛往臺灣，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戰略顧問。1960年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兼奧林匹克運動理事長，長住臺北市。86歲登上玉山，高呼「總統萬壽無疆」。90歲時與新竹人張靈鳳結婚，新娘是年僅17歲的中學生。不久生有一女，為第43子，一時傳為海內外的奇談。1977年自菲律賓歸返，以93歲高齡以肺癌病逝臺北三軍總醫院。
《楊森九十憶往》涉及幾項部分，頗值參考：第一、作者本係四川當地軍閥，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歸順」中央；書裏部分篇幅曾描述在抗戰前的國共鬥爭，乃至中央剿共時有關西南各省的情形。第二、抗戰期間，楊氏負責主持貴州省政，基於反共立場，編著有《建設新貴州之理論與實踐》一書。不僅於此，黔省地處偏僻，如何處理苗漢兩族和諧，維持鞏固戰時後方安穩，並以政治宣傳達成「防共」目標，本書其實已經略做說明，可進一步探索。三、在1940年代國共內戰逐漸展開之際，由於戰後國府採取本籍人任本地事的原則，故楊森被委以重慶市長之責。嗣後政局危急，楊重施故技，以貴州的治理經驗整飭重慶，不料無法挽回頹勢。書中略有對此稍做辯駁，以明其究。觀此可知；黨政合一在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何以有截然不同的命運，堪供思索。
晚年來臺後，楊森負責代表國家各項體育活動工作，加入「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在「生活集錦」照片裏，含有他領隊至各國參與賽事的紀錄，還有跟體育健將紀政，乃至名蜚日本的棒球選手王貞治合影。這些豐富的影像資料，實際上還有許多可以發揮解釋歷史的空間。

龍磵詩話

2008-08-05T11:02:00.001-07:00

李猷，《龍磵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共500頁。
何博士今晚提到：最近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年譜系列叢書，已被某書商全數購盡，且將不再版。以後想買這類書的研究者，便得倚賴單一管道，否則就是從圖書館借。至於臺灣商務不願出版，純以商業市場考量為由。此一消息，聽來著實令人震驚，甚至不勝欷噓。其實在出版壓力極為龐大的今日，任何從事出版業的人，都不免絞盡腦汁，想的是如何迎合大眾口味；很不幸地，這樣的結果卻對文化產業並未真正帶來好處。使得我們只有看到書肆上幾近濫竽充數的書籍，而有益身心的書格外顯得愈發短缺，遑論那些足以拿來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了。像臺灣商務印書館的例子，便是一項足以令人深省的警訊。
其實臺灣商務出版的書，無論質量均佳；就拿這本《龍磵詩話》來說，便係一例。本書雖言「詩話」，可是卻蘊含豐富的史實，深值關注。作者李猷(1914-1997)，江蘇常熟人，係著名的古文家、詩人、書法家；來臺灣後，他曾任國史館特約纂修、淡江大學中文教授。說起李氏，或許很多人不見得認識；然而讀他的書，卻能發現此人並非泛泛之輩。舉凡黨國政要、文人墨客、社會士紳，皆與其有往來。關於這方面，讀李的《紅竝樓文存》最能體會，而本書亦復如此。
本書各文獨立成篇，每次介紹一位近代中國詩人的作品，其涵蓋面之廣，有革命先烈如寧調元(1883-1913)，黨國元老張繼(1882-1947)，清遺民沈曾植(1850-1922)及陳曾壽(1878-1949)，南社詩人俞劍華(1895-1979)，政要梁寒操(1899-1965)及許紹棣(1900-1980)，古文學者宗孝忱(1891-1979)，書法畫家張大千(1899-1983)，常熟名士徐兆瑋(1867-1940)，還有被譽為「同光體詩最後一筆」的周棄子(1911-1984)等。由於李猷一度主持編校《中華詩學月刊》，故而能夠統整聯絡這群大量來臺的詩人，彙集他們的詩作，且蒐羅不少未刊稿。尤其難得的是，作者每每敘及自己和對方的交情，也兼論時事，不啻為重要史料之根據。
譬如，李猷特意專章言及老師楊圻(1875-1941)，將自己身邊存有的集外詩，選其深富時代意義的幾首附上，以饗讀者。後來馬衛中、潘虹校點的《江山萬里樓詩詞鈔》，雖將佚詩放在集外詩部分，卻並無附註詩作緣由，恐怕還得回頭讀《龍磵詩話》，方能知其所故。至於《續孽海花》的作者張澂(燕谷老人)，作者年輕時與他甚為熟稔，嘗與錢仲聯(1908-2003)一齊聽聞張氏訴說往事；談及清季沈鵬(1869-1909，字「北山」)的名文奏稿〈請殺三凶〉(即1900年冒死上疏請西太后交出政權，殺榮祿、剛毅、李蓮英三凶)，出自張之手筆，原因是沈氏夫婦不諧，想以此出名來發洩情緒，結果造成冤獄。
我最初接觸此書，俱從作者的《近代詩介》和《紅竝樓詩話》而來；有意從文人詩詞瞭解近代中國的史事種種，二書其實亦為不可或缺的典籍。

績谿胡商巖先生傳

2008-08-04T13:43:00.001-07:00

孫雨航，《績谿胡商巖先生傳》，臺北：百齡紀念印行，1972。附：戴戟〈仁壽橋碑記〉、〈績溪荊州明經胡氏世系表〉善述堂藏本等。共39頁。
胡學湯(1873-1944)，字商巖，一字福生，安徽績溪人。他在清末為國學生，治群經，研易學，好周人急。幼承家學母教，敦品力學，14歲則博通經傳，尤通土木農桑貨殖之學，後棄儒經商。由於績溪名人甚多，近代如胡適(1891-1962)即為著名人物，因此本書毋寧亦為該地人物的歷史縮影之一。
這部書最值得一提是收錄有《三十年經辦社會公益回憶錄》。胡學湯致力於公益事業30年，幾乎傾其家庭所積，主持修築借磡嶺、竹嶺、棧嶺、蘆塘嶺、浪廣嶺、灰石嶺、小九華和績城南至歙東仙茶等道路。後來，他又應聘督修績嶺、江南第一關和翬嶺黃蓮棧等道路，主持修建橋、壩、水碓、校舍、圖書館、寺廟、路亭、茶亭、社倉工程百餘處，其中有績城北王、宣城水東攔河壩、黃山洽舍集成大橋、浙西鼓嶺腳石橋。此外，他還捐鉅資創辦荊山學堂、荊州小學及績溪中學荊州分部等學校5所。可以說，其人終生積極於公益事業，有功地方。尤其1942年，胡為響應政府抗戰，特別將家藏的昌化雞血石章310顆義賣，以慰勞抗日軍隊為名義，因此省政府頒贈「樂善不倦」匾額。
胡學湯長子胡鍾吾(1906-？)，也是一位知名的人物。他青年時就讀上海大學、群治大學和廣州中央農運講習所，為廖仲愷(1877-1925)所器重。嗣後在抗日名將戴戟(1895-1973)麾下，參加汀泗橋戰役。每日以動員85萬人馬出力，督修江淮水利，保衛皖北平原。胡氏最令人稱道的是完成阜陽平原「井田戰陣」，使本來無險可禦的亳縣、太和、阜陽、渦陽等四縣，固若金湯。在台兒莊大捷後，胡又只用29天時間，建設完成亳縣機場，並退還應得督工費二百萬銀元。1938年出任宣城縣長，將10萬民間的紅槍會改編為義勇隊，以人海戰術三次將日人趕出宣城，為抗日戰爭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之後又宣佈田賦改徵實物，大幅度提高稻穀的收購價格，規定餘糧戶必須借給貧困戶大米300斤，深受廣大農民的擁護，縮小了貧富差距。曾榮獲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手諭「捍患殺敵，卓著功勳」，明令晉級嘉獎，後為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赴台後，傾畢生精力，續集王羲之字〈洛神賦〉等七十餘篇，完成其父遺願，廣收歷代名家法帖，深得于右任(1879-1964)賞識，其書法作品在臺灣、港澳地區、日本和英美法等國頗受歡迎。
我的這本《績谿胡商巖先生傳》，係法學家馬漢寶(1926-？，馬壽華之子)贈本，有馬氏的印籤，購自家中附近夜市的舊書肆，價50元。

穆基回憶錄

2008-08-01T19:23:00.000-07:00

黃驤，《穆基回憶錄》，臺北：聯合月刊雜誌社，1986。共158頁。
甫過世的報界名人黃驤(1916-2008)，浙江平湖人。他一生的經歷豐富，集軍人、工程師、翻譯家、報人、性學專家及音樂教師等各種身份。這本回憶錄乃以連載的方式，在《聯合月刊》上刊登，之後則出版單行本。不過，各篇大抵獨立成章。
全書共分為幾部分。第一、作者談抗戰期間從少尉排長到少校的軍旅生涯。當時他參與鐵幹隊三年，學習鐵路爆破的課程，畢業後負責辦理敵後爆破訓練工作，地點在桂林、柳州一帶。中日戰爭結束不久，黃氏又親臨河北徐水，在共軍猛烈攻擊下支撐12小時，最終完成使命，徹底破壞約七公里的路軌。第二、黃驤隨國府遷臺後，先在陸軍工兵學校執教，後又陸續進行翻譯工作，替美新處(臺、美斷交後易名為美國文化中心)翻譯新聞稿。在這段期間，因為《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孫如陵(1915-？)的邀請，作者開始投稿，翻譯短篇小說。嗣後，黃氏以報人資格，改在《國語日報》工作，直到擔任主筆。第三、黃驤廣為人知的是改名「穆基」，至《聯合報》為〈男女之間〉寫專欄文字。由於該專欄以解答性知識為主的內容，使得他聲名鵲起。作者也在書中特別說明：針對國內青年男女缺乏性知識的瞭解，以及報紙廣告傳播不正確而誇大的性知識，故而有意肩負起傳遞性觀念的責任。
這部書其實是我在無意間換來的。從今年開始，每月固定跟唐老闆有一次的圖書館換書之旅，幾乎成為不可或缺的活動；儘管時間雖短，迄今卻也獲得不少有趣而稀見的書。雖然有些未必真的對研究有所幫助，可是無形中能擴大自己的視野，得書如是，不亦樂乎？

養晴室遺集

2008-08-01T02:05:00.000-07:00

龐俊著，白敦仁編，《養晴室遺集》，成都：編者印行，1995。附照片、手稿各一，共348頁。
這本書名的封面係由趙香宋署簽，「趙香宋」即趙熙(1867-1948)，乃四川成都當地耆老，也是一位清遺民。書名題籤可能為後來集字。
龐俊(1895-1964)，四川綦江人，字石帚，室名養晴室。早年肄業於商業學堂，以貧輟學，後為塾師，並勤奮自學。1924年後，歷任成都高等師範、成都師範、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光華大學教授和中文系主任等職。解放後，仍任川大教授兼古典文學教研組主任、研究生導師。著有《國故論衡疏證》、《餘杭章先生行實學術紀略》(與李植合著)等。
本書含詩錄、詞錄、文錄，共6卷，另附外集八卷目錄。比較特別的是，採用繁體版字體。讀此書，可知民初四川成都文化界軼事。成都不但是促成民國建立的淵源所自，而且該地自清代以來便文化氛圍濃厚。1905年清廷停辦科舉，兩湖總督張之洞深怕傳統的國家從此衰廢，奏請清廷的文化較高的省份創辦「存古學堂」一所，之地。因此，近代知名的人物如廖平(1852-1932)、趙熙、宋育仁(1857-1931)、龔道耕(1876-1941)、林思進(1872-1953)、吳虞(1872-1949)、蒙文通(1894-1968)、吳芳吉(1896-1932)、李劼人(1891-1962)等，皆與此地文風有關。民國以後，還有以駱成驤(1865-1926)為首的「五老七賢」，即為成都當地著名耆舊。作者雖然未必全與上述成都文士有密切相關，卻從書中同樣可以看到他的交遊是全國性的。譬如，〈旅舊京贈黃晦聞〉係與廣東詩人黃節(1873-1935)賦詩；〈丙子四月二十三日，始謁香宋師於嘉州烏尤山中，感賦〉有「石遺、松岑兩翁今日來歸」，記的是和陳衍(1856-1937)、金天翮(1874-1947)的關係；陳鍾凡(1888-1982)來詩，答賦以〈陳斠玄寄示近詩，復辱贈什，次韵〉。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代表四川文士公祭章太炎(1869-1936)；又與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學衡》同仁，互通聲氣，公開撰文表示支持。
我買此書的機緣說來很巧。去年到成都開會時，一直苦無時間出外逛古本書肆。直到會議最後一天上午，主辦單位安排參觀活動；雖說參觀的地點難得，但我總覺得無法瞭解當地書肆情況，恐怕更過不去。於是忍痛放棄主辦單位的美意，決定逕自購書。老實說，初到成都，其實不太瞭解地形狀況，買書其實很冒險，找古本書更是冒險。好不容易按照孔網指示，找了某家書店，無意間發現本書。此書之難得，連四川大學好友王兄都說運氣佳，他也未見過。但我想如無堅持，恐不致如此。

患難餘錄

2008-07-30T02:11:00.000-07:00

劉禹輪，《患難餘錄》，臺北：清流出版社，1973。共170頁。附照片若干張。
有關陳立夫(1900-2001)親筆撰寫封面題籤的書，我也蒐到過幾本。就我的印象中，陳氏屢為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題字，因此還頗為常見。記得十年前，太座的前老闆也曾親向陳求得潤筆，並表褂於辦公室的牆上。那時我總覺得此人的字實在不怎麼樣，卻不懂為何有那樣多的人有興趣？直至現在，仍時時感到如此。
劉禹輪(1904-？)，廣東大埔人。早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在家鄉組反共自衛團，後就讀廣州中山大學畢業。1936年，劉氏離粵入京，擔任中央黨部組委會，負責僑區黨務。1939年，奉命接任廣東豐順縣縣長，直至抗戰勝利。勝利復員，劉以地利之便，執教並兼任私立華僑大學總務長，到1949年9月逃離廣州，改至香港，後又轉徙臺灣。晚年在苗栗從事教育工作，擔任後龍初中的老師，又接辦苗栗商職。
這本回憶錄寫得相當簡略，約有幾處可談。首先，作者因為長期擔任教職，故多語及年幼時教育狀況，頗可參考。譬如，民國初年師資貧乏，學校除少數一、二位外，均係私塾出身，無法講授算數及自然等科，唯有國文而已。最值得談的是1930年代的中山大學，劉氏非但是該校學生，也加入反共行列。他的敘述也能夠看到早期的國共爭鬥。第二，作者提到中央訓練團第一期受訓情形，學員在結束後分派各省市，負責民眾動員事宜。嗣後，劉氏便奉令至豐順縣視事。我認為那是戰時國府進一步擴大內政統治正當性的方式，深值注意。有意思的是，豐順位居粵東，緊鄰日軍「淪陷區」，可謂為「前線」，既有日軍的侵略危險，又有共黨的游擊迫擾。
此書外間尚不易見，僅印1000冊，且無側標顯示。我查了一下網路的「臺灣大學圖書館整合查詢服務」系統，僅發現高雄中山大學圖書館有藏而已。在此也要順便感謝古本書店主人小高，因為他多方地努力尋書，才能留下諸多文化遺產，供我們這些蠹魚以解書饑。

老君廟的故事

2008-07-29T01:56:00.000-07:00

劉默，《老君廟的故事》，臺北：華僑文化出版社，1979。附照片若干張，共266頁。
另一位經常替書名封面題籤的人，是張大千(1899-1983)。記得小的時候，某家無線電視台有個節目，以倡導及推動社會善良風氣為主；該節目的名稱即請張氏公開題名，並在每次節目開始之前播放，令我印象頗為深刻。而民初書法界有所謂「南張北溥」的說法，可知張氏的書畫，亦堪稱一絕。這次所介紹的《老君廟的故事》，即由張所法書題字。
本書作者劉話難，生卒不詳，「劉默」係其筆名，晚年居住在臺灣苗栗，嘗任私立聯合工專副教授。書中講的是關於作者在抗戰期間於老君廟工作的點滴紀錄。眾所周知，該地以生產石油著名；早在1936年時，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1888-1985)便和美國美孚公司(Mobil Co.)洽商合作開發西北五省的油礦，後來美孚派員探勘，調查認為希望不大。1938年，由於國民政府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沿海油運無法進行，加上需求油料孔急，遂決定成立甘肅油礦籌備處，對玉門油礦進行探勘，沒想到竟在老君廟處發現石油源頭，開創舉世瞠目的輝煌成就。玉門油礦結果提供了戰爭期間西北後方運輸最重要的維持工作。搭上這班採油的列車，劉氏於是成為早期來到老君廟的第一批人士，見證了此一歷史的時刻。
劉話難以一位油礦同仁之姿，寫下許多豐富而有趣的見聞。譬如說，身處西北邊區，大批外來的採油者，必然會引起當地原住民的反抗，故有哈薩族結隊出沒，任意搶劫行商車輛，「西北人之怕哈薩，猶如北方人之怕狼」，確為真實寫照。同時為了因應政府派員前來採油的這群人，諸多相關措施及政策，透過作者筆下也能瞭解一二。像是蔣介石(1887-1975)曾在1942年8月底蒞礦視察，顯見重視之意；又邊區物資供應不易，探勘人員的糧食接由省府撥給，並按官價，是以遠較民間社會便宜；為了平撫單身男性前來工作，油礦籌備處也招考女性醫護、家政、技術人員，藉以沖淡性別失衡的問題，也發生許多愛情故事，締結不少婚姻。最令人深富趣味的一段，提到老君廟山上第一宿舍，其第一號房間，素為光棍結婚專用，據稱至到戰爭勝利前，已有近二十對的新人出入該舍。
除了描寫老君廟採油的工作外，這部書也紀錄下很多不知名的「油人」故事，包括他們當時日常生活起居、休閒消遣、乃至於辦報活動等。值得注意的是，這群「油人」日後還成為國民政府「接收」時很重要的技術人員。例如，抗戰勝利後，東北和臺灣石油工業之接管，多半與他們有關。作者即是隨著特派員孫越崎(1893-1995)調往東北，負責將原來的鞍山和阜新煉油廠「接收」。
作者在本書各篇文章均係獨立寫成，彼此間雖互有重複，但大體可讀。由於在老君廟工作期間，劉氏得逢至敦煌石窟洞遊覽，結識張大千，故而爰請其題籤書名。

從軍三十年

2008-07-28T02:03:00.000-07:00

劉子清，《從軍三十年》，鳳山：黃埔出版社，1954。共224頁。
在我蒐書的記憶裏，有幾位名家經常為人書寫封面題籤，于右任(1879-1964)算是最常看到的之一。幾乎許多民國時期的軍政人員，都不免會找他來替自己撰題書名，增添光彩；而他的書法，也因此飽受許多藏家的喜愛。這本《從軍三十年》，便是我所藏的其中一部。
劉子清(1905- )，江西樂平人，黃埔軍校第2期步科畢業。他的一生主要係在軍旅方面，抗戰時曾擔任川陝鄂邊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第四十四軍政治部主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一廳副廳長。後來1949年到臺灣，任國防部中將參議，1964年退役。
本書敘述了劉氏早年入黨和參與軍事戰役的經過，由於身為第2期黃埔學生，身份特殊，故其經歷可視為瞭解黃埔軍校生活的一重要側面。舉凡東征、北伐、抗日，黃埔軍系究竟扮演何種地位和角色，不妨從書中可略知一二。此外，此書亦能做為國共早期內爭的一部信史，尤其是政治部的宣傳工作，劉子清著墨甚多，儘管有其立場，卻頗能窺探日後國共消長之關鍵。
我試舉幾例，說明該書意義之所在。首先，在黃埔軍校初辦時期，學校招考新生往往只能倚靠兩種管道進行：一是各地的秘密黨部組織，一是假借城市中的學校，舉辦招生考試。像作者即是先行在家鄉入黨，然後逕至上海大學報考，最後至廣東受訓。可以說，這幾乎是當時吸收鄉村過剩勞動人口，投入軍旅的主要方式。劉氏便提到：他到廣州後，對每隔一兩條街就有「總司令部」的情況，頗感訝異。我的理解是黃埔軍校既是從類似的手法中建立起來，而黃埔軍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更由於主義信仰的政治宣傳之故。
其次，作者喜愛文墨，書中屢錄有所做詩詞若干，皆與時事環境有關。例如，在抗戰前，劉已至陝西、四川等地考察，寫有〈夏日苦雨〉，反映自己身負政治宣傳任務，然而遭川軍領導人劉湘(1890-1938)所擯斥，無從完成中央命令的苦悶。又有〈四十初度有作四首〉，寫的是抗戰在後方重慶平居讀書之樂，卻又顯示自己政治生涯遭受冷落之意。〈抗戰勝利後由漯赴漢車中錄三首〉則預估中日戰事結束，另一場亂事即將興起，作者也親歷徐蚌會戰悲慘的一幕。
最後，身為國民黨軍要員的劉子清，曾記敘大量有關抗戰的檄文和資料，尤其是《在前線八個月》，親述了自己1938年5月25日自成都出發參加武漢保衛戰的經過。在該文中，他引用大量戰地的記錄，如實地反映了當時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情況，結果之後有意出版，卻在審查中以「語句間尚有欠妥之處」，「對我軍敗退之情形暨散兵軍紀之不良以及政工人員之不能吃苦等，似文嫌有過甚之處」各項原因，被國民政府委員會政治部禁止出版。此事後來也記載於本書之中，劉氏言「當時以種種的考慮，並未出版，至今還留在書箱中，讓它發霉。」不過，這一批未曾面世的文稿，卻出現在最近的北京中國書店，等待拍賣(引自網頁：http://www.zgsd.net/p_73182.shtml)，未知何故？該批文稿另外包括有四幕話劇劇本〈前途〉及《論文存稿》、《雜著存稿》、《清園詩稿》、《愚者之見》等6部份，均為作者於1936-1938年所著。值此憑弔劉氏之際，甚望有心人能多加留心這批資料，還諸歷史真相。

西潮

2008-07-25T05:58:00.000-07:00

蔣夢麟，《西潮》，臺北：中華日報社，1959。附最近照片3張，共210頁。
講到封面書名題籤，自己倒是有一本書值得談談，就是眾所周知的《西潮》。此書有多種刊本，充斥於市，我自己手邊即有兩種。除本書外，尚有比較常見的世界書局版。但必須提出的是，本書的版本外間非惟少見，而且可能還是作者來臺灣後所認可的版本。原因無他，蓋書的封面「西潮」與「蔣夢麟著」，便係由蔣氏親筆所寫。證據是來自我所得到的這一本，內有作者毛筆簽名，與封面字體如出一轍。
按理說，這部書的內容可謂人盡皆知，許多的讀者早在中學時便已讀過，並無介紹的意義。不過，最近幾年來我卻覺得情況好像並非如此。往往自己在教書的時候，偶爾會提到該書所呈現的歷史重要處，卻發現學生們的態度是聽者藐藐，毫無干係。究竟是他們的程度降低了，還是本書實際上已經脫離現實環境的需要？抑或處於今日高唱「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當代社會，「西力衝擊」的說法早成既陳芻狗？
《西潮》的作者蔣夢麟(1886-1964)，浙江餘姚人。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博士，導師便係著名的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返國後的蔣氏，曾經歷任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校長，及教育部部長等職。人們或許比較熟悉蔡元培(1868-1940)在北大校長的事功，卻似乎忽略蔣任17年北大校長的貢獻。
據作者自言：本書撰寫於二次大戰末期，讀者主要針對的是西方歐美的知識界。因此，這部書同時還兼具做為中國導覽的功能，用來爭取盟友的支持。顯然在字裡行間，蔣夢麟對當時敵人日本的描述有其針對性，而對歐美列強的說明則不免「輕輕放過」，有種西力之來與華夏民族主義的崛起之感。唯獨敘及租界時，蔣難免帶有情緒性字眼，陳述洋人的種種惡劣形跡。我認為，要瞭解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心態和情感，此書是不可多得的作品之一。
另外，《西潮》有多處文字都遵循「國民革命」史觀來談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這樣角度的觀察與理解，老實說，在今日學界已經有點過時，但毫無疑問地，卻主導了將近半世紀以來的歷史論述(historical discourse)。換言之，吾人在細讀該書內容時，應該要體認這也是一項時代產物下書寫「過去」的策略。就好比蔣氏主張中西文化折衷的理想一樣，他對自己的「歷史」所抱持的理解或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歷史的內涵，乃至改變歷史的力量。

許寶蘅先生文稿

2008-07-24T02:09:00.000-07:00

許寶蘅，《許寶蘅先生文稿》，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附照片及手迹等20幅，共216頁。
清遺民的心態和取向不一，複雜程度遠遠超過我們所理解，這是我在進行研究時特別感到興味的問題。在人類社會中的「認同」，尤其如此，絕對不能以二分法的方式來看待。蓋因有些人往往基於現實環境的改變，於是做出不同於內心決定的作為，必須以「同情的理解」，設身處地去體會。因此，我們需要知道的是「為什麼」，而不是採取所謂「遊走□□」的字眼做出結論；或許這正是歷史學者跟記者及民代不同之處。就像這本《許寶蘅先生文稿》，即是最佳顯證。
許寶蘅(1875-1961)，字季湘，浙江仁和人。他一生歷經了20世紀中國三次政權更替，很值得關注和理解。許氏是1902年舉人；1907年，由學部保考第一名，任軍機章京；民國以後，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1927年，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次年至遼寧，任省府秘書長；1930年，任黑龍江省府顧問；1931年返回北京；1932年「滿洲國」建立，再度奔赴東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這部《許寶蘅先生文稿》，收錄有許氏四部分的著作：《巢雲簃詩稿》、《巢雲簃詞稿》、《咏籬仙館別集》及摘抄的《巢雲簃日記》。我之所以說「認同」本身意義的複雜，以許氏來說，他經歷三個不同政權的更替，卻能在各時代安身立命，但這與他內心忠於清室並無扞挌。不過，有意思的是，如果光從表面讀本書的話，肯定無從理解這樣的心態。因為這些文學作品，只會隱約透露類似訊息而已，必須仔細推敲當中來龍始末，若是有其他資料輔助，才能得以大白。
像是文稿中，有〈辛亥紀事〉16首，專述清帝遜位之經過，不啻可視為信史，亦可與遺民羅正鈞(1855-1919)《辛亥殉節錄》、吳慶坻(1848-1922/24)《辛亥殉難記》等書相比擬，因為詞中附錄涉及不少政權轉換之際為清室殉亡的人物。從這一點，可以窺知作者內心的政治傾向。〈丁巳感事〉有句云：「欲舉黃旗竟未成，可憐才調最縱橫」，意指張勳復辟，竟未成功。又〈武進董授經敬賦敬賦四十韻呈三君〉有「南京建新都，朝氣亦頗正」，適逢抗戰勝利後，講的是對國民政府的支持。〈書事〉16首寫抗戰勝利後，國府處理時事失當，遂使中共得利。〈仰放過訪以壽蔡除夕元旦諸作見示，次其元旦詩韻奉報〉、〈浣溪沙〉等屢見歌頌紅朝詩詞，如「革命卅餘年，所為無一好。紅旗突高舉，昏夜始天曉。東風大地吹，北斗眾星繞。新業百廢興，舊污一筆掃」，係解放後才寫的作品。
為什麼一個人會有這樣分歧的「認同」？難道整理者無從判別嗎？本書顯然是有意「為賢者諱」，刻意留下許多蛛絲馬跡，以待後人追索。譬如，最引人爭議的部分，是參與滿洲建國一事，在書中難以察覺。〈八十生日諸戚友賜賀招邀宴集，惠以詩詞玩好果食，賦此致謝，并以述懷〉則有附註，說自己「乙酉在長春，八月七日歸來，未遇八日之變」，當中「乙酉」，係指1945年；至於人在長春，全因在「滿洲國」任職之故。對照《康德元年版滿洲國名士錄》可知，許氏嘗任宮內府總務處長，如此一來，自是在「滿洲國」崩潰前夕離開「新京」長春。但通觀全書，我們實難窺測其中一二，若非留心字句，斷難得知。
最後，此書還有兩點可談，以資紀念。一、這部書因為難得，印數僅1000冊，是經由北京的馬先生介紹，由作者後人致贈，特此誌謝。二、本書題籤由名書法家啟功(1912-2005)所寫，甚具別緻。啟功本人即愛新覺羅氏後代，但據其自傳稱，不願以滿人之姓冠名，亦與擺脫20世紀滿人在東北建國一事有關。「認同」之複雜，由此亦見一例。

往事

2008-07-21T10:16:00.000-07:00

毛彥文，《往事》，臺北：作者刊行，1989。附錄〈悼君毅〉等12篇文章及照片38幅，共300頁。
差不多在一年前，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從上海某出版社的編輯寄來。對方說：經潘學長的介紹，想找我幫忙影印一本女性回憶錄。知道書名後，我便通知那位編輯先生，自己身邊恰巧有此書，可代為略盡棉薄之力。不料沒過多久，對方便匆忙回信，謂坊間已有簡體字書出版。嗣後某日，我曾在「萬卷樓」偶然看到；記得重新出版的「導讀」，係由羅姓老師撰筆，值得一讀。這本書就是毛彥文(1898-？)的《往事》。
或許有人會納悶：毛彥文何許人也？幹嘛上海的編輯要苦苦尋其回憶錄？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因為陳寅恪(1890-1969)的名人熱潮，而使得創辦清華國學院的吳宓(1894-1978)備受矚目。這位經營1920年代反對「新文化運動」刊物《學衡》的學者，日記隨之由後人整理出版公開，造成轟動。尤其他的婚姻及戀情，也因此讓人重新憶起。毛彥文即是吳宓當時苦戀的對象之一；後來毛氏與政壇名人熊希齡(1867-1937)締結姻緣，兩人年歲相差33歲，更引來社會一陣關注。光是這麼豐富的內容情節，教人不想讀她的回憶錄也難。
不過，當我讀其回憶文字後，倒覺得表兄朱君毅才令毛氏刻苦銘心。對於《往事》，不妨應該從女性的角度來解析，可能會有更多的想像空間。非惟情感方面如此，包括女性如何參與公共空間的活動，甚至是投身政治，本書其實有相當的篇幅可供吾人探究。
至於我的這本毛氏回憶錄，其實是碩士指導教授吳老師所贈的。原因是早在碩士修課時，我便寫了一篇關於吳宓的不成熟報告；當時吳的日記尚未出版，資料甚少，師長因此留下印象。之後當兵期間，百無聊賴，每每尋書解悶。有次返校與吳老師閒談，老師提及刻正寫一篇關於吳宓的感情和時代關係的文章。他因為對毛女士充滿興趣，透過私人管道而索得未公開出版的本書。說著說著，老師一時興起，索性便將書送給我。謹誌此段緣由，以解讀書莘莘之樂。
在結束之前，無意間搜索到沈衛威有篇訪問毛女士的文章(http://www.gmw.cn/CONTENT/2004-06/18/content_45049.htm)。可以確知的是，毛氏年歲已高壽破百。但沈文裏苦苦追問毛、吳兩人情愫關係，被回以「無聊、無聊」，像今日狗仔追求那些私領域的新聞一般，不免有管見之譏。因為此事在鄙人看來，已成過往雲煙，無關歷史的重要與否。

荷堂詩話

2008-07-20T03:07:00.000-07:00

陳聲聰，《荷堂詩話》，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6。附作者照片及手迹各一，共185頁。
陳聲聰(1897-1987)，字兼與，號壺因、荷堂，係清舉人陳壽璚(1873-1991)之侄。陳氏畢業於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科，曾任福建省直接稅局局長、財政部專門委員。1949年解放後，被聘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期間還任中華韻文學會副理事長、中華詩詞學會顧問。由於早年在京時，陳即以書法名於時，工詩詞，亦擅畫蘭竹、山水，因此頗具盛譽。
本書實為《兼于閣詩話》之續編，在作者歿後才出版。詩話一類的體裁，已有淵源，在近代中國而言，像陳衍(1856-1937)《石遺室詩話》、楊鍾羲(1865-1940)《雪橋詩話》、狄葆賢(1875-1921)《平等閣詩話》、陳詩(1864-1943)《尊瓠室詩話》皆是。讀詩話有幾種好處：第一、它算是詩集的一種綜合性資料和介紹，透過詩話作者的纂輯和解讀，我們可以迅速理解古典文體中撰寫人想要表達的情境。第二、詩話偶有藝文掌故穿插期間，不妨可視為一種史料。第三、詩是傳統社會識字階層的一種重要利器，用來表達個人情緒，甚至維繫人際關係。有的詩人經常以歷史事件做為題材，如果想要理解傳統和古典社會人們的心態，整合集體現象的詩話算是具有相當意義的資料。以清代而言，如林昌彝(1803-1876)的《射鷹樓詩話》，專記鴉片戰爭時期詩歌，堪稱研究該時期最佳的史料之一。
陳聲聰的這部《荷堂詩話》，所記均為清季民國以來人物，雖以人記詩，然重要性已遠遜於《兼于閣詩話》。儘管如此，作者因涉有解放後人物事蹟，仍具價值。譬如，寫有許多南社舊事的鄭逸梅(1895-1992)，被江亢虎(1883-1954)戲稱為「無冕帝王」；黃璠於中日戰爭期間，憤於日人橫暴，輒入晉察冀的「民主根據地」，日日寫詩，著有《游擊草》，描述中共在邊區活動狀況；又屢言及無錫國學專修館門生，如沈熙乾、楊廷福、江辛眉等人活動。
另外，多提到陳氏家鄉人物，為外界鮮知。像葉葱奇(妻鄭文淵)，乃為鄭孝胥之婿，長期居上海而不出，1949年後有雜文在香港《大公報‧藝林》；又如福州人黃葆戊(1880-1968)，居上海數十年，為商務印書館所出書題簽，當反右整風雲湧之際，黃自言「半生舊社會人，有如一塊破布，五顏六色，今欲將其染紅，亦黝不新鮮」，可識其況。
我之所以識得陳聲聰，乃因讀鄧雲鄉(1924-1999)書，涉及《舊都文物略》編纂過程，始悉其人。至於《荷堂詩話》，則是在2004年至上海時，在某家地方不大的二手書店中購得。雖然對我來說，《兼于閣詩話》更有益於研究，但本書其實也增添不少對當代人物軼事的瞭解。

何鍵‧王東原日記

2008-07-18T19:36:00.000-07:00

高原、陳永芳編輯，《何鍵‧王東原日記》，出版地不詳：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附照片、原稿5張，共337頁。
根據編輯說明，這部日記的原稿是藏於湖南省的檔案館，歷經編者整理後出版。何鍵(1885-1956)、王東原(1898-1997)兩人在民國先後曾任湖南省主席，後來均隨國府遷臺，度過晚年。由於兩人以反共著稱，換言之，此書乃遺留在大陸的「罪證」，以毫無刪減的方式保留下來，成為史料。
兩人日記的時間範圍是：何氏為1931年3月至1932年9月，王氏為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大致來說，主要涵蓋1930年代上半葉。因為兩人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該書內容遂成為一部理解訓政時期國府在湖南統治的最佳寫照。細讀書中文字，可以探究國民黨是如何來進行掃除共產勢力，以及同時推動恢復「傳統」精神，做為鞏固政權和凝聚統治向心力的方式。舉例來說，運用關、岳二聖的民間祭祀信仰，藉以提倡道德，便係何鍵最常留意的部分。就我所知，上海復旦大學有某位博士的學位論文特別對此著墨甚多，頗值關注。
至於王東原日記的部分，有處很可提出：他在1934年夏天參加第二期軍官訓練團，以往對這方面的瞭解並不太多。可是，透過王的日記，卻傳達以往我們不知的內容。像是將每日講師上課的內容，做簡要摘述；還有讀《國聞周報》、《地方自治之理論與實際》，包含整個基層軍官對於地方統治的看法；當然還有國府的反共策略，如何處置共黨人員。
何、王二人平日生活也有值得深究的地方。他們都追慕曾國藩的事功；每天早上都會練拳、刀劍；甚至重視《論語》一類典籍等等。何鍵日記中更有推動促進「社會忠義」一語，可以覘見此時期的風氣和現象。
這本書能夠提供的訊息還相當地多，是檢討1930年代中國政治與文化不可多得的資料。儘管兩名作者均屬國府高層人員，但仍能從他們的字裡行間，窺探時代環境，因此值得一讀再讀。

草堂之靈

2008-07-16T07:55:00.000-07:00

楊鈞，《草堂之靈》，長沙：岳麓書社，1985。共337頁。
我最開始認識此書，是因為在博士班一年級時，讀劉聲木(1878-1950)的《萇楚齋隨筆》而來，深覺書名有趣。後來，經查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有1928年的線裝本，便親自到館一閱。這部點校本則是我日後在網路上有機會拍購得到的。
楊鈞(1881-1940)，字重子，湖南湘潭人。現在知道這號清末民初存在的人恐怕不多。其實楊氏的堂兄楊度(1874-1931)，即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眾所周知的政治人物。楊度在歷史上定位可謂毀譽參半，既是湖南名士王闓運(1833-1916)的得意弟子，又曾是支持立憲的維新人物，後來領銜主持籌安會要恢復帝制，晚年加入共產黨。他的一生角色多變，正為轉型時代中國人思想激進的代表。相較起來，作者楊鈞就顯得人生際遇沒那麼豐富；然而，也因為堂兄的關係，他的筆記內容見聞廣闊，格外引人注目。
首先，楊氏對書畫、金石、詩文略精擅長，故書中有不少篇幅談相關內容。譬如書法，本書有〈說永字〉、〈論執筆〉、〈說篆〉、〈記硯〉等，表達個人見解。又如李瑞清(1867-1920)、曾熙(1861-1930)的書畫家的軼事，多所外間未見。當然，對於同是湖南人的王闓運，《草堂之靈》更紀錄了許多不見於王氏個人著作的言論和看法。
楊鈞的書內多警語，而且讀來甚有意思。像是言及李瑞清「鬻賣筆墨，同於賣身，為儒生之慘事」；又讀書「求學者必須求不同於時人，而後乃進而求之不同於古人。不同於古人尚易，不同於時人實難」，蓋因易受風氣影響；言民國建立，「無真可認」等等皆是。
另一值得提的是，此書出版不久前，湖南當地士紳老輩遭逢「丁卯年運」，多被赤黨戕害。這件事造成的心理創傷及影響，也在作者筆下略見一二。其中有段在葉德輝(1864-1927)被害前夕，楊氏亦飽受囹圄痛楚，寫來「恐怖」猶如歷歷在目，可說是第一手最原始的心態史料。

三十自傳

2008-07-15T11:10:00.000-07:00

張永明，《三十自傳》，臺北：作者刊行，1959。共16頁。
張永明(1911-1983)，福建武平人。原名維烈，字煥光，號永明。張氏6歲入小學讀書，畢業後升學廣東蕉嶺中學及長汀福建省立第七中學，1930年考入北京中國大學國學系。他一生以教育為志業，所記也與此有關。
這部《三十自傳》，其實早已在1939年寫就完成。後來作者1947年東渡臺灣，先後在臺北師範學校、建國中學、臺北師專、華僑中學、臺南女中、國立藝專以及東吳大學等校擔任講師、教授等職，並出任臺灣教育部專員。晚年期間，決定將書重新釐定，付印刊行。張氏特別請來董作賓(1895-1963)以甲骨文字的書法來撰寫封面。
綜觀張永明的生平自述，有兩點值得一記：其一、作者在大學畢業後，遊歷長安、洛陽、開封、杭州、北京、南京等各地，輾轉13省，飽覽風光名勝。這段期間，他寫〈西北遊歷日記〉，分刊於《西北日報》。本書並有張的詩作數首，描寫了所經歷的地方。
另一件事係張氏在1936年，因駐軍陳千里旅長之荐，任福建省保安處政治部秘書。結果他眼見「同仁勾心鬥角、互相排擠之現象，自覺政治場合，實與個性不宜」，故數月後辭官歸去，轉任省立永安師範教師。
由於作者在當時華北屢屢撰文，因此稍具知名，甚至名字還被日本的橋川時雄(1894-1982)收入《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鑑》。張的治學嚴謹，教學認真負責，深受學生愛戴，但因秉性耿介，終生不得志，雖滿腹經綸，卻未能於政界久留。去臺灣後也未再另立家室，晚景淒涼，曾自作「孤孤單單人一個，冷冷清清屋兩間」一聯自嘲。1983年8月30日，張永明病逝於臺大附屬醫院，終年74歲。由於當時親屬尚不能赴臺奔喪，其喪事全由旅臺的武平同鄉會料理。1990年，遺骨遷回家鄉安葬。

感恩歲月——王貞治母親的故事

2008-07-14T08:52:00.000-07:00

王登美著，林慶旺譯，《感恩歲月——王貞治母親的故事》，臺北：中華日報社出版部，1985。附照片20幅，共204頁。
引起我重視歷史上「認同」的課題，除了因為進行清遺民的研究外，這幾年來，也對不同時空下類似的人物、群體，有更深刻的體會，甚至進而找相關的書籍來閱讀。譬如，冷戰時期國共爭鬥中，也有象徵「文化資源」的人物被拿來操作、籠絡，鄧麗君(1953-1995)便係其中一位深值研究的對象。另一位我所注意的人物，即是在日本享譽盛名的棒球選手王貞治(1940- )。
現在年輕的一代，大多會把焦點放在人在洋基隊的「臺灣之光」王建民身上，可能都遺忘了王貞治這位1960年代中期在臺灣叱吒風雲的人物。對王氏而言，他到底是哪個國家的人民？是日本？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想必他自我的認同，與人們對他的期待，以及現實環境帶給他的影響，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課題。我初次感受到王氏所代表的冷戰史意義，主要是從日人鈴木洋史的《王貞治‧百年歸鄉》一書而來。不久前，剛好又在離住家不遠的夜市古書店，買到這本王貞治母親的自述，心想剛好可以從另一角度來思考。
作者王登美(1901-？)，原名「當住登美」。依日本《戶籍法》規定「妻從夫姓」，所以婚後改名。在1916年，王登美第一次到東京幫傭；11年後，她嫁給中國籍的王仕福(1901-1985)。本書前半部講述王母奮鬥的過程，後半則以王貞治為重心，簡單地談王如何對棒球運動吸引，直到結婚的情況。乍看之下，一部歌頌「母以子貴」的回憶錄，卻道盡日本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一般百姓所遭遇的生活處境。一切情節就好像日劇的「阿信」一樣，那是一個努力向前、不畏挫折的年代。老實說，反倒不如鈴木洋史的書來得有意義。不過，這也是時代使然，直到今日我們才足以瞭解當中意涵。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後來1989年也以同書名翻拍成電影，由午馬(飾演王仕福)、鈴鹿景子(飾演王登美)、馬景濤(飾演王貞治)、王美雪等人主演。該影片曾到香港、馬來西亞和義大利參展。

愛儷園夢影錄

2008-07-13T14:19:00.000-07:00

李恩績，《愛儷園夢影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附錄：〈愛儷園——海上的迷宮〉，及作者所畫扇面與手稿照片4幅，共318頁。
去年夏天我到上海找資料時，曾拜訪一位清遺民之子。承他告知：現在的上海展覽館原址，其實即是傳說中的哈同花園處。為此，我還特別前往當地拍下照片，以資紀念。現在要講的這本書，內容就是一位曾在哈同花園待過的畫家，有關他在該處的回憶文字。
「愛儷園」便係哈同花園的本名。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是近代上海著名的一位猶太籍商人，手下擁有滬濱許多房地產。他出生於巴格達(بغداد‎或Baghdād)，1873年始到上海，1887年擔任上海法租界的公董局董事，1898年又改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901年脫離沙遜洋行，獨立創辦哈同洋行，專營房地產業。由於開發經營上海南京路，獲得成功，1904年開始在靜安寺路購地300畝，興建當時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園，以典型的中國式園林做為建築。嗣後，因哈同熱衷於中國古典文化，還在園內創辦倉聖明智大學。
作者能夠到愛儷園工作，完全因為父親在園內工作之故，得以乘便入園，後來還擔任起總管姬覺彌(潘林，1861後-1964)的畫作代筆人。在他的描述下，讀者於是能夠看到一個以往被視為神秘且不可知的哈同花園，還有民初上海文人畫家的種種軼事。書中所述，包括許多近代知名的文化及學術人物，像是吳昌碩(1844-1927)、王國維(1877-1927)、蒲作英(1832-1911)、鄒安(1864-1940)、廉南湖(1868-1932)、徐悲鴻(1895-1953)等等，這些人物都寫得有血有肉，寫出外人所不知的內容。當然，我最開心是從中讀到許多清遺民的事蹟和活動。
譬如王國維，書中即有多處提到他在園中的工作。作者說到王是「一個不很高大的身材，面孔也瘦小，牙齒有點獠在外面。常穿著當時通行的及法布袍子，羅緞短袖馬褂。後面拖了一條短辮子。冬天他戴上一個瓜皮帽子，或者穿上羊皮袍子。但他沒有比羊皮更高貴的皮衣。他的衣式不很時式，也不很古板，但很整潔。他的近視眼鏡是新式的。他也會抽香煙。總之他的物質生活，是很隨隨便便，決沒有一點遺老或或名流的氣味。看去有點像舊式商店裏的小伙計。」
另一位鄒安的描寫，亦是維妙維肖。作者說他「這位金石家，只是掌故家，不是考古家」，後來因為《周金文存》的版權問題，和姬覺彌鬧翻，提出辭職。替人題鼎名，態度草率，卻要潤格，且價格高昂。書中每寫到他，頗有小資產階級的意味。
總之，《愛儷園夢影錄》雖是一本小書，卻也是一種無可取代的信史。在人們對昔日饒富盛名的哈同花園充滿神秘的興味時，此書不可不拿來一讀。

採訪二年

2008-07-10T05:47:00.000-07:00

李岳勳，《採訪二年》，嘉義：梅山鄉農會，1950。共193頁。
鑑於在中國大陸統治失敗的經驗，國民政府∕國民黨到底用怎樣的方式，完成臺灣內部有效的治理？相信這個課題，是目前學界許多人都有興趣且想要瞭解的。據我所知，研究1950年代的學者幾乎對此投注極大的心力。至於我自己，對這方面毫無所知，應該學習的地方很多。多年前，剛好有機會在古書店看到本書，覺得可以深思一番，於是斥資重金，購來一讀。
《採訪二年》講的是「光復」後一位青年對北嘉義地區的風俗民情，做一通盤考察和描述。作者是《公論報》的記者，用他極富生動的筆花，刻畫當時地方社會的景象。綜觀全書，大概有幾個議題是李氏頗為留心的：一、阿里山林區的砍伐，造林政策和農場規劃。從李岳勳的角度來看，日本殖民時期雖對山林進行「掠奪」，但也懂得「護林」之道；像是注重造林事業與要求。所以，通書均見作者對森林的個人主張與見解。
其次是關於原住民的安置問題。作者以為：儘管「光復」業已四年，但政府官員未曾到山中巡視探望，彷彿將山中人視為化外之民，仍以「平地人」的眼光，把他們看做落後的象徵。這裏也凸顯出國府如何進行族群融合和文化交流，多麼表面化而缺乏有效的理解。
再次，本書還有許多關於雲嘉南地區基層社會的描寫，像是糖業的發展、鄉村郵業之進行、地方客運如何安排、海岸防波堤工程的建設、地方學校教育及宗教迷信影響等。
此外，該書援請李萬居(1901-1966)、薛人仰(1913-？)寫序，兩人戰後均隨國府來臺灣，皆係「光復」初期重量級地方人士。因此，作者對雲嘉南地區的考察採訪，無形中也說明本書所深具的重要意義。

翠薇嶂

2008-07-05T08:40:00.000-07:00

楊令茀著，翟國瑾譯，《翠薇嶂》，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附圖及照片7幅，共486頁。
楊令茀(1887-1978)，江蘇無錫人。她系出名門望族，自幼受到家境影響，酷愛文學，勤習書畫。5歲時，楊氏的作品即備受矚目，甚至參加畫展；8歲又師從江南著名的畫家吳觀岱(1862-1929)。至於求學的經歷也不遑多讓，在上海務本女子中學時便品學兼優，曾獲上海市中學生聯合運動會跳欄冠軍及學校的獎學金；畢業後還執教於江蘇如皋小學和南京女子師範學校。
清民之際，楊令茀跟隨長兄來到北京，得以拜文壇耄宿樊增祥(1846-1931)為師，同時並結識了陳師曾(1876-1923)、林紓(1852-1924)、廉南湖(1868-1932)等人，親獲教誨和指點，於是畫藝及詩文的功力日益精進。民國時期，她還曾在北京舉行個人畫展，並與齊白石(1864-1957)一起辦過畫展。嗣後不久，楊即被推薦到故宮的古物陳列所充當畫師，在那裏得以觀賞、臨摹歷代名作，尤其致力於臨摹歷代帝王和皇后的畫像。因此她當時不僅畫名大噪，詩亦受到盛譽。
在這部自述中，有幾段內容甚有趣，頗可當作掌故來看。例如，作者與北京藝術協會參加濟南府的書畫義展，順便赴曲阜一行，拜訪孔廟。當遜帝還在紫禁城內時，楊因遺民陳寶琛(1848-1935)的緣故，進宮晉見瑜太妃，甚至後來參加宮內中秋活動。連末代皇帝的婚禮，作者也是入幕之賓。楊氏書中也多次提及川島芳子(金璧輝，1907-1948)，形容其為「危險的美女」。嗣後，遜帝被迫離開皇宮，清室善後委員會於是入紫禁城點查，楊氏又因廉南湖的關係，得以在故宮博物院成立前入宮參觀。
由於本書係屬事後追憶，加上經由英文翻譯而成，故內容上難免會有所瑕疵，使用時必須小心。首先，時間先後次序錯亂，閱讀必須對相關事件順序、人物生卒有通盤理解，否則將錯置。其次是稱金梁(1878-1962)任職「瀋陽故宮博物院」，係翻譯有誤，應為「奉天博物館」，可對照內尾直昌所編的《康德元年版滿洲國名士錄》。
我因為處理清遺民的文化及藝術事業相關議題，無意間從樊增祥的詩文裏認識了楊氏。讀了她的這本回憶錄，更感清末民初這段時代大變局，真是到處充滿興味，可以深究的議題其實很多。

西南紀行

2008-07-04T09:02:00.000-07:00

錢桐蓀，《西南紀行》，臺北：正中書局，1962。附照片若干，共196頁。
某次有位學者在講論會上，公開宣稱將結合相關資料，配合運用現代網路科技，重新還原抗戰時期流亡大後方的路線，斯業偉哉！鄙人不敏，聽來不勝嚮往，深覺或許因此將改寫抗戰人們的生活史也說不定。但是，倒讓我想起《西南紀行》一書，值得在此推薦。
這是一部由回憶文字夾敘日記而成的書，時間主要自1937年8月15日起，約至1949年2月左右為止。作者當時從事法界公務，隨著政府一起「播遷」到後方，一路曾歷經了南京、鄭州、漢口、長沙、桂林、貴陽、重慶、昆明等地；可以說，幾乎華中、華南半壁中國皆已繞盡。透過旅行書寫的方式，本書詳細紀錄了戰爭下該地景物與人民生活樣貌，隨書還有珍貴的照片呈現。特別是那些邊區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也都到處在內容裏可見。
此處試舉兩筆史料，以證該書的意義。一、重慶市在抗戰期間，經常有空襲發生，故路途有所謂的「疏建車」，乃市當局為求疏散人們之計；另靠近市郊的鄉間，多有簡單住宅，無論公所私宅，皆依地鑿洞，目的為了防空之用。據說，重慶的人造防空洞可媲美桂林的天然洞穴，當時歐美某國派員前來考察技術，甚至打算募工仿造。二、作者考取法官資格，曾至歇馬場進行受訓將近半年，嗣後還有重慶地方法院實習過程，本書也不忘紀錄下相關資料，頗值參考。
書的最末一章記載作者離南京來臺灣的經歷。整體說來，這部分固然頗與書名有所扞挌，並不協調。不過儘管如此，以一位法界人士的立場而論，錢桐蓀寫下他對臺北最初的印象，包括充滿日化的飲食、衣著，還有本地發展出來的宗教、生活習慣等。對照其他類似的回憶錄史籍，本書在此依舊仍值一讀，有其貢獻所在。

鄒崖詩集附年譜

2008-07-02T19:03:00.000-07:00

何藻翔，《鄒崖詩集附年譜》，香港：何鴻平刊行，1958。附照片一張，共170頁。
何藻翔(1865-1930)，廣東順德人。何氏終生有著相當豐富的經歷，深值一談。譬如22歲時，他第二次赴京應試，還結識維新派的康有為(1858-1927)與梁啟超(1873-1929)。1892年時中進士，何被授官為兵部主事。但由於跟康有為的交往日益密切，於是加入「強學會」，研習新學和英文，並與梁啟超、黃遵憲(1848-1905)和大刀王五(1844-1900)等傑出人物結為密友，共圖變法大業。不過戊戌政變發生時，他適逢上年已回鄉守孝，僥倖避過了黨禍。此外，何藻翔在晚清之際，曾代表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兩次條約，承認中國對西藏的領土主權，後撰有《藏語》一書，即是描述近代史上中、英、藏之間關係的文獻。
何氏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即南歸廣州，租住西關十五甫民居，在屋旁空地以種菜度日，成為一位忠於清朝的遺民。在我所有的這部書中，頁首便是附上他「剃鬚髮，易僧服」的遺照，充滿有意「逃禪」、且異於時局的心態。有意思的是，在民國甫建之初，基於反對袁世凱(1859-1916)「篡國」，何藻翔還曾親自上書給廣東都督胡漢民(1879-1936)，歷數袁氏罪狀，呼籲出兵北伐。此外，何氏又應聘鄒魯(1885-1954)所開設的廣東通志局，擔任總纂。身為一位忠清的遺民，卻以藉助革命黨人之力，希冀推倒敵對勢力，作為不可不謂「怪異」。然而，此亦可見民初的思想複雜一斑。
其後，何藻翔歷任廣州醫學實習館館長和學海堂學長，致力於溝通中西醫學，弘揚傳統文化。1920年秋移居香港，先後在聖士提反中學、學海書樓任教，直到65歲去世。執教之餘，他兼而行醫濟世，醫術頗負時譽。
我之所以會注意到何藻翔這人，完全是因為讀吳天任(1916-)所編的《康有為先生年譜》。吳氏係廣東南海人，歷任香港學海書樓、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葛量洪師範學院、中文夜學院、樹仁學院等院校的高級講師，是位努力蒐羅粵省文獻的學者。他還曾編有《梁節庵先生年譜》一書。至於我身邊的這部《鄒崖詩集附年譜》，還是吳氏簽名本。

對於柯璜新思潮疑問之意見

2008-06-29T06:58:00.000-07:00

韓梯雲，《對於柯璜君新思潮疑問之意見》，天津：馥古齋主人刊行，1921。共18頁。
現在凡到過北京蒐集古書的人，潘家園的古貨市場幾乎是一處不能不去的重要地點。2005年秋天，我有幸陪同與廣東詩人同名的校長到此視察；更託他的福，還得以買了許多有意思的書。歡喜之餘，更輾轉到琉璃廠及紀昀(1724-1805)的故居一遊。
這部只有十多頁的「意見」，也是當時一項重要的「發現」。透過書中內容，我們可以想見「五‧四」時期新、舊思想相爭，以及各種主義勢力相互較勁的現象。個人認為，那是一段相當多元兼容並蓄的時代，不管你是堅持維護傳統立場也好，還是認定中國必須以仿效西方道路來解救也好，都彼此深具容忍。但此後的中國卻是走向一條極端和激進的方向；主張變革少的人往往被視為「保守」。
此一小冊最大的貢獻，是作者提出迥異的「意見」，認為新思潮將是帶領中國走向更美好的未來；可是，作者也毫無保留地引述柯璜(1876-1963)的「疑問」及反對看法，恰巧為我們留下雙方討論文字。值得留心的是柯璜此人。柯氏字定礎，浙江黃巖人。自幼博學強記，熟讀經書；1902年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現北京師範大學)，攻讀博物學、心理學、美學。1907年畢業後，柯因其性格與仕途不合，轉而應聘為山西大學堂(時為全國三大學堂之一)教師，執教生涯長達30年。閻錫山(1883-1960)主持山西省政時，柯氏奉命就太原文廟籌建山西圖書博物館，並擔任館長。1949年後，他又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屆委員，及政協山西省常委、山西省美協主席、中國美術協會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等。在民國時期，柯璜還編有《孔教十年大事》，紀錄民初孔教會及相關組織的活動。

段筱峰先生八十年錄

2008-06-22T08:17:00.000-07:00

段克昌，《段筱峰先生八十年錄》，臺北：作者刊行，1969。附錄「段氏宗支世系譜」，共64頁。
這幾天頗引爭議的監察院委員人選名單，幾乎上了各家傳媒的頭條。私見以為，像監委這樣的職稱，本可算是一種「酬庸」，至於執政者想要如何運用，原是無可厚非，無須多置一詞。因為從制度層面而論，它的合法性來源實在令人費疑。究竟怎樣的身份係社會有「清望」的人？又為何要透過總統賦予後，才能執行監察的權力？且他們該如何被監督？就算讀了曾任第一屆的監委段克昌(1890-？)自述，我依然無法得到佐證。
段氏是雲南宜良人。眾所周知，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裏，段姓可謂為滇省大姓。這本行年錄，其實是作者的自訂年譜。其中內容涉及有三項頗值提出。第一、雲南從民國建立後，多次參與現代中國史重大事件，段克昌均親歷見聞。譬如，護國軍之役、滇軍與廣東軍政府聯合縱橫等，此書具體而微地呈現：雲南對民國史來說，不獨僅具邊區意義，還是影響中樞之處。
其次，段克昌終生與省主席龍雲(1884-1962)關係密切。從龍氏「歸順」中央後，作者先後任職於雲南公務。我估計他應該是位中央與地方之間相當重要的聯絡人。最值得一提的是，段氏在中日戰爭期間，擔任雲南糧食管理處處長，嗣後又任國防部軍糧局局長。這兩項職位凸顯他個人身為中介的角色。特別是戰事日起，國民政府遷往西南後方，滇省既是軍事後廊，又為教育重心所在，如果不是肩負有重大任務，誰又豈能一手扛起徵賦納糧的重責呢？
最後我覺得甚有意思的部分，是作者在1964年以75高齡，赴泰北邊區晤見長子，並訪問當地游擊隊，返臺後還以監委身份在月會報告。泰北因接近雲南，1949年前後有少數國府軍隊逃離，後改駐留當地，成為游擊軍隊。有關這方面的題材，化名「鄧克保」的柏楊(1920-2008)寫過一部小說《異域》，在臺灣曾引起轟動。記得中學時期，電視和電影均以此翻拍為戲劇，廣頌一時。總之，身為雲南籍的段克昌，由於既非中央大員，晚年尚以「養望」而高居監察委員，其一生經歷頗能讓我們思考更多邊區省分在近代中國所呈顯的意義。

國父百年紀念中回憶兩三事

2008-06-20T11:48:00.000-07:00

凌鴻勛，《國父百年紀念中回憶兩三事》，出版地不詳：作者刊行，1965。共8頁。
嚴格說來，這本小冊子的字數僅有3000字左右，充其量不過是篇短文而已；加上只是一篇事後的追憶，並非原始資料，拿來介紹未免有小題大作之嫌。不過，由於該抽印本的內容所談皆有意義，亦可提供給其他相關史料資以佐證。
凌鴻勛(1894-1981)，廣東番禺人，一生從事土木工程，主要是鐵路教學和修築。研究近代中國交通史的學者，大概都無法忘記有這號人物。凌氏曾應《自由談》和《傳記文學》兩雜誌，寫有回憶錄，後來公開出版為《七十自述》一書，但本書的內容卻未見納入，因此更感彌足珍貴。
書中主要共有四部分：一、我初見着國父；二、陵墓圖案的評判及選定；三、我所寫的陵墓圖案評判報告；四、奉安大典簡記。最為重要的其實是後三方面。以往關於孫中山陵墓規劃的資料，出版已見甚多，惟作者實乃親歷見聞，故意義殊深。可惜的是，文字寥寥未盡，留下許多有待考察之處。此外，所附的陵墓圖案報告，係從黨史會中抄錄，且尚不全。
有關「奉安大典」的課題，凌鴻勛也用了極短的文字說明，指出陵墓建設與首都的都市計畫有密切關連。由於匆匆幾個字，我們實在很難窺探其中有意義的內容。記得我手邊還有中國編纂的文史資料數種，另有近藤達兒的移靈旅行紀錄，或許可在日後進一步深入討論。

從政六記

2008-06-19T02:53:00.000-07:00

徐實圃，《從政六記》，臺北：作者刊行，1956。共136頁。
關於本書作者的生平，可說相當地撲朔迷離。目前可以確知的是：徐氏為上海的暨南大學學生，原先學習金融業，打算成為一位銀行家；嗣後卻以「擇業自由」緣故，選擇至上海社會局工作，專搞文化運動。《從政六記》講的是徐實圃在抗戰期間擔任貴州地方縣的行政工作憶往。
此書內容寫來拉雜，雖無一定條理，卻對瞭解近代中國歷史有幾項貢獻：首先，作者係以參與縣長之職在基層工作，對於釐清1930年代社會底層各種事務，包括經濟、教育、吏政、司法、民情等，無疑提供許多有益的資料。如國民政府為了達成有效統治，像是厲行「戶捐」，引起地方豪紳反彈，必須擇善進行，避免人怨。
第二、過去我們對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情形，絕大部分放在四川和雲南等處，主要是因為資料相對地多，而且兩地為政治和教育中心之所在。《從政六記》卻以貴州為主，深入討論民初到1930年代黔省各項問題，不可不謂少見而重要。例如，位居「邊區」且又難以有效統御的「土匪」，究竟如何管理，還是轉化為國家助力？還有對於鹽的管控，怎樣以制度性完成民眾分配鹽的食用需求？尤其是對於省主席吳鼎昌(1884-1950)各項決策經過，多所著墨，為我們填補一段空白。
此外，字裡行間亦能略窺行政督察專員的角色，特別對1930年代進行地方保甲的功能和意義，頗能見微知著。徐實圃並有〈專員公署之地位與事權〉加以探討。
附帶一提，此書負責經銷的是「中國內政社」。該社創於1951年，由曾經擔任內政部長的余井塘(1896-1985)發起，組織刊物為《中國內政月刊》。

金毓黻學術年譜

2008-06-16T11:16:00.001-07:00

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小組，《金毓黻學術年譜》，長春：《學術研究叢刊》編輯部，1987。共187頁。
中國的歷史資料裏，年譜∕年表∕年錄∕行年錄∕紀年∕編年∕日譜（或其他相關的編年體）是一種相當特殊卻又充滿意義的體裁，清末民初梁啟超曾經撰文加以申論。我自己治學也深受其惠，非但留意由來新夏、楊殿珣、王德毅、王寶先、黃秀文等諸位先生編纂的目錄工具書，幾年下來，也到處蒐羅了不少，約略有近三百種。因為我堅信：如果要進行大的研究題目，廣泛運用年譜之類的書籍，將是無法忽略的一環。
這次我所介紹的年譜，譜主金毓黻(1916-1962)是位眾所周知的近代史學家，而且本身也對文獻掌握的相當透徹。金是遼寧遼陽人，相信只要剛入門史學的青年學子，大概無人不曉得他有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國史學史》。金氏同時也是一名深諳東北文獻的學者，嘗編有《遼東文獻徵略》、《遼海叢書》、《奉天通志》等。然而，有關金自己終生最重要的著作，其實應該是他的《靜晤室日記》，共10冊，1993年已由遼海書社出版。
這本學術年譜，即是以《靜晤室日記》為基礎，配合金氏其他論著、文章，簡要陳述有關金個人的學術活動部分。原本一開始，本書編輯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要出版金毓黻文集，結果後來事與願違，屢經延宕，文集迄今仍未完成，而年譜卻已先刊。今天我們讀該年譜，應該有所警覺，除了既有助於在日記上提供索引功能，快速方便於資料的搜尋外，還能從中感受氛圍。即言之，某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線索，隱然可以尋覓數條主軸。舉一實例，像是在抗戰期間，金毓黻似乎便相當注重宋史研究的課題；據我估計，這和其他同時代的史家一樣，頗有時代的因素在其中。
另外，本書還附有金個人已刊和未刊的著作目錄，可供參考。

京滬區長

2008-06-15T05:00:00.001-07:00

黃曜隆，《京滬區長》，臺中：慈恩書局，1982。附照片9張，及相關文件2件，喬家才等人文章2篇，《季明詩稿》數首，共227頁。
在我自己的尋書經驗裏，每回到古本舊書店巡迴時，其實不能抱著既定的目標而來，必須帶有「考古」的心理。換言之，找書的過程無法預測會有任何結果，往往只能碰運氣；若是幸運的話，最終將有意外發現。但話說回來，想要因此獲得好書，又得積累平日對資料的敏銳度才行。像是一本名字看似小說的小冊子，往往則會因為店家擺錯位置，致使人們不察，反而錯失了獲得好書的機會。所以，帶有「寬廣的心胸」來找資料，既是個人訪書心得，也是學問之道。《京滬區長》即為一個顯例。
雖然偶爾被唐老闆戲稱「目光如豆」，不過這本書卻是我在「豆眼」外的一件「發現」。書名乍看之下頗讓人摸不著頭緒，內容也覺得頗像小說。但嚴格說來，該書作者為《民眾日報》編輯，而主要講的是一本關於汪政權方面的回憶錄，特別係周佛海(1897-1948)策反經過，經過口述後改寫而成，非常具有史料的價值。
書中的主人翁程克祥(1907-1981)，江西浮梁人。程是一位間諜。最先他是上海大學畢業，在東亞同文書院任雇員；1937年，經于右任(1879-1964)的引薦下，結識了軍統局的戴笠(1896-1946)，開始諜報生涯；中日淞滬戰起，程克祥藏身滬瀆，進行情報的蒐集；汪政權成立，又密謀策反周佛海；1947年起，程氏改投宋子文(1894-1971)麾下，擔任廣東省政府新聞處長；嗣後國府播遷，程初滯留香港，1952年來臺至省政府辦公，任省府公營工作，直至去世。
《京滬區長》有幾處描寫得頗為深入，可供參考。譬如，作者在「滿洲國」建立初期，即到東北。由於族叔「白葭居士」程淯(1870-1940)的居間牽線，程氏得以結識清遺民鄭孝胥(1860-1938)，並在長春接受其詩文寫作指導。此外，作者提到汪精衛(1883-1944)、陳公博(1892-1946)、周佛海三人有一共同特色，即能言善道：「周的口才不如汪，但他的政論文章不遜於汪；周講話口急，不如汪之從容，不如汪音調之動聽，以之和陳公博相比，堪稱伯仲，雖言不由衷，但都有吸引群眾的力量。」本書尤其側重於描述對周佛海的策反計畫；某次係程克祥的特務身份被識破，幸得周佛海出言解救，僅關牢半年餘，這也促使周氏日後「反正」之緣由。
因為是口述關係，作者黃曜隆也適時在書中偶有加入程氏之妻的紀錄，更增添史料的真實性。總之，這部看似說部的回憶錄，毋寧為我們提供諸多以往不知的歷史，仍值細細品嚐。

早年之台灣

2008-06-13T09:39:00.000-07:00

嚴演存，《早年之台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附照片6張，共104頁。
我初識此書，是在碩士班求學的時候；當時擔任老師的研究助理，由於工作需要，奉命到圖書館借了這本小冊。記得還是在1990年代初期，想要找該書卻並不容易；事後才知道，主要還是因為作者「自行出版」，僅委託出版公司代為發行，使得數量稀少和流傳不廣的緣故。
作者嚴演存(1912-？)，中學畢業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無奈因家境貧寒，改入免費的兵工學院。後來，嚴氏以公費赴德學習化工，返國曾於大學、政府部門和研究部門工作多年，在事業上卓有成就，也對青年才俊多有提攜。嚴先生過世後，他的女兒嚴斯台女士為紀念父親，也為了卻父親與清華大學的「未了緣」，特別在清華大學物理系捐設獎助學金，幫助那些家境貧寒而學業優秀的青年人。
本書所謂「早年」，概指嚴氏1945年至1961年間於臺灣親歷見聞的情形。實際上，這段期間的臺灣，可以說站在一個相當關鍵的轉型期。首先，二次世界大戰甫結束，國民政府以「接收」的名義前來臺灣，原來都係日本殖民的各項產業機構，一朝轉而改為國府所統管。第二項意義，是國際環境在美、蘇兩強相互對峙下，冷戰於焉形成。國府如何在這樣的局勢之中，求得穩定成長及和平發展？譬如韓戰爆發，進而造成臺灣轉危為安，接著土地改革和組織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簡稱「生管會」）成立，統籌策劃經濟，並促成穩定。嚴演存透過一系列的說明，告知我們：所有的政策和措施都不是按照既定的模式來進行的，還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同樣構成日後臺灣經濟起飛的內在緣由。
書中還有兩處可資參考：一、「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始末。幾乎研究此一歷史經過的學者，無不引用該書內容。我覺得饒富興味的是有關本省與外省人之間生活的差異比較：像是本省人工作中午吃便當，外省人非吃熱飯不可；外省公務員交通以乘坐公車為主，而本省以自行車代步。當然，其中內容的種種敘述，不免以外省籍人士的眼光看待衝突事件的產生，難免有所失衡（就我看來，連稱事件為「事變」，也有認定為「暴動」之嫌），但仍值細讀。順便一提，與本書相同，從外省籍立場來看「二‧二八」，汪彝定(1920-1993)的《走過關鍵年代》內容亦非常精彩，不遑多讓。
二、工業委員會設立及工礦肥料等事業開展。這方面我絕對不敢稱置一詞，學長思宇是專家，對此研究最多，而我久旁聽聞，也稍具粗略瞭解。本書作者參與其中，可說提供甚多精闢的見解。例如，嚴氏認定臺灣能夠經濟起飛進步，有如下因素：1.日人遺留的事業；2.美援；3.時勢所趨和幸運；4.人民勤奮節儉；5.政府有效因應現實提出策略；6.尹仲容(1903-1963)、嚴家淦(1905-1993)等人貢獻。不過據我瞭解，這些都應該放在冷戰的架構下釐清，可能會更具意義。
最後，因為留意到嚴演存的著作，也讓我意外蒐集到另一本著作《魚雁集》。此書乃作者將自己存有跟他人的往來函件，公開發表。內容主要涉及對化工業的看法、兩岸問題及技術交流等。比較特別是，既有過往的歷史人物如李國鼎(1910-2001)、蔣彥士(1915-1998)等，也有迄今在世的王永慶、馬英九等。有幸購得此書，完全係因緣所致，還得感謝唐老闆，若不是到新竹代課之故，恐怕還永無機會。

女記者回憶錄

2008-06-12T02:30:00.000-07:00

徐健秋，《女記者回憶錄》，香港：民聲出版社，1957。共187頁。
一本距離現在已經50年的書，訴說的是70年前發生的往事。作者徐健秋，本為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學生；本書以對日抗戰做為開始，敘述整整二十年間自己的經歷。事實上，徐氏不獨敘述自我的經歷而已，同時也在撰寫著1930年至1950年代中國的變遷。
根據作者自言：她隨著政府輾轉來到後方重慶，眼見戰火蜂起，發願成為記者，「要人與人間的感情，讓他們站在真理這一邊，發揚他們的善良，不許有仇恨，不許有自相殘殺！」在徐氏的筆觸下，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紀錄有西南地區的民情、汪政權在上海的種種活動情形、戰爭勝利後南京國民大會的召開、組織婦女生活輔導社與參與相關運動、對馬歇爾來華的過程、創辦《大聲報》、在香港的文化事業和觀察、1953年初訪臺灣及其印象。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段，是關於徐健秋提到好友鄭蘋如(1918-1940)充任間諜為國犧牲的事。這是當時相當有名的諜報故事。後來張愛玲(1920-1995)即以此寫成短篇小說，也就是前陣子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不過，除了刑場判處的部分稍有出入之外，顯然原來故事要單薄許多。看到鄭蘋如和丁默邨(1901-1947)交手的那段，我還是不得不佩服李安導戲的功力，加入了那麼多想像的情節內容。
最後，讓我簡單抄一下整部書的目錄，做為日後有興趣的人參考：
第一章中國在怒吼
第二章昆明之行
第三章重返上海
第四章勝利來臨
第五章南京辦報
第六章馬歇爾在中國
第七章再度出走
第八章生活在香港
第九章訪問臺灣
第十章但願我是一匹駱駝

如此一生

2008-06-11T02:51:00.001-07:00

舒適存，《如此一生》，出版地不詳：作者刊本，1974。共55頁。
舒適存(1898-1989)，湖南平江人。此書很簡單地介紹了作者一生的經歷，值得留心的部分有幾處。第一、湖南地區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有關共產黨對地方上的「恐怖統治」。從舒氏的敘述裏，我估計他的父親可能是一位忠清遺民，至少其人「是讀書人，以幕遊遍南北，晚授廣東補用知縣，辛亥革命後，回里家居，不問世事」。結果在這段時期，舒的父親即以「劣紳」名義，成為被清算鬥爭的犧牲者。這個案例也增添了我們釐清對於「北伐」前後中國面臨社會性質改變的事實。
其次，此書還有許多地方都語焉不詳，頗啟疑竇。譬如，舒適存終生最為人「質疑」的，是他一度加入兩湖地區共產組織，後又改頭換面，為中央的「剿匪」大員。另一處是發生在臺灣的「孫立人事件」。其實舒能順利到臺灣來，孫氏可謂居功厥偉，但兩人此時的互動並不佳。從作者的描述裏，孫立人(1900-1990)「性情固執」，不願聽從國防部命令；又對下屬建議不予採納等等。從書出版時間來看，未知這是否有「劃清界線」的關係？
第三、在對日戰爭期間，作者屢因中央派遣，戰役建功。如：台兒莊、崑崙關大捷；調任入緬部隊；負責於南京「接收」受降；奉調至東北「戡亂」。舒適存也是先後參與台兒莊大捷和徐蚌會戰的親歷者。根據他的說明，兩場戰役幾乎同地點、同情況，結果卻完全殊異。主要因素，在於軍隊對戰地交通的掌握。
雖然以單行本的方式，可是此書錯字不少，有的甚至是人名、地名部分，像今井武夫(1898-1982)、襄陽等，頗不可思議。另外，該書後來還收入在《舒適存先生紀念集》中。並且書的第24、25兩章，也以〈東北戡亂戰爭的若干回憶〉為名，在臺灣的《傳記文學》上發表。我身邊的這本，另附作者排印的〈丁巳歲朝八十生日述懷〉稿紙一張。

劇壇瑣話

2008-06-08T09:11:00.000-07:00

朱滌秋，《劇壇瑣話》，臺北：國民文化出版社，1956。共98頁，另附編後記。
許多人都知曉：清代的京劇發展，對近代中國社會影響至深，連史家牟潤孫(1909-1988)在評價滿清亡國時，更有所謂「唱戲誤國」之說法出現。我自己以往在研究清遺民時，也發現他們屢以捧戲為貴，甚至親身還參與戲曲的演出。記得某回訪問一位遺民之子，他更憶及自己曾經參與過上海著名遺民陳夔龍(1857-1948)的八十壽宴，在家延請四大名旦演出情事；連章遏雲(1912-2003)的自傳也記載過類似內容。
這本名為「瑣話」的書，其實就是以晚清民初的京劇伶人往事為背景，回憶當時的政治和社會。雖然內容不到百頁，讀來卻令人覺得津津有味。作者自言幼時居讀北京，平日喜聽戲曲，所見所聞自然甚廣。像是著名的譚鑫培(1847-1917)向來為人極為自傲，睥睨優伶同行，常加折辱；汪笑濃(1858-1918)本為孝廉，屢試不中而憤隱於伶，且自行編竄劇目，在清末民初甚得歡迎；「紅豆館主」愛新覺羅‧溥侗(1871-1952)為遜清貴冑，書畫琴棋無所不精，尤嗜雅劇，又提倡崑曲；余叔岩(1890-1943)在民初多與梅蘭芳(1894-1961)，名遂大增，反遭梅妒；馬連良(1901-1966)趨炎時勢，嘗率團赴「滿洲國」朝賀，戰後幸得宋慶齡(1893-1981)助言而免罪，嗣後旅居香港，又以生計往北京。此外還有諸多優伶事蹟，堪供逸史參考。
我還記得小時候，臺灣每週末下午的電視頻道都會有京劇節目演出。想來作者在撰寫本書時，大概也有藉此憶往滄桑之感。有趣的是，當時臺灣的歌場票社，又呈現何種樣貌？很可惜書中並無任何陳述。如果說，戲曲成為一項記憶的載體，用來反映自我的認同的話，那麼國民政府遷臺後文化政策與京劇的關係，應該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研究題材之一。
此外，該書出版時，封頁廣告也頗具特色，值得一提。如有一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的啟事，羅列宣導繳稅的六項公告：「一、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二、國民踴躍納稅，國家財源充裕；三、不欠稅，不逃稅，才是好國民；四、要反攻大陸，大家必須儘速踴躍繳稅；五、商號逃稅，影響國家財政，大家應該起而檢舉；六、欠稅逃稅，都要受罰。」內容恰可為1950年代臺灣的寫照，做一政治、社會與經濟史參考。

趙麗蓮傳

2008-06-07T18:52:00.001-07:00

阮日宣，《趙麗蓮傳》，臺北：文會書屋，1957。附照片若干，共121頁。
在我小的時候，「鵝媽媽」趙麗蓮(1896-1989)是位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過去還只有無線三台的時代，不像今天小女那般可以任憑按鈕一押，電視立刻就會就跑出東森YOYO台，社會上對於兒童相關內容的節目來說，其實並不算通行。趙氏因為在中華電視台製作兼主持「鵝媽媽教英語」與「鵝媽媽園地」，這兩個英語教學的節目將近20年時光，不僅讓她榮獲兩次金鐘獎，還贏得了許多小朋友們的喜愛。
趙女士其實是一位混血兒，父親趙士北(1871-1944)與梁啟超同鄉，係廣東新會人，曾任立法委員，母親則為德裔美籍。至於她的夫婿，亦為民國聞人唐紹儀(1862-1938)的侄兒唐榮祖，兩人曾育有三男一女。1904年，趙麗蓮年僅8歲，隨著雙親來到中國，接著就讀於上海的美國學校。1919年，趙被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院聘為音樂教師，開啟教學生涯。直到中日戰爭結束之後，她申請進入北平電台，正式獻身於英語教學的工作。
雖然作者謙稱只花了半年時間蒐集材料，並以45天撰寫本書，深感內容過於鬆散，但我覺得仍有可取的地方不少。即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這部傳記提供了一些過去我們所不瞭解的課題，深值思量。例如，對日抗戰期間，趙麗蓮身處北平，因其身份特殊，屢次「受邀」辦理教育。基於對「淪陷區」青年的教育使命感，趙氏虛與委蛇，嘗任「南京女子模範中學」校長；當時鼓動女學生拒當亡國奴，高聲唱號反日情緒。另外，趙也在南北奔波時，有過華北、華南「偽幣」兌換經驗；華北地區民眾如欲前往重慶後方，得先至山西閻錫山部尋求機會；戰爭末期北平集中營對待教授的情況；北平故都在日軍統治下的待遇。換言之，透過《趙麗蓮傳》，吾人也有機會體認「淪陷區」文化人的各種「抗日」行徑和態度。

晉祠誌

2008-06-06T15:11:00.000-07:00

劉大鵬，《晉祠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上中下3冊，共1619頁。
最近幾年來，山西晉陽（今太原）劉大鵬(1857-1942)的《退想齋日記》，迅速竄紅，引起歷史學界許多人注意。儘管這部出版的日記僅是摘錄而成，內容卻十分豐富，頗能印證晚清一般基層士子的生活和心態。現為哈佛大學教授的沈艾娣(Herietta Harrison)，即以劉氏為題材寫了一本《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1857-1942》(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探討地方士紳的功能和角色，分析整個20世紀中國面對現代化衝擊下，所呈現的困境。劉氏一生著作很多，但泰半皆為未刊；除他個人的日記外，還有一本太原地方文獻《晉祠誌》也值得留心。
這本《晉祠誌》係劉大鵬在1906年完成，但後來曾陸續修訂，直至民國之後，現有標點本行世。所謂「晉祠」一區，原屬太原縣治西南十里處。該地為三晉名勝之首，懸甕山麓，環繞山水，境極名勝。然而，由於一向苦無專志以記其盛，劉大鵬有鑒於此，遂決定踵成史業。他踏遍晉陽一帶的山川寺院，尋幽訪古，並隨時鈔碑錄碣；又博覽古典書籍、文獻資料，採集故老傳聞，終於歷經五年編成。全書一共42卷，有祠宇、亭榭、山水、古跡、宸翰、祭賽、金石、鄉校、流寓、人物、河例公案、文藝、植物、故事、雜編等多方面的豐富內容。該書匯集歷代有關晉祠的文獻記載及民間軼聞，詳細地描繪了當時社會風物。
以一份地方志書而言，《晉祠誌》可謂為相當有用的工具書。因為劉大鵬本人非常重視文獻史料，例如：〈河例〉數卷便如實記載了晉水流域在歷代的水利紛爭中，統治者如何進行管理，還有維護相關工程，甚至與地方互動的史實。但對我來說，本書有關清末民初的紀錄更值得參考。其一、晚清地方的災荒及救助，還有士紳怎樣動員民勇組織；二、基層社會的節慶，如賽會之進行；三、庚子拳亂在山西的活動情形；四、民國政府保護古物的相關辦法。
本書也不時反映出作者的處事態度，尤其是厭惡民國紛亂的心理。譬如劉大鵬化名為「遯世翁」，遊歷天龍山，有言：「民國十四年八月之遊，較前不同，以世局之紛擾益危，政治之苛虐益甚，人心之敗壞益深，風俗之侈靡益大也。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斯之謂歟！」〈青楊河溝〉則載1921年時仍設私塾授徒，村人未染「維新惡習」，古道猶存，「無學生囂張之氣」，類似言語，到處充斥。另外，民國以後地方政府如何參與民間宗教信仰活動，在劉氏看來自然與民爭利，頗可深究其中過程。倘若配合日記內容來看，會更知曉其為人。
最後，晉省向來以採煤冶礦著稱，不過在劉大鵬的記載裏，也可見得一種現象。即：在缺乏國家統治當局有力的政策和主導，紳商參與煤業，難見成效；許多煤窰在民國後多形沒落，或挖掘費力，所得甚稀。此點亦可證國家機器對重大礦業開採之影響一斑。

西方夜譚

2008-06-06T03:41:00.001-07:00

張慧劍編，《西方夜譚》，上海：南京新民報館，1946，共294頁。
認識張慧劍(1904-1970)其人，最初是由於他所編著的《明清江蘇文人年表》。該書係以編年體形式，著錄明朝洪武元年(1368)至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之間，有關江蘇省文人活動的情況，包括他們的生卒、著述、繪事、交遊等。在收錄的4379人中，無論外地生長於本省，或久居本省，或在本省有較頻繁的活動，或與本省著名人物有交往的有關人物，均鉅細靡遺。張氏考訂特別引用了大約1500種文獻資料，《年表》各條都注明出處，相當用心。近來該書重印，可謂嘉惠學林；據我所知，書友唐老闆和何博士便心儀已久。
張慧劍另有其他的著作多種，如筆記《辰子說林》、文集《慧劍雜文》、小說《屈原》等。我手邊的這一本《西方夜譚》，主要是張氏擔任《新民報》擔任編輯時，將所負責的專欄短小文字集合而成。但是，此書作者各自不同，約五十位；既有知名的人物（如吳稚暉、高語罕、老舍、夏衍、易君左），還有一些援用筆名及微型的文人。根據發行人陳銘德寫的序文，各篇文章大抵寫於重慶國民政府時期，乃配合報紙「增出晚刊」之用。
書中所談約有幾項脈絡：其一、涉及時事，抒發個人所見。例如，關於國民參政會中有人提倡恢復讀經；藉由書寫首都南京舊事，激發民族情緒；談卓別林(Charlie Spencer Chaplin Jr., 1889-1977)電影中諷刺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二、對史事人物的回憶。如已經逝世許久的李鴻章、黃遵憲，乃至於陳三立、林庚白、蔣百里等。第三、抗戰期間後方的地景介紹。像是重慶生活、成都花會，還有鄉居農人日記。書的最後一標題〈辰子詩〉數首，應為張慧劍個人之作。總之，本書充分反映戰爭期間後方的思想意態，編者相當有意識地彙整了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報，卻能見微知著，瞭解一時一地人們所關心的事務。對後來戰爭結束，且能翻看此書的讀者來說，其中內容早已過往，以成雲煙；是來自中國西部的一段軼事，足憑弔念，因此稱之書名「西方夜譚」，並無不可。或許這正是編者張慧劍的用意所在。
當然這也是部充滿掌故的小書。譬如〈龍橋漫錄〉，內言羅文幹(1888-1941)是為不可多得的清官；猶太商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的財產不獨自己貿易所得，下台軍閥亦有將鉅款託其經營，遂遭吞沒情事。〈冥行者獨語〉則提及戰爭期間民眾為金錢而紛亂的心態：有女學生委嫁司機以謀生；不識字的巨賈花費十萬洋錢買假字畫等。
我買這本書還有段小插曲。2007年我人在上海時，某日到福州路的上海舊書店閒逛，內有一攤位專放民國時期舊書，於是在那裏到處翻覽。正當努力在尋寶之際，耳聽熟悉聲音，抬頭一望，原來是「古月」的胡先生；原來此攤位係其兄長所設。經過寒暄後，所挑的書自然也就依交情將原價打了折扣，頗感滿意。彼時訪書之樂迄今猶存，茲記於斯以供紀念。

代代相傳：陳伯陶紀念集

2008-06-04T07:29:00.000-07:00

陳紹南編，《代代相傳：陳伯陶紀念集》，香港：編者刊行，1997。共106頁，附圖照若干。
圖像資料經常對歷史研究有莫大的助益；人們通過一張照片或是實物，往往可以呈現出文字所無法言喻和形容的一面。拜科技之賜，我們現在教學及研究都可以藉此讓史學有更突破的發展。尤其是對我個人而言，中國近現代史領域裏能夠援用大量的圖片、實景實物等，更可豐富本來看似難懂甚至無趣的歷史風貌。這本以陳伯陶(1855-1930)為主的畫集，便是一個顯證。
陳氏字子礪，別署礪道人、九龍真逸，廣東東莞人。他是我所研究清遺民中相當知名的人物，終生著述甚豐，有《孝經說》、《勝朝粵東遺民錄》、《宋東莞遺民錄》、《明季東莞五忠傳》、《瓜廬文賸》、《陳文良公集》等。這部書冊是我在2005年春末到香港蒐集資料時，承賴恬昌教授不棄所賜贈。編者乃陳伯陶之孫，將家藏數種手稿、圖像，配合實地拍攝的照片，以中、英兩種語文方式來呈現。此外，書並以圖版紙印刷，整體說來相當精美，易於閱讀。
本書內容多為實物拍攝，其中有清末的遺物，像是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1871-1908)賜字，李鴻章(1823-1901)、翁同龢(1830-1904)的照片，彌足珍貴。當然也有民國以後部分，這些對理解忠清遺民的心態甚有幫助。舉例來說，有1922年遜帝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所賜的「玉性松心」、「忠肝古誼」匾額，係由另一廣東遺民朱汝珍(1870-1942)所寫。此時清室業已退位，而陳伯陶仍能與紫禁城內宮來往，政治傾向俱可明見。還有一張為1920年代在香江諸位清室遺民的合照，其內更不乏留辮示忠的人。
紀念集裏還特別附上陳氏民國後對於宋王臺和侯王古廟的實景，這兩處都有紀念碑銘文字。2005年，經香港友人陪同前往，我有幸到該地考察。那天傍晚，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我們還至深水埗桂林路61至65號的新亞書院舊址，觀看昔日牟宗三教書的涼亭；晚間則飽餐一頓，談天說地，好不愜意。治學倘能時時如此，夫復何求？順此表達我對香江舊友的衷心感謝之意。

我的生活史

2008-06-03T08:51:00.000-07:00

馬五先生，《我的生活史》，臺北：自由太平洋出版社，1965。共177頁。
「馬五先生」即是雷嘯岑(1896-1982)，湖南嘉禾人。這位知名的國民黨員，一生有著豐富的經歷；他最主要的工作都在辦報執筆和從宦，但仕途顯然並未順遂。本書共分為三部分談雷氏的「生活史」：家庭生活、學校生活、社會生活。家庭部分談到清末民初的湖南生活，鄉紳在地方擔任的角色和地位；學校生涯有絕大部分言及日本早稻田留學時代，也描述1920年代留日學生的活動；至於社會部分，講的是關於從政的各地見聞。
由於長期擔任下層幕僚，雷氏對國民黨的觀察可謂相當深入；像他提及的幾位人物，頗和我們過去的理解有所出入。譬如，雷留日時晤見戴季陶(1891-1949)，對其印象頗為不佳；胡漢民(1879-1936)與李烈鈞(1882-1946)私下宿嫌憎恨已久，藉故爭鬥；劉文典(1889-1958)個性直拗，被蔣介石(1887-1975)撤職安徽大學校長，反映國民黨政治文化；薛篤弼(1890-1973)以治理西北軍的經驗，搬至內政部來實施；戰爭結束後，雷以個人名義親自探視「漢奸」周佛海(1897-1948)等等。根據作者所言，自己平生有三位「伯樂」，即李烈鈞、楊永泰(1880-1936)、陳誠(1898-1965)。李氏早年政治失勢，使得雷嘯岑毫無奧援。楊永泰雖然對雷照顧有加，然亦使雷被視為「政學系」，屢遭打壓。陳誠在臺灣對雷氏表達關切之意，卻無法喚回作者的政治熱情。
這部《我的生活史》的另一特點，是雷氏曾擔任湖北行政督察專員，深入民間生活。因為三年間地方行政官的資歷，使得作者確立反共態度，更知基層社會的公道是非。我認為書中描寫行政專員的工作，頗可見微知著，擴大瞭解1930年代國民政府如何進行有效的民間管理和地方自治。此書尚可配合雷氏另一本回憶錄《憂患餘生之自述》(1982)來讀，但兩者還有些許不同。如後者較晚出版，許多內容比較簡略；而且，屬於禁忌的話也都已經可以暢談。像是提到張國燾(1897-1979)在香港生活；親共的宮崎龍介（宮崎滔天[1871-1922]之子）一度有意訪問臺灣等等。
最令我感興趣的一則軼事，是譚延闓(1880-1930)回憶清遺民李瑞清(1867-1920)的書法。李謂自己的法書，無一字不似古人，頗有自得意味；而好友曾熙(1861-1930)卻潑盆冷水，說：「所以無一筆是你的啊！」李、曾兩人均為名書畫家張大千(1899-1983)之師，但此則藝文故事也顯露雙方在書法的認知。
雷嘯岑一生的著作甚多，除了前述以外，幾年來我先後在古本攤上購得的還有《卅年動亂之中國》、《海嘯廔談薈》、《詹詹錄》、《新世說》、《自由人語》、《政海異聞與麻將藝術》、《人鑑及新官僚的嘴臉》等書。容後再行介紹。
無論如何，《我的生活史》內容直率坦然，係不可多得的回憶錄資料，難怪後來有龍文出版社願意重新將之排印。不過，因為龍文版需以成套的方式購買，價格其實不斐。所幸有機會我能在網路見到，立刻標得，僅150元。

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

2008-05-31T08:09:00.000-07:00

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共160頁，附錄：周子美〈近百年來江南藏書家概述〉等10篇。
我開始注意到「藏書紀事詩」體史料的價值，大概是從研究清遺民歷史之後。一方面，有些遺民曾經寫過「跟書有關」的書，甚至本身就是位藏書家；另一方面，「藏書」成為一種社會現象，而且帶動出版書籍的歷史，都必須倚靠豐富的文化資源和經濟條件才足以支撐。因此，這兩點構成了近代「藏書紀事詩」體的出現，不得不說是偶然和必然的重疊。有幸的是，許多忠清遺民正是如此傳統和現代交接的文化傳承媒介；他們不但開啟了這樣的寫作風氣，也成為是被紀錄的主體。
這部《上海藏書紀事詩》，乍看之初其實可能有點多餘；因為有許多人物可能都在以前的各類「藏書紀事詩」書中出現過了。不過仔細想想，實際上卻未必如是。此書毋寧比先前的藏書史書籍可說更具心思，因為限定了時空範圍。譬如，葉昌熾(1849-1917)《藏書紀事詩》無疑是這類書的開山之作；倫明(1872-1942)《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紀錄的是民國後成名的藏書家，但溯及晚清史事，已經把時間感列出；徐信符(1879-1947)《廣東藏書紀事詩》則集中在嶺南的藏書家。本書則是將時空兩者合一，同時凸顯近代中國上海一地的歷史特色。當然，雖然只是限定在上海一處，其實書中記載的人物卻係以江南藏書家為主；如同潘景鄭(1906-2003)言：「此書所收，雖未必盡屬滬人，然好書者往往倚為寄廬，兼以書商雲集，求書較易，百年中蔚為文化之域，其來有自」，誠一針見血之論。但無論如何，相信想要知道滬瀆往事的讀者，是不能忽略本書的。
書中還有幾個關鍵詞，頗值得留心。例如「合眾圖書館」，即為顯例。由於抗戰時期，江南一帶藏書損毀流失，古籍淪亡；為保存中華文化，1939年由葉景葵(1874-1949)、張元濟(1867-1959)、陳陶遺(1881-1946)等人發起，在上海成立合眾圖書館，聘請顧廷龍主持。館藏基礎是以葉景逵捐書為主，另有張元濟及多位藏書家贈書，共計收藏古今圖書25萬冊、金石拓片15,000種，以及期刊、報紙、書畫、尺牘、照片、書版等各種形式的歷史文獻。1953年，合眾圖書館將全部館藏、館產捐獻給上海市人民政府；1958年併入上海圖書館。從該書我們可以略知合眾圖書館的來龍始末，甚至藏家何自。
另一需要注意的是「上海文史館」。1949年中共建國後，為了酬庸各地耆老，經常予以常設的文史館員，藉資表示尊重，至今依然。許多藏書家被視為文化人物，毫無疑問也在籠絡之列。本書似乎也提供了政權轉換之際，知識界和文化人怎麼進行心理調適的過程。
最後，作者之一的宋路霞女士，撰寫過許多有關上海的典故書籍。近來由她整理出版孫曜東(1912-2005)口述的《十里洋場的風雲人物》，涉及上海洋場風物、梨園軼事、銀行金融瑣記，乃至汪政權內幕，非常推薦一讀。

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

2008-05-29T22:39:00.000-07:00

革命實踐研究院中興詩歌社、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端午詩社編，《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端午詩社，1973。共327頁。
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工具書。首先，它跟傳統的詩話體裁書寫並不相同，不是一本關於民國時期詩人的介紹；而是採取一頁一人的方式，將當時在臺灣（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各地的詩人，以小傳的篇幅加以介紹，共327人，還附上照片及代表詩作。在我的印象裏，人物小傳並附照片一類的書不算太多；光是照片而言，在今日已屬相當難得。像是田邊種治郎編的《東三省官紳人民錄》算是一種，而這部書的特殊貢獻之處亦即在此。
其次，由於本書在1970年代出版，可說是當時的執政當局進行了一次文化界的「調查」。我初略翻閱一下，既有從大陸跟隨國民政府而來的文化界人士（如：成惕軒[1910-1989]），也有1910年代在臺灣成長、歷經日治時期的本省籍詩人（如：陳逢源[1893-1982]），甚至終戰後甫出生的文壇新手也包括在內。在「光復」後，臺灣來自兩種不同傳統脈絡的詩人，如何在現實的環境下交流、共存呢？書中似乎也提供了若干線索可以參考。當然，這本書也替我解決過某些藏書的疑惑，試舉一例說明。有次我在古本書店買到一本名為《中國考試制度史》的簽名本，作者係沈兼士。該書乃沈氏簽贈給時任國立編譯館館長的王鳳喈(1896-1965)，時間為1950年8月17日。我心想這位「沈兼士」，並非眾所周知的北京大學教授、中國語言文字學與文獻檔案學家那位，因為後者1947年即謝世，怎可能還會贈書給人？結果在存疑的情況之下將書買下。《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最後終於幫我解答了此一問題。原來這位「沈兼士」，是江蘇東臺人，曾出任江蘇泗陽縣長，後在臺灣時考試院擔任參事兼組長，又任教於臺灣大學和淡江文理學院。

七秩自述

2008-05-29T08:27:00.000-07:00

吳望伋，《七秩自述》，臺北：作者刊行，1974。共14頁。
1960年代起，臺海的「兩個中國」開始進行另一種文化競賽，目的在於爭奪統治的正當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總理周恩來的倡導之下，號召了許多人撰寫過去的「經歷」，因此促成由官方主導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從中央到地方省縣市各級。至於在臺灣，大概就是《傳記文學》、《中外雜誌》一類的雜誌，刊載黨、政、軍、學各界人士相關回憶；而第三地香港方面則有《春秋》、《大成》等。可是，還有更多不見於雜誌的文字，每個人都嘗試寫一點自己曾發生過的事。試想：如果把這些集合起來，其實也是蠻驚人的，甚至可以從中牽起多條的歷史線索。就像這本《七秩自述》一樣，雖然僅是薄薄的小冊子，內容字數大約1萬餘字左右，卻簡要敘述了自己一生經歷。
吳望伋(1905-？)，浙江東陽人，南京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畢業。作者在1926年才投入黃埔軍校，後又積極參與國民黨在浙江的活動，直到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為止。這段期間，吳氏負責浙江省黨務改造工作、主持寧波《民國日報》、查禁煙毒、組織民間抗日活動，並負責接收敵偽產業。可以說，1949年前共二十年的時光，吳望伋與國民黨在浙江的關係密不可分。
另一值得留心的是：作者曾在1948年以立法委員的身份，提議修改農會法，並提出「二五減租章程法案」。此案後來成為國民政府在臺灣施行「三七五減租」的前身參考，吳望伋也因以土地改革成績而備受重視。
再者，吳氏於1958年創立「中華民國民意測驗協會」，以研討民意測驗學術，反應社會輿論為宗旨的民間學術團體。此一民間組織，用意在於推動臺灣「民主化」，並藉以聯繫跟美國的互動，加深臺灣在當時自由世界反共的地位。
實際上，這本小書出版之前，吳氏還有一件事頗可稱道，為書中所無。1956年，吳成立臺灣觀光協會，曾經建議政府早日規劃及設立國家公園。同一時間，民間組織也促使政府注意；內政部即對國外有關自然保育和國家公園的蓬勃發展深感興趣，於是開始著手收集相關資料。

北平一顧

2008-05-26T02:06:00.000-07:00

陶亢德編，《北平一顧》，上海：宇宙風社，1940[1938]，第3版。共235頁。
我去年寫了一篇關於戰前北平的研究，夏天時趁機參加成都四川大學舉辦的一場學術研討會，並在會議上宣讀。在那篇文章中，這部《北平一顧》是我非常倚重的資料來源。之所以會注意到該書，完全因為有次看了《宇宙風》的廣告，進一步刺激而得來的靈感。不過，靈感往往都是放在心中，通常是過了一段時間後，才逐漸醞釀變成一篇文章。像這篇北平的討論，我自己便累積長久的時間，大概約將近三年始轉化為文字。
但在論文寫作期間，我自己所參考的《北平一顧》，主要係後人編的民國時期北京資料。首次見到原書，倒還是這幾天發生的事。因為拿一些用不到的古本去書店換，老闆娘也從書庫裏找了兩本對我有用的書提供參考，結果我看了都愛不釋手，換的書價隨即化為雲煙一空。本書雖是第3版，然臺灣此間圖書館應不易見；初步查了一下，僅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的線裝書室有，可在館內借閱。
曾經集合而成為政治、文化的中心，後來在1928年後失去了其原來的地位，北京一直是研究民國時期值得重視的課題，目前也有許多學者研究和出版了相關論著。我在閱讀清遺民的資料時，便深刻感到這個古城對他們有一些難以言喻的意義。像是惲毓鼎的《澄齋日記》，無意間便娓娓道出為何自己打算留置北京之故。這恐怕不僅僅是政治因素的考量而已，還有經濟、人際關係方面的糾葛。
1936年6月，上海《宇宙風》發起「北平特輯」，公開徵文，吸引了不少人參與，動筆寫下他們對古城的追思。據徵稿啟事所言：「徵求關于北平的風光文物、衣食住行、城市個性、胡同生活、書攤廟會、花式鳥集、戲園茶館，及一切社會民生之斷片速寫等等文稿，小大由之，長短不論，如附與文字相關之照片圖畫，亦甚歡迎。」結果令人出乎意外，各地湧入的來稿不斷，《宇宙風》甚至以特大號的形式將篇目預告。隨著連續刊登關於北平的文章愈來愈踴躍，編輯陶亢德(1908-1983)始彙集成書。
這部集合了許多人所「想像」的古都回顧，除了展現每個人各自的北平經驗外，還透露出一種戰爭恐懼下的心理狀態，值得好好細究。

八年來的回憶

2008-05-16T01:17:00.000-07:00

陳公博，《八年來的回憶》，上海：光復出版社，出版年不詳。共29頁。
我自己以前從事歷史研究時，也對所謂的「負面」人物，有興趣從另一種來看待他們。譬如「漢奸」，如果全以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來思考，當然不免會充斥道德價值的語氣；可是要能換個角度的話，是否可以給我們有別於以往的瞭解呢？
陳公博(1892-1946)的一生，便給我許多類似的靈感。他出生於廣東南海的官宦之家；在「五‧四」時期求學北京大學之際，曾接受過社會主義思想，代表廣州出席中共在上海所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0年代時又是國民黨內改組派的宣導者；1940年代則改頭換面，成為南京汪政府的首任立法院長，嗣後兼任上海市長，直至終戰後成為罪無可赦的戰犯。由於對其人的興趣，我手邊也陸續蒐得幾種陳公博的著作，像《苦笑錄》、《寒風集》、《陳公博先生文集》等；《八年來的回憶》則係當中之一。
其實《八年來的回憶》相當易見；與其說是一本書，不如說是一篇長文，發表於1945年11月。我買此「書」，可以說完全是被它的封面所吸引。因為很難得有出版物的標語，會以「╳逆╳╳自白書」或「萬人切齒的╳╳」來形容作者的，大概這還是第一本吧。另一有趣的地方是書價「每本國幣五百元」，也可算是一樁有關社會經濟史的資料。不過讓我更覺得有趣的是，陳氏用什麼樣的言語來替自己辯白。
「書」中嘗試以眾所皆知的「漢奸」——「汪先生」為主角，鋪陳汪政權建立的緣由與始末。從稱呼「汪先生」來看，陳公博很明顯有意以文字為自己留下任何紀錄，無論是否可以達到脫罪的結果。這和他1939年撰寫《苦笑錄》、1944年出版《寒風集》時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外，陳的文字裏有一明顯的主軸：即汪政府的出現，乃不得不然，為日人侵華時勢下必須的結果。像是他舉稱參與「南京政府」，既是為了謀求避免在日本政策下經營兩國關係，也是防止中國華北地區的分裂，還有以三民主義來統治「淪陷區」，鞏固思想核心。陳氏甚至宣稱，汪政權對日人來說，實際上還有「敵性」的存在，在「雙簧論述」的結構上，毋寧達到抗日且安民的目標。有意思的是，汪、陳兩位都對共產黨一度親近，卻明顯在「南京政府」建立一事方面反對共產主義。總之，以一部汪政權統治綱領的「文本」而言，這篇長文儘管深具詭辯，卻極富可讀性，也深值重新去理解和思考。
毫無疑問，本「書」的確引來轟動，也是作者自我慨言無愧於汪精衛的著作，不過，若無時勢配合來發展，絕不可能有如此之「書」。「書」既是要給死者（汪）一個交代，也是向活者（蔣）的輸誠，好一份兩面都想討好的「自白書」！就讓我引用「書」的封底介紹，以做為印證當時造成輿論之震撼。
「陳逆精彩偽論」
重慶的同志們都很了然，
我的確苦悶達於極點。
我今天就承認秦檜是好人吧！
但賣國還有代價，
力勸（汪先生）不要離河內，
南京是和平抗戰，
說（蔣先生）對我是諒解的，
說（陳公博）是愛國的，
即沒有和（共黨）來往……

那一年：錦連一九四九年日記

2008-05-16T01:12:00.000-07:00

錦連，《那一年：錦連一九四九年日記》，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共185頁。
能夠有機會認識這本書，完全是因為昔日高中同學小朱的關係。前陣子，他問起我有無意願到家裏看看父親和伯父的藏書，並表示若有興趣的話願意贈送。就在今年3月的某一星期天下午，我帶著欣喜的心情前往，果然成果豐碩，甚至還挖到明治45年臺灣總督府出版的《臺灣統計要覽》（經唐老闆、許博士認證，該書至少以萬元起跳）。
這一本描寫1949年的日記，也是這次最有意義的收穫。日記原來係由日文寫成，如今業經中文的翻譯後整理而出版，為非賣品。作者「錦連」，本名為陳金蓮(1928-)，彰化市人。由於陳氏受到父親和哥哥都服務於鐵路局的影響，國小畢業後即進入鐵道講習所，畢業後分發到臺灣鐵路局彰化火車站服務，在電報室工作直到退休，在火車站工作將近40年。
陳金蓮同時也是位近代臺灣著名的文學家。他開始創作的時間可謂相當早；大約日治末期，就用日文寫詩，只不過當時發表的機會不多，大部分作品都只保存在自己的筆記本中。1949年，21歲的陳氏在《潮流》上首次刊登了日文詩作〈在北風下〉。《潮流》是「銀鈴會」出版的刊物；該會則是日治時代由一群愛好文學的青年所組成，其中幾位重要同仁，像詹冰(1921-)、林亨泰(1924-)等人，更是臺灣詩壇的重鎮。由於作者本名「陳金蓮」過於女性化，曾經因此飽受同輩嘲弄。沒想到等到他開始投稿後，卻因為女性化的名字而吃香，反被一群男性詩人「慕名」追求，笑話也在當時的文壇上流傳相當廣。
誠如書的序言所稱：1949年是一非常關鍵的年份，不獨國際局勢和中國而已，對臺灣人而言尤其如此。當時年僅21歲的作者直指「之前沒寫日記，之後不敢寫，只留下那一年的人生剪影」，意味更是深遠。在這年，國民政府在中國政治的處境失利，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於是來臺，改換跑道經營。然而就在不久前，「二‧二八」事件的陰影猶存，陳未暇細載箇中緣由，以求存證；如今統治者大舉入境，遑論留得一絲一毫的蹤跡了。
作者透過日記，讓我們體會那個時代的人複雜的心情。譬如那年的「二‧二八」當天，社會氣氛顯得格外異常緊繃，原本政府預定要進行戶口普查，但又怕過程中刺激民心，故有意決定延期至3月來進行。一個放在人們心中的日子，無論對官方還是百姓而言，無疑都是一項禁忌；到底如何從禁忌變成潛流，再從潛流浮出而成為節慶和記憶，實在是歷史研究不可多得的題材。
最後，日記中還記載了一樁跟小朱伯父極有關係的事情，即發生在那年的「四‧六」事件。當時4月6日的臺灣師範學院，也就是現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發生學生騎腳踏車雙載，被派出所巡察叫來罰站情事，結果導致師院和臺灣大學的學生發動學潮，召集一些學生包圍派出所。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陳誠，於是派遣軍隊和警察至校園，將學生抓走。事件最終造成的影響，是此後5月20日頒佈戒嚴令，白色恐怖於焉開始，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像是日記特別提到：刻意選在5月1日「國際勞動節日」進行人口普查，目的為了防範共產黨徒趁此時日活動，於是全島放假一天，連交通機關也被要求停止工作。這一普查背後動機，無疑當然也配合了戒嚴工作的開始。朱伯父那時正是師院學生，與作者有同鄉情誼，且又來往，故日記裏屢見。謹誌於斯，勿忘歷史傷痛，也表達我個人獲書的致意。

六十年行腳記

2008-05-15T18:24:00.000-07:00

樂觀法師，《六十年行腳記》，臺北：海潮音社，1977。共330頁。
釋樂觀(1902-1987)，俗名劉治樑，湖北漢陽人。本書主要乃從作者發表過的兩篇長文基礎上續記而成：一是〈我的四十年〉，另一為〈流亡緬甸十四年〉。此外，又加上幾篇零星的短文，統整為一氣呵成、且將近二十三萬字的記載。
根據作者自言：一生遭遇相當複雜，出生於帝制時代，長大於軍閥時代，行腳參訪於革命時代，流浪奔波在抗戰反共時代。整本書初觀之下只有一點可供註腳，即書名「行腳」二字。作者一直以行腳展現其人生，隨著走遍各地及見聞，寫下了這部回憶錄。
全書大致可以分成兩議題：一、以一位佛門子弟的身份，怎麼在清末民初時期進行生存，並和現實的世界互動？可以看到，即連作者的法號「樂觀」，亦是為了配合抗戰情勢而改名。最有意思之處，就是作者跟中國國民黨之間的關係。樂觀法師約自1925年孫中山逝世起始加入國民黨，嗣後屢以佛門中人的立場，參與各項政治的活動，包括組織佛學團體，代表國家前往東南亞遊說、聯繫。二、本書幾乎有近半的篇幅，紀錄了1950-60年代作者在緬甸的反共活動，也說明了冷戰初期國共在東南亞勢力的爭鬥。由於緬甸係以佛教立國，僧侶在當地可說具有崇高的地位。作者一方面結合緬甸華僑，希望爭取他們的合作；另一方面希望打破緬國對「自由中國」臺灣當局以基督教立國的看法，藉宗教換取民間外交的機會。最有劇情的發展是中共的「佛牙」(1956)和臺灣的贈「藏經」大典(1958)，雙方以此為戰場，形成外交上的角力。這是一場國共兩黨在境外的對決，也是冷戰格局下最為精彩的一幕。
值得介紹的是本書的出版處——海潮音社，是民國時期專門出版佛教界動態刊物的機構。該社所出版的刊物《海潮音》，始於1920年起，其重要性不僅在於歷史悠久，而且要瞭解中國百年佛學的發展史，不得不格外重視；尤其是它刊出了大量的文章，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例如，當我們想要研究近代中國的佛教改革家、著名僧人、社會活動家太虛法師(1890-1947)時，絕不能不翻閱《海潮音》，因為太虛的許多重要文章都刊登於此。此外，有關佛教界中的佛學研究的主流之一，譬如僧伽群體研究的成果與動態，特別是揭示當代佛教與現實問題的思考時，也不能離開它。
這部《六十年行腳記》其實是我在永和的一家舊書店無意間看到的。某天，我和家人連同朋友福哥一家人至樂華夜市吃飯，歸途時經過該書店，一時興起進去，結果喜出望外。原來書店的空間並不算大，是一處專賣二手書的地方；老實說，我本無太大的期待。誰知愈是如此，說不定愈有令你難以意料的發現。事後想想，中、永和一帶曾經也是許多眷村的居落地，平日想要的自刊本一類文史書籍，說不定還真的會有。我的另一本《彊盦文稿》也是這樣獲得的。不過，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偷閒絮語

2008-05-15T10:44:00.000-07:00

錢歌川，《偷閒絮語》，臺北：仙人掌出版社，1970。共207頁。
過去我所接觸過的中文書裏，有三個人的文字特別感到心儀和欣賞，分別是：周作人、周越然、錢歌川。為什麼會愛讀這三人的文章？老實說我自己也很難去描述。可能是讀來沒有壓力，帶有一絲絲冷靜與恬淡的感覺吧！這裏所要介紹的《偷閒絮語》，便是典型代表。
錢歌川(1903-1990)，自號苦瓜散人，又號次逖，筆名歌川、味橄、秦戈船。錢係湖南湘潭人，曾留學日本和英國，一生以教書和著述為職志。本書雖然是1970年出版，其實卻為錢氏在中日抗戰期間至戰後(約1943至1947年間)所陸續寫的散文。據1943年時作者在樂山所寫的〈偷閒絮語題辭〉云：「國難年艱分外忙，開門七事費周章；閒人那識忙中趣，偏有餘情話短長」，可知他如何定位「偷閒」兩字。有趣的是，書中的內容不獨為錢氏自己的「絮語」而已，還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種種社會現象，可供研究1940年代社會史或戰爭心理的參考。
此處略舉兩個書中的例子。第一例是關於「家庭房間」的由來。何謂「家庭房間」？簡言之，即抗戰大後方的情色行業是也。眾所周知，重慶為戰時陪都，係國民政府所在地，人口自然從四面八方而來，壅塞的情況可以想見。受到如此影響，原先的房屋和旅館並不夠住；有的旅館業商人為求獲利，因此趁機哄抬，避免受到客房不易尋求之擾，而推出「家庭房間」。舉凡肩負行李而來自遠方者，茶房便以「住滿」為由推辭，而留租給那些有意且單身前來的「特殊」客人，賺取高出數倍的租金。錢氏自己便曾租過此類房間，讓茶房誤以為前來進行情色交易，而順利租得房間。
第二例是作者對戰敗後日本考察的感想。其中一篇，是關於盟軍(主要是美國)統治日本，各方面「美國化」的現象；還有一篇談日本在物質生產和知識追求方面，儘管戰敗卻能「從死灰中復生」，進而諷喻美國雖未接管中國，但中國上層的「美國化」情形其實更趨嚴重。兩篇文章看似悖論，卻凸顯終戰後的日本社會充滿復興的活力。
我自己最感興味的是錢歌川對英文教與學的看法。其中當然不乏擲地有聲的見解；最令人噴飯的一段，係錢氏用交女友的方式來學英文。得力於時代環境，作者結識異性而英文突飛猛進，也在字裏行間表達自我的真誠。
本書還有幾篇也談到作者來臺灣的經過，還包括「光復」初期臺灣情形，甚至學習「國語」運動。總之，這部書有許多內容是《苦瓜散人自傳》的原型，既可當散文來看，亦能以回憶資料讀之。

小小回憶錄

2008-05-15T10:15:00.000-07:00

陳顧遠，《小小回憶錄》，出版地不詳：作者刊行，1965。共63頁，附照片11張。
陳顧遠(1896-1981)，陝西三原人。陳氏畢生著作甚多，曾因寫過《中國法制史》和《中國婚姻史》(均為商務印書館出版)兩書，而被日人列在世界名人辭典中。本書是他在七十歲時所寫的回憶錄，內容涉及求學、工作、教書、立法委員職務之遭遇。
這部回憶錄有幾個地方頗值一談。首先，作者經歷1919年「五‧四」事件，當時為北京大學預科學生。但據陳氏所言，自己因身為法學院學生，態度比較「保守」，反不若文學院學生活動那樣非凡，故對「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解釋並不一致。像他在書中直言，對白話文的推行其實是並不表贊同的。其次也是最珍貴的，作者擔任過訓政時期官派和憲政時期民選的立法委員，先後長達44年，不少立法院相關情事，可略從書中知曉。譬如行憲後，陳還曾出馬代表國民黨角逐陝西立委代表，其中運作的過程，頗能見得時代風氣。
本書在出版之前不久，陳顧遠本身還因為涉及一件社會訴訟官司而聞名。1963年，李敖與胡秋原兩人因為《文星》雜誌而打起筆墨官司，後來進一步演變為對簿公堂，造成胡秋原提出告訴李敖誹謗。而在那場官司中，身為法學家的陳顧遠恰好是原告胡秋原的訴訟代理人。可是過程卻非常有意思；據《李敖回憶錄》中寫道：「還有一次胡秋原加請法學家陳顧遠做他律師，陳顧遠不知是老糊塗了，還是裝瘋賣傻、兩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說我好話，並代我辯護起來，氣得胡秋原再也不請他了。」
讀此書，當與作者的另一本《雙晴室餘文存稿選錄》合看才是。因為存稿中有幾篇回憶文章，亦能同為本書略做註腳。

逃難與思歸

2008-05-15T10:11:00.001-07:00

陶萬冰如，《逃難與思歸》，臺北：作者刊行，1967。共172頁，附篇「家慶錄」。
作者雖是一位籍籍無名的女性，卻有著即不平凡的身份和經歷。她是民國著名社會史史家和政要陶希聖(1899-1988)之妻，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陶晉生先生之母。
整部書的篇幅雖短，卻有幾件記載值得一提：一、作者描述在民初時期，一位身為女性於婆家所遭受的不平待遇和折磨，頗能提供婦女生活史參考。譬如，在接連生了兩位女娃之後，夫家便建議休妻一事，讀來讓人深感忿忿。所幸作者娘家亦有其社會地位，因此免遭厄運。二、北伐期間國民政府發生「寧漢分裂」，陶家身處湖北，當地社會的氣氛。像是地方士紳對共產黨的「恐怖」印象，連陶希聖身穿軍裝，族中長輩言：「你是來做共產黨的嗎？」即此一言，描寫可謂維妙維肖。三、陶希聖於抗戰期間一度參與汪政權，後與高宗武陸續出走；幸而在作者運籌帷幄之下，勸說汪精衛和陳璧君，結果分批逃離，全家得以在香港團圓。日後陳璧君逢人必切齒言：「老娘玩弄英雄於股掌之上垂三十年，今乃見紿於此鄉里婆，誓殺之以雪恥。」此段秘辛，方可足為治史者釐清汪政府要人之外史。四、抗戰結束後政府的還都和動員情形。
綜觀全書，約略分為兩部份：前半為「逃難」，係回憶錄；後半為「思歸」，為來臺灣後所寫的詩句，大抵以家人為主題。當然，其中內容多亦有意猶未盡之處，如抗戰勝利，陶希聖仍心懷憂忡，直言中國「還有二十年大亂」。對日戰爭不過八年即畢，但陶氏依舊預言動亂尚有二十年，可見對時事感到低迷竟如斯。
這本書是多年前在牯嶺街「人文書舍」購得，後來並不曾在書肆見到。我在那時已讀過陶希聖個人的《八十自序》、《潮流與點滴》、陳存恭等訪問《陶希聖先生訪問紀錄》；讀了此書後，對陶氏家庭和為人則有更深切的理解和認識。

童保喧日記

2008-05-15T10:07:00.001-07:00

寧海縣政協文衛體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童保喧日記》，寧波：寧波出版社，2006。共394頁。
發現這本書，可以說很偶然。2007年7月上旬，我本來要到成都四川大學參加一個有關城市的學術會議，事前順道去上海看資料，無意間在某家書店見到此書。記得那天還忙著尋訪清遺民之子的住處，結果沒想到就在一處完全不屬於購書的地方而有意外的發現。
作者童保喧(1887-1919)是浙江寧波人，也是「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日記的內容涵蓋時間自1908年起，至1919年為止，時斷時續。在這十多年期間，恰巧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變動，即帝制的崩解及共和的建立。所以，儘管童氏雖非全國知名性的人物，可是仍能具體而微地反映當時人們的肆應之道。無論是清末華北地區的氛圍，還是民國後浙江地區的狀況。
這部書有些地方文字雖未言明，但如小心閱讀，還是值得細細品嚐。例如，清末時他讀嚴復翻譯《天演論》，寫下幾段自己瞭解的進化道理，頗具參考的價值。另外，日記裏還以革命女俠秋瑾的墓稱為「西湖第四絕」，可見其態度。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逝世，然事情分別記載，可是卻要等到慈禧死訊公布之後，清廷官方始有「停課三天，禁止百日剃頭」的命令；其中原因為何，令人費猜疑，莫非真如民間傳說光緒係被毒死之說，種種情況，文字有意無意反映箇中的情況？
此外，民初政治、社會的各種現象，亦能在日記中窺見一二。如軍政界活動情況、學潮迭起、日本對中國的壓迫和影響、洪憲帝制、張勳復辟時的反應、對黎元洪的觀感等。雖然童氏早歲即逝世，但他的日記卻留下相當忠實的紀錄，足可讓我們理解清末民初時人們的想法和見識一斑。

中華畫報：七友國畫欣賞特輯

2008-05-15T10:03:00.000-07:00

中華畫報：七友國畫欣賞特輯》，98 (臺北，1958. 02)。附圖若干，共22頁。
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臺灣的社會內部於是產生了繼「光復」後更劇烈的變動。其中一項值得觀察的指標，即是臺灣成為所謂的「復興基地」，使得原先屬於地方性的事務，一變而改成具有全國性指標的意義。這裏要談的藝術風格轉變，也在如此的範疇之內。
日治時期，臺灣受日本殖民統治，也吸收了來自日本發展出來的新式美術教育，臺灣畫家已將東洋畫視為臺灣美術之一環。在戰後初期，臺灣各地舉辦「省展」，自然而然地也將東洋畫納入國畫藝術之列。沒想到在大陸文化人士來臺後，赫然發現「省展」的國畫竟然是日本畫，於是紛紛大加韃伐。以他們的中原文化本位心態來說，中國傳統水墨畫才稱得上是「國畫」。1950年，在「臺灣藝壇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上，畫家劉獅直批將日本畫納入國畫的人是「拿人家的祖宗來供奉」，從此展開了長達十數年的所謂「正統國畫」的論爭。此後，隨著「省展」成為全國性的美術展覽，因此隨著政府來臺的大陸籍畫家開始介入省展評審。在文化認知南轅北轍的情形下，發生所謂「國畫」的正統性問題。
這些強調中原正統，逐漸成為主流，並以「六儷畫會」、「七友畫會」等畫會最為活躍；相對之下，東洋畫則日趨式微。直至1960年舉辦省展，畫家劉國松建議將「國畫」部門分成兩部，把東洋畫歸於省展國畫第二部，才結束了此一長期的「正統國畫」之爭。
我所購得的期刊特輯，便是以「七友畫會」的作品為主，做一通盤介紹。「七友」者，係指馬壽華、陳方、陶芸樓、鄭曼青、劉延濤、張穀年、高逸鴻等人，於1958年組成。個人並非藝術史研究者，所知有限；聞學友琳婷刻正以此為專題，故野人獻曝提供所知一二。

謝鑄陳回憶錄

2008-05-15T09:59:00.000-07:00

謝健，《謝鑄陳回憶錄》，臺南：楊樹梅刊行，1961。附圖3張，附錄《竹岑隨記》等六種，共201頁。
受到環保意識抬頭所影響，最近兩年我都不太主張影印書籍，能夠從圖書館借來的書，便盡量讀完；至於原書若有機會，等看到時再說。這點或許頗與許多人背道而馳；因為我終信：只要有緣的話，時機一到就會買得。沒想到這樣的想法，竟然也會落實在幾次購書的經驗中，以下所要介紹的《謝鑄陳回憶錄》，即是先讀過，後得自於牯嶺街的一家書店。
作者謝健(1883-1960)，四川省榮昌縣人。早年留學日本，歷任各級法官和律師職務，又曾為司法行政部典試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等。此書係謝的夫人楊樹梅法官以個人名義出版，後收入沈雲龍所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全文字數約共九萬字。
書的內容相當豐富，可視為一部值得細讀的史乘掌故。綜觀特點約略有三：第一，作者早年涉足法界，從清末民初以來許多律師、法官軼聞，及相關法制組織演進，均有提到。有關清末湖北開辦法院和設立法官養成所、民初上海律師人際交往情形等，本書作者皆為親歷，讀來津津有味。像是昔日上海律師，幾乎無不自稱為「大律師」，但不知何故？根據作者指稱：乃援引英國律師制度分有大、小之別，故此稱呼的淵源，沒有人願意以「小」自居。
第二項特點是作者花費諸多篇幅描述戴季陶(1891-1949)關於公、私生活的一面。這固然與他長期以來和戴的交往、工作有關，但裏面也不乏秘辛。換言之，要瞭解戴季陶個人生平事蹟，本回憶錄也不能忽略。例如，戴氏在清季旅日期間，曾經與朝鮮李姓公主訂婚，因事涉政治敏感，而不到三日，交往遂絕，外間鮮知。也由於跟戴季陶的交情匪淺，謝健自己亦歷經了許多不凡的際遇。如當1931年7月南京國府舉辦第一屆高等考試時，戴身為主考官，作者亦參與該次的試闈。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謝氏篤信佛教之故，因此多有民國時期佛教團體和國民黨互動的記載。特別是他師事太虛法師，又任中國佛教學會理事長，這些身份也使得他屢次參與國府的宗教活動。
此書另收有陳天錫若干資料，蓋乃陳氏最後校訂緣故，故可和《遲莊回憶錄》相參看。

天地悠悠

2008-05-15T09:55:00.000-07:00

葉蘋，《天地悠悠》，臺北：文壇出版社，1970，第四版。共144頁，附圖數張。
我自己對婦女史的研究可說是門外漢，而且一竅不通。不過，隨著每回尋找舊書的經驗，身邊倒也不經意蒐集了幾本民國時期女性的回憶錄。此處介紹的《天地悠悠》即是其一。
作者「葉蘋」，其實是葉霞翟(1914-1981)的筆名。葉氏係胡宗南(1902-1962)之妻，上海光華大學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光華大學、金陵大學教授，臺北師專校長。胡氏為黃埔一期，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是位值得一提的軍事人物。他曾在對日抗戰時，負責屯兵陝甘寧區，一方面既與日軍作戰，另一方面又和中共斡旋。關於這段期間胡經營西北的事蹟，曾有許多人回憶，廣為美傳。二戰結束後，胡又接任西北長官公署副長官，嗣後轉戰西南等地。
本書最重要之處即是從妻子的角度，看待胡宗南這位傳奇將軍的一生。相較於《宗南文存》一類公開信電資料，乃至其他人所紀念胡宗南的文章，作者文筆流暢，讀來津津有味，可以大幅理解胡生活的另一側面。第二項長處是讀該書可以隱約理解國民黨∕國民政府來臺後的人際活動面向，譬如婦聯會組織、國防研究院課程和基督教信仰等，在五、六○年代間是怎麼運作的。當然，由於這本書完成於1965年時，適值還活在「反攻復國」的迷夢中，更可窺測外省籍人士在臺灣的生活與心態一斑。至少，本書毋寧反映出從高層的軍事將領的角度。
書中也有一些作者個人親身經歷，頗能印證不同時代的氣氛。像是抗戰期間，後方教授每月薪俸僅足訂做一件藍布衫而已；國共內戰期間，共產黨策動知識青年展開「吃光運動」，目的在進一步打擊國民政府威信；而1949年前後，國府如何安置跟隨來臺的軍政高級人員(有段蔣介石來訪住在隔鄰的居正，並派蔣經國問候作者的經過)；1961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國慶舉辦閱兵大典，人們還積極準備「返回大陸」。
此外，該書還引用一些少見的資料，如胡宗南未刊日記、書信等，儘管雖名為文學著作，然亦可徵證其可信度。
此書另有幼獅版，為2006年再版。

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国旅行記(解題)

2008-05-15T09:48:00.000-07:00

東洋文庫近代中国研究委員会編，『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国旅行記(解題)』，東京：財団法人東洋文庫，1980。附：朝鮮滿洲支那案內抄，共348頁。
因應何博士的指示，提前先將這本書安排介紹。此書內容係將1874年至1979年間，收藏於日本東京「東洋文庫」有關明治時期以來日人在中國的旅行遊記，做一統整解題和說明。換言之，要瞭解近現代日本對中國的瞭解和活動，此書無疑是一本相當有用的工具書。從本書的編纂，亦可見日本學界整理資料的用心和努力。
最值得談的是，它不惟是本重要的書而已，我還有幸能夠買到日本學者山根幸夫(1921-2005)的藏書。記得2006年6月，我和果顯同居在東京神田區近三週，幾乎每天回住處之時，必繞路經神保町，順便隨意一覽古本舊書。接連在那裏買了幾本日人遊記後，有天不經意在「東陽堂書店」看到這本書。但是，幾番猶豫之後，實在因為價格而無法買下。回家後，跟果顯聊起，要不是他提醒說：「這幾天你買的書不就與此有關嗎？」於是忍痛出資，沒想到卻做了一個對的決定(因為我曾在北京看到一位重要學者的簽名題字書，結果沒買，深感懊悔)，迄今仍然時感得意。
三週的東京之行真是令人難忘。尤其是Starbucks的抹茶拿鐵，一邊喝飲，一邊細數所得古本，無法忘懷。當然，那邊日本朋友的熱情招待，更是不在話下，永誌吾心。

佈局記

2008-05-15T09:42:00.000-07:00

錢益，《佈局記》，臺北：大道雜誌社，1978。附圖，共110頁。
第一次看到這本書時，它的封面和名字便給我兩種錯覺。首先，「大道叢書」誤以為是一本跟宗教信仰有關的書。第二種感覺是「佈局記」的書名可能是部小說，特別與推理情節有關。但我翻了序言之後，卻大感詫異，以100元的價格決定買下。
作者係國立交通大學鐵道管理學院畢業，《佈局記》講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來臺灣創辦公路局的經緯始末。簡單地說，這是一部回憶錄，共六萬多字，其中不乏關於19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交通方面的統治政策。
書中除了談公路局設立情形外，也涉及到幾處有關「光復」後臺灣的社會經濟情形。譬如：「二‧二八」事件臺北地區交通秩序的混亂、美援物資和顧問對交通的影響(如輪車保養制度的提出、人才培養和競賽)、臺北市公車最初的管理和督導、「金馬號」客運及西螺大橋的出現等。
不過，作者立場亦自有偏頗之處，無須諱言。像是言及日本統治時期，彷彿並無交通建設；有之，亦為「侵略」用途。作者初到臺灣之際，適逢日本投降不久，社會上滿目瘡痍，交通自然停擺。但以殖民為目標的臺灣總督府，是否就如作者所言一無成就？實乃亟待考察研究。

聖遺先生詩集

2008-05-15T09:20:00.000-07:00

楊鍾羲，《聖遺先生詩集》，乙亥[1935]年刊本。
楊鍾羲(1865-1940)是我研究的清遺民之一。他曾經以《雪橋詩話》這部涉及清代掌故的文獻，受到新派史家胡適、顧頡剛等人所注目。對於他的生平事蹟，人們知道的恐怕少之又少。以我所知，日本學者倉石武四郎即在其日記中多次提到每週二向他問學。
2004年時，我特別在上海圖書館調閱此書，希望做為研究之用，沒想到日後竟然能在臺北的舊書店裏無意間看到。能夠買到這本《聖遺先生詩集》，其實是很偶然的機會。記得那天興奮地跟書友唐老闆談起，他於是連忙網上一查，發現臺灣各地圖書館均無，唯獨北京、上海兩地圖書館始見。
此書詩作始自辛亥[1911]年起，至乙亥[1935]年止，共五卷，末有李宣龔跋。透過詩唱可得知楊氏的遺民心態，以及人際交往的情形。卷首封面有林光灝敬贈題字，時間1952年中秋前二日；另有彭國棟印。林氏生平不詳，待考，撰有《晚香庵叢談》。